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六地市1142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六地市的农户调查资料,对福建省农户被征地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显著的影响因素中,户主受教育程度、征地前家庭拥有土地面积、农民是否参与讨论或决定征地补偿标准、土地补偿款是否都兑现、对有关征地政策是否有所了解、农民认为征地补偿费用合理程度和被征地离中心城区距离是正向影响,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农民期望的征地补偿标准是负向影响。研究的特点是将农户意愿受偿价格变量内生化,将其作为一个自变量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青海省被征地农民权益保障初探

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活和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文章就我省依法征地现状及现行征地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的建议。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大量失地农民的出现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耍产物。以环渤海地区为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具备可能性、必要性及必须性。基于被征地农民实情,以城保为基础,是环渤海区被征地农民杜保制度构建的路径选择。但在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应强调对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同时,改革土地征用流转制度以配套环渤海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保制度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     

产权强度、资源禀赋与征地满意度——基于全国273个被征地农户的抽样问卷调查

基于产权强度的理论框架,结合农户资源禀赋特征,采用Ordered Probit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征地补偿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并揭示其政策含义。研究表明:产权强度各维度和农户资源禀赋对农地征收满意度的影响显著。其中,赋权方面,农户排他权认知与法律赋权的偏离降低了征地满意度;实施方面,农户的处置与交易能力提高了征地满意度。得出结论:降低农户对土地权益认知与法律赋权之间的偏离程度,能够改善征地满意度;避免法律歧视的土地赋权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鼓励农地的流转集中,缓解农地的细碎化,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能够对土地征收形成有效制衡。提出土地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保障功能及其替代问题,而是隐含着农民对土地财产权利的诉求,应强化农民的土地赋权。     

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制度的完善

<物权法>第42条第2款关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制度安排的规定在实践中存在一些不十分清楚的问题.在<物权法>颁布前后,许多地方政府就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安排作出了规定,通过对不同地方安排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具体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存在着以下缺陷:没有为被征地农民安排城镇社会保障费用;没有为被征地农民安排足够的社会保障费用项目;没有为被征地农民安排享受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待遇的费用;没有为所有被征地农民安排同等社会保障费用;没有为不能就业的被征地劳动力妥善地安排社会保障费用;地方政府承担的社会保障费用面临支付风险.因此,需要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制度.     

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剖析

与主要发达国家征地补偿制度相比,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的缺陷在于补偿范围小,标准低,补偿方式单一.现行这种补偿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有着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特点,其表现为否定各经济主体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已赋子并普遍承认各经济主体相时独立的经济利益.而征地补偿制度却未能随之施行市场化改革,这忽视了被征地农民相对独立的利益要求,损害了他们的基本经济权益.本文提出在维护我国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应逐步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公平对待农民基本的经济权益;有选择地借鉴发达国家的征地补偿方式.完善我国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征地制度:城乡差距的一个经济动因

现行征地制度作为计划经济条件下降低工业化、城市化成本的产物,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深刻的体制矛盾导致了严重的弊端。本文进而分析了征地制度对目前城乡差距扩大的影响,表明征地制度已取代“剪刀差”而成为农民利益直接受损的主要经济因素,并对社会的正常运行产生了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征地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从而寻求一种能使农民分享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成果的体制安排,使城乡差距得到抑制,并提出了改革的几点思路。     

博弈论视角下的征地实践：基于鄂中L村的考察

基于对既有征地研究中政治抗争视角以及批判我国当前土地制度视角的反思,研究发现,需要将国家征地行为置于村庄之中,实现征地情境的还原,揭示征地本身的复杂性、所牵涉征地主体及其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才能整体和客观理解征地纠纷和冲突产生的实质。通过对鄂中L村征地实践过程的详细展现和考察,发现征地纠纷主要是村庄内部各主体针对征地利益博弈的结果,与抗争政治视角中农民的利益或权利受损无关,也与当前我国土地制度（包括征地制度）所隐含的土地发展权国有的规定无关。村民在利益博弈过程中,因博弈能力的差异造成了村庄利益分配秩序的失衡,引发了村庄公共资源分配失序、村庄社会关系紧张、村庄历史遗留问题被激活等社会后果,侵蚀着村级组织的合法性。     

完善征地制度 保障失地农民权益

我国征地过程中存在着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征地补偿政策不合理以及政府执政理念出现偏差等问题,导致了失地农民相关权益受损,生活、就业没有保障,心理压力增大等一系列问题。为此,政府首先应创新理念,其次要改革相关土地征收制度,最后要建立健全失地农民一系列的保障体系。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结构博弈分析

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征地博弈实质上是一种结构博弈,整体遵照"制度—结构—行动"的路径展开。围绕征地的相关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先赋博弈结构"导致了被征地农民与地方政府地位的非对等性,最终使农民成为征地博弈和城市化的最少受惠者和利益最大受损者。要避免征地博弈中农民利益受损,关键在于构建适当的制度安排,在有效制约政府权力的同时,让农民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正常的制度性途径反馈到政府决策中,在制度及其设计中拥有适当的话语权。     

