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性的创造

李泽厚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次讲演中说，如果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是保守主义，谭嗣同的“流血遍地”是激进主义，那么，我以为处在两者之间的康有为，恰好可算是“西体中用”的自由主义。张之洞强调的是维护、捍卫传统的等级秩序，谭嗣同要求用激烈方式打破这种既定秩序，强调人人平等。那么康有为则更多立足于个体自由，主张渐进地改变现存秩序。这便是我所赞同的第三派意见。“革命性的创造”，是彻底地打破、冲毁、推翻旧有的、现存形式模态、秩序、制度，尽速地创造出新的东西。我今天强调的恰恰相反，主张不必彻底破坏，迅速改变，…     

谭嗣同《狱中题壁》诗真伪考辨

戊戌变法后,留日青年学生中盛行一种被称为“浏阳体”的诗歌,形式为七言绝句,内容狂放恣肆,充满激情。革命烈士秋瑾、陈天华、赵声就都写过不少这种极富战斗性的“浏阳体”诗歌。“浏阳”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湖南浏阳人谭嗣同,“浏阳体”诗歌就来源于谭嗣同的一首《狱中题壁》诗:     

论粮油期刊文化与粮食文化观——兼论粮油期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国家粮食战略中的文化使命

提出了基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文化的粮食文化观,即：“民以食为天”之粮食政治文化观;“农业乃百业之基,粮食乃农业之基”之粮食经济文化观;“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之粮食行政文化观;“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之粮食企业文化观;“技术创新为粮食保驾护航”之粮食科技文化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粮食消费文化观;“食以安为先”之粮食安全文化观;“节粮光荣,浪费可耻”之粮食道德文化观;“色、香、味、意、形、养”之粮食审美文化观;“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之粮食哲学文化观。论述了粮油期刊和粮食文化的关系以及粮油期刊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施国家粮食战略中的文化使命。     

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作为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主帅之一 ,方克立在文化哲学研究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对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发展历程进行了拓荒性研究 ,通过宏观审视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地阐释了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贡献与缺失 ,批评了“西体中用”论的文化观 ,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思考 ,从而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方针、方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学派的“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     

谭嗣同新学与湖湘文化

“以太为体,仁为用”是谭嗣同资产阶级新学的主要内容。在谭嗣同的新学体系中,物质文明是以“格致”为基础的近代科学技术,精神文明则是以“民权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谭嗣同新学的构建与主体文化的来源是以湖南文化所蕴含的丰厚哲学思想资源为基础的。     

谭嗣同哲学三题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近代哲学的特殊性,新旧交替、中西交汇使近代哲学无论理论来源、内容构成还是概念范畴、体系建构都变得异常斑驳、多变和复杂。这一点在谭嗣同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有鉴于此,如何界定、把握谭嗣同哲学的性质和特点,进而客观、合理地界定其地位成为谭嗣同研究无法回避的首要问题。学术界对谭嗣同思想的研究存在诸多有待探索的空间,对谭嗣同哲学的定性颇有争议,对于谭嗣同的评价也有待商榷。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与中国本位文化观比较审视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中国本位文化观同诞生于民族危机深重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两者都具有救亡启蒙社会思潮的一般特征,都是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大命题的回答;相对于中国本位文化观,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更具有开放性、实践性和人民性;由于时代性和阶级性的差异,作为国共两党代表性的文化观,两者有了不同的历史影响与作用,分别具有了不同的历史运命与归宿。     

论谭嗣同的变易观

中国近代是内忧外患的时代,也是奋发图强的时代。谭嗣同希望通过变法维新,将中国引向富强之途。因而他对“变”寄予厚望,对通过变法达到的理想境界心驰神往。他论证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或者说,为变法提供理论辩护的则是变易思想。从思想来源上看,谭嗣同讲变易的理论武器大致分为三个方面,即佛学、中学和西学。谭嗣同建构了自己的变易观,既揭示了万物变易的天地之序,又提出了历史变易的“两三世”说。由于不能辩证理解变与不变(运动与静止)的关系,他一味追求变化日新,而最终陷入极端。     

周人伦理文化观的核心、表现和特点

伦理文化观的核心是道德观。从周人对“道”和“德”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的道德观。周人的“道”、“德”观，不仅包含着对天道、世道、人道的信仰、体认和遵从，而且包含着对传统道德、现实道德和理想道德的兼顾整合。周人的伦理文化观表现为观念、行为、制度和器物。周人伦理文化观的特点是政治化、礼乐化和理论化。     

