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唐代梨园乐官新证

梨园的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辽教坊与演剧

辽教坊组织设四部,其职司主要是在宫廷有重大节日庆典时进行包括杂剧在内的散乐演出.辽教坊散乐的表演与中原地区传统伎艺相类,同时又带有本民族的特征.教坊杂剧演出内容风格与宋教坊演出有很多相近之处,彼此因地域相近而相互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中晚唐教坊之商业化考论

商业化是中晚唐教坊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唐教坊的皇家私属性;第二,地方音声的繁荣与教坊乐伎的流散;第三,唐教坊的外雇之业与商业谋生;第四,唐教坊曲商业化之潜在特质。     

关于唐代教坊的三个问题

教坊始设于唐代,对唐代音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玄宗设立教坊的直接目的在于安置原藩邸的乐工与宦官;唐代第一任教坊使为范安及,教坊使的职能是管理乐人与音乐,他们与音乐才华没有必然的联系;青楼与教坊关系密切,盛唐时它是教坊选拔乐人之重镇,中晚唐以后教坊加强了对青楼的管理。     

唐庄宗时期宦官擅权干政问题探析

唐庄宗时期,宦官势力一度复兴,对后唐的军政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唐末宦官集团促进了沙陀的兴起和发展,部分宦官参与了后唐政权的创建以及唐末宦官残余势力的聚集,是宦官势力得以再度复兴的重要历史背景,而唐庄宗恢复宦官担任诸司使职和宦官监军制度,则为宦官势力擅权干政提供了政治条件.宦官势力大肆擅权干政,产生了恶劣的后果,最终导致了唐庄宗的败亡.     

大晟府与教坊关系考辨

教坊是两宋时期最重要的俗乐机构,北宋中前期先后分属宣徽院、太常寺管辖.大晟府成立于北宋末年,是朝廷正式的音乐管理机构.关于大晟府成立期间教坊的归属问题,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本文认为,北宋末年的教坊确为大晟府的属下机构之一,而这一结论之所以被质疑,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坊主理的音乐为俗乐性质,与宋代王朝的宫廷内部的娱乐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大晟府所行使的对教坊的管理权就难免会为宫廷内侍机构所分享.     

中国回民教坊制探究

伊斯兰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在回民中产生了一种特有的宗教组织制度——教坊制。它不仅具有伊斯兰教本身的特色,保留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制度、传统习俗,而且由于不断地适应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带有许多鲜明的中国特色。教坊制对中国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通过分析中国回民教坊制形成及演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入手,探讨...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的方法论意义

盛唐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诗歌创作与演唱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唐诗成熟与繁荣又和唐乐有重要关联。唐诗在唐代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歌诗”, “歌诗”的发展则与唐教坊关系密切,唐教坊作为一个准娱乐行政机构,在唐诗创作与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王立著《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从制度层面对此做一解读,并在方法论层面上做出了系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