论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的障碍与对策

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是被征地农民通过参与征地程序、表达利益诉求、意图影响政府征地决策的行为。扩大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被征地农民利益;有利于政府形成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矛盾化解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建设。扩大被征地农民政治参与存在制度性障碍、组织性障碍和参与能力障碍等现实问题。扩大被征地农民的政治参与要完善政府征地程序、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政治参与能力。     

秦皇岛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政策研究

被征地农民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尽快建立健全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的稳定和城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介绍了秦皇岛市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情况,并指出了制度实施中的问题,主要包括土地补偿标准过低,给付待遇水平低,政府补助比例较小以及保险精算理论不足而导致保费偏高,最后,通过保险精算手段得出不同的给付水平、性别、起领年龄、投保年龄以及预定利率,算出的应缴保费都有所不同。根据秦皇岛市目前实施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易造成投保人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应加以完善。     

被征地农户的生计转型：“土地换货币”可行吗？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利用江西九江和湖北襄阳被征地农户访谈数据,对被征地农户补偿款使用决策行为进行定量研究,深入剖析被征地农户的补偿款使用影响因素与效应。研究发现,农户征地补偿款用途显著受到家庭生计资本以及补偿款数额的影响;被征地农户对补偿款既不会任意挥霍也不会全部留作养老,而是根据生计资本状况、补偿款数额和资金需求做出理性安排;“土地换货币”的效果依赖于补偿款的用途和数额的相互配合。在坚持“土地换货币”的前提下,建议促进征地后土地的自愿流转、引入“整村推进”的征地模式、提高货币补偿比例、引导被征地农户将补偿款用于生产性用途。     

征地制度改革进路初探

征地制度是保护耕地、规范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全面保障农民权益,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其宗旨仍是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的局限与出路

为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在一些地区出现了将社会保障作为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的实践。通过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的局限性分析发现,土地保障和社会保障不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保障安置存在着背离权利主体的平等性、转换责任主体、混淆分配层次、保障水平较低等局限性。社会保障作为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方式在理论上存在着误区,在实践中出现了严重的困境,是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的伤害。作为再分配手段的社会保障既不能代替安置的功能,也不能被安置的初次分配功能所替代。为更全面地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应在合理安置的基础上完善社会保障这一"安全网"。     

新城镇化背景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研究——以陕西为例

随着被征地农民的数量逐渐增加,其养老保险问题也随之而来。文章采用多段随机抽样方法,以陕西省各地被征地农民为调查对象,重点分析被征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现状。发现: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比例不高,主观判断养老风险大;个体特征如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尤其是就业状态等,直接影响其未来养老方式和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被征地农民相关促进就业政策不完善等问题。     

转型期征地问题的三重逻辑

征地矛盾是转型期我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征地由一种普遍现象演变为社会问题,是征地制度体系碎片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被征地农民互渗型利益表达这三重逻辑互构与耦合的结果。制度体系的碎片化构造了征地现象问题化的外在环境;地方政府和被征地农民对碎片化政策“理据”的选择性运用使征地问题凸显和激化：地方政府选择性政策执行和被征地农民的互渗型利益表达使征地利益博弈过程趋于策略化和复杂化,导致征地冲突问题频繁发生。鉴于此,应以征地制度的顶层设计避免征地政策的碎片化,以法治化约束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和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表达行为,通过征地利益行为的分类治理等措施预防和化解新时代背景下征地现象的“问题化”趋势。     

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研究——基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视角

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视角阐述了现行征地制度中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认为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且我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并受到"公私"理念的桎梏,而界定公共利益和征地补偿标准存在着现实难题,这些都是征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的原因。对此,提出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就必须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土地市场中引入价格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补偿内容;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有效约束机制,建立法治政府等。     

农民可行能力视角下的我国征地制度改革

运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框架从失地农民可行能力视角对我国征地制度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征地制度框架下,失地农民的可行能力总体上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主要表现在经济条件恶化、社会机会不足和防护性保障缺失三个方面.指出应该提高农民的可行能力,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具体措施应包括: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改善失地农民的经济条件;改革征地补偿费分配制度,保证失地农民得到足额经济补偿;加大对失地农民的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投入,给失地农民提供充分的社会机会;重视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作用,逐步建立覆盖农民的社会保障体制,提高对失地农民的防护性保障;改革征地程序,保证被征地农民参与征地过程中的重大决策.     

纠纷化解机制构建与征地程序改革

运用比较研究和制度分析的方法,通过与发达国家征地程序中成熟而系统的纠纷化解机制的比较研究,透视了我国征地程序在预防和化解纠纷方面存在的缺陷。研究发现:我国征地程序在审批阶段缺少征地合法性实质审查和纠纷预防机制,安置补偿决定阶段纠纷化解机制不科学,安置补偿实施阶段纠纷解决机制薄弱。通过征地程序改革,建立以双方协商化解为基础,以中立的第三方协助化解为补充,以官方权威的强制化解为保障,三者密切衔接的征地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是治理频发的征地冲突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