谭嗣同思想悲剧新论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于悲剧性的杰出人物,本文多层面地分析了谭嗣同思想及实践的特点,从“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既冲决网罗又未尝冲决的悲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人格恶剧”等三部分揭示了谭嗣同思想及实践所体现的悲剧性意义,蕴涵深刻而富于启迪。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依然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的辨证唯物的文化观推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为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谭嗣同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

一谭嗣同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来源于我国传统的民主思想。他说: 几为仁学者,……于中国书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札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阳明、王船山、黄梨州之书。从谭嗣同的读书笔记《石菊影庐笔识》来看,它涉及我国古代著作几十部,他对其中不少的书都写有心得,可见,谭嗣同从我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中吸取了营养,其中也不乏古代传统的民主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庄子》的“递相为君臣国,人人可以居之”,墨子的摩顶放踵之志,都对谭嗣同政治思想中的民主因素的形成起了作用。谭嗣同在《上欧阳瓣姜师书》中说孔子是主张兴民权的,孟子“畅发民     

平等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状态？——论康有为、谭嗣同平等思想的差异

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对平等的推崇令人注目,正如相同的理论来源决定了两人平等思想的相同性一样,对孟子与庄子的不同偏袒注定了其平等思想的差异性：对平等内涵的界定,康有为利用孟子的性善说与天赋人权论相互印证,将平等说成是人“直隶于天”的天赋权利;借助庄子的破对待与佛教思想融合,谭嗣同将平等理解为不生不灭即微生灭的宇宙状态。对平等内涵的界定隐含着对实现平等途径的理解,康有为在人人自主、独立中关注女子的自主和独立问题,将“男女平等各自独立”视为通往平等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演绎为“毁灭家族”的平等之方;谭嗣同在通而平等中执着于破除对待,在“人我通”中希望“别生种人”达到“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平等状态。     

佛道为表儒家为里——从“二十七界说”解析谭嗣同《仁学》的哲学思想

谭嗣同是近代中国建构哲学体系的第一人,他的哲学思想体系集中表现在《仁学》一书中.《仁学》的哲学思想又集中表现在“二十七界说”中.“二十七界说”思想明确,有其佛学的外表,但其内核仍是融摄儒佛道三家而归宗于儒,实为他追求的“通”或“一”的观念作一个哲学的说明,而“通”或“一”乃是谭嗣同致力于伦理、政治上“平等”观念的哲学依据.所以,通过“二十七界”说,即可剖析出谭嗣同《仁学》的哲学思想实质,即佛道为表,而儒家为里.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中国化进程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进程中的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都致力于从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分析解决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问题 ,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视角转换 ,进而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时俱进 ,不断达到新水平。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为指导 ,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谭嗣同与王船山

<正> 谭嗣同和王船山分别是我国十九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两位杰出的进步思想家.从王船山到谭嗣同,历史虽然走过了近两百年的路程,但是,由于那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锐意改革,振兴中华的强烈要求,使他们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谭嗣同对王船山推崇备至,他把船山的思想看作是复兴民族,“昭苏天地”的一声春雷.他把船山学说和其     

近20年来"综合创新"文化观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先生明确提出了“综合创新”文化观。近20年来,关于“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成绩有目共睹。“综合创新”文化观,在当今中国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然而,从总体上来看,“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和人们的需要与期待还有距离,必须切实加强和深化拓展。只有真正进行具体而实际的综合创新,才能更加有力地推动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佛教精神之承继与高扬——谭嗣同的“应用佛学”及其价值取向

晚清中国思想界有一颗慧星,那就是谭嗣同,为使世人知悟中国变革必从流血而成的道理,谭嗣同又是“中国流血第一烈士”。谭嗣同曾好船山之学,喜谈名理。在南京与著名佛教居士杨文会结识后,从其研习佛法,思想学问由此大变。他以佛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的思想为基础,著成《仁学》一书。其所谓“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当是谭氏身体力行的“应用佛学”,以至于可把《仁学》当作“佛书”来读。     

谭嗣同“仁本体论”的建构、解构与儒学还原--纪念谭嗣同诞辰150周年

在中国近代史上,谭嗣同是一个著名政治人物：他因参与“维新变法”而被处以极刑,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个著名思想家：他以“仁本体”为基础建构了一个仁学哲学体系。近期,为纪念谭嗣同诞辰150周年,围绕着其“仁本体论”,河北大学哲学系师生数次专题座谈,研讨其“仁本体论”的建构、内涵及意义。在研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正”“反”“合”三个相对集中的观点。现将这些观点梳理、修订为一组论文,不仅作为对谭嗣同诞辰之纪念,亦希对儒学本体论的建构提供一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