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近郊被征地农户生计变化分析——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

通过对武汉市江夏区被征地农户的调查,从农户的收入来源和水平、生活消费支出和农业生产支出、闲暇时间和非农劳动时间等方面考察土地征收前后农户生计是否发生变化及变化的方向。研究表明:土地被征收之后,农户农业收入相应减少,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征地并不一定会减少农户总收入;土地被征收之后,农户的收入来源发生了较大变化,用于生活消费的支出增加,生产投入略有增加,用于农业种植、农业养殖的时间减少,休息的时间增加。提出建立公平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是解决农民可持续生计问题的关键。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搬迁农户选择了什么样的生计恢复策略。基于在陕西省安康市所进行的移民搬迁和农户生计专项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采用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和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为主型生计恢复策略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其中自然资本有着负向的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选择多样型的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非农为主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由农业为主型向生计多样型转化有显著的影响。     

资本下乡中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

资本下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运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研究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与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研究表明：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既有优化效应又有冲击效应;农户生计受资本规模、资本嵌入性、地域特征、政策环境、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多种因素影响。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有赖于通过增强资本的社会结构嵌入性、实现资本规模结构优化与良性互动、增强利益联结模式与地域条件匹配度、优化政策环境、明晰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方面来实现结构与制度转变。     

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失地农户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特殊群体,其生计策略选择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为此,构建失地农户“生计资本 适应能力 制度环境 生计策略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利用西安市的调查数据,采用网络分析法(ANP),分析生计资本、适应能力、制度环境对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并构建失地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支持向量机(SVM)构建其应用模型。研究结果显示:(1)失地农户可选择的生计策略包括以农业种植活动为主、以个体经营为主、以外出打工为主和以获取工资性收入为主4种类型。(2)具有不同资本禀赋的家庭在生计策略选择方面存在差异,通过ANP和SVM构建的模型可为失地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提供指导。     

农户生计策略识别及其动态转型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和2015年两期调查数据,构建收入—资产指数识别了中国农户的生计策略及其跨期动态转型,并从生计阶梯的视角阐释了生计转型对贫困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1)农户兼业化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在不断提高;(2)低收益生计策略退出率和高收益生计策略进入率比较低,生计转型主要发生在中等收益的生计策略中,最终整个生计阶梯演化为“葫芦型”,是对“金字塔”型生计阶梯的一种改善;(3)农户家庭当期的生计策略选择对上一期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依赖性。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户生计策略的向高收益流动,而物质资本中的农用固定资产所形成的沉没成本,其捆绑效应阻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因此,现阶段扶贫政策应该对农户生计资本提供保障,防止各类外生冲击(包括政策、自然)对农户资产的侵蚀,降低农户生计策略向低收益流动或者单一化的风险。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有序Logit模型,利用2016年湖北新洲区和襄州区225个农地转出户的调查数据,考察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土地流转前,各类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的位序差异已经存在,土地流转使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位序差异发生改变,其他资本的位序差异保持不变;土地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生计总资本流动性表现出明显的组间差异,低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上流动,而高生计资本组的生计总资本倾向于向下流动;带动生计总资本向上流动的因素包括打工型生计策略、兼业型生计策略及位于省会近郊的有利位置;非劳动型和务农型农地转出户受到土地流转初期的生计资本禀赋约束,无法选择更有利于生计总资本流动的生计策略。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创造非农就业环境、培育新型主体等加强农户生计资本促进生计转型的建议。     

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生计资本、策略与后果实证研究

利用陕西省安康市实地调研数据,对小流域治理地区的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和统计描述,并分析了影响生计资本的相关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总体生计资本较低,但是在物质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较之于治理前均有所增长;打工行为、非农经营与参与治理决策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有正面影响;生计策略多样的农户在生计资本上优于策略单一的农户;同时,小流域治理地区农户的收入多样性指数Dincome较高.根据小流域治理地区的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园地制宣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自然资本的利用程度等.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利用九江和襄阳两地的失地农户调查数据,刻画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特征;并利用广义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失地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失地前后农户的生计多样化与收入水平、兼业程度和劳动力流动具有某种关联;2）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依赖于一定的生计资本,生计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扩展失地农户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能力;3）生计多样化虽然是失地农户发展生计的重要途径,但当生计资本超过某个临界点后农户不再将生计多样化作为其最优的选择。     

农户生计资本对借贷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差异较大,生计资本不同,其借贷行为的选择存在显著差别。从四川省旺苍县和通江县6个乡镇、386户农户的调查样本看,生计资本多样化的农户生产性借贷需求强,主要满足农业生产以及种植果树等生产性需要;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较少发生借贷行为,且主要为生活性借贷。从实证结果看,生计资本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显著,农户拥有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住房质量以及家庭是否有干部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正向影响;而粮食耕种面积对农户是否借贷以及借贷额度产生负效应,表明传统农业生产面积的增加不会强化农户向金融机构借贷的需求。因此,生计资本缺乏的农户要享有信贷金融服务,必须丰富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促使生计资本多样化。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的灌溉管理改革问题分析

从灌溉管理改革和农户生计的概念出发,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的理论,详细分析了灌溉管理改革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灌溉管理改革从不同方面对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储量和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各大资本之间也不断地相互转化与组合,共同促进农户生计的发展。分析表明,灌溉管理改革使得农户的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得到丰富和拓展,但要进一步改善灌区农户的生计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     

生态补偿扶贫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提出,生态补偿被赋予了扶贫解困的新使命。量化研究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有利于揭示现有生态补偿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测度指标测算了贵州省3个贫困县432个农户样本的生计资本,通过似不相关估计分析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参与生态补偿政策农户的总体生计资本水平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其中参与政策农户的自然资本高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低于未参与政策农户。不同类型的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差异明显,现金型直接补偿侧重于增加农户用于发展的物质条件、改善农户生产生活的脆弱性背景,而公益岗位型间接补偿则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两者在促进农户的生计资本建设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为此,在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加大生态补偿的公共财政投入,并充分发挥不同补偿项目的协同作用,让农户真正从生态保护中获益。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的测度——基于秦巴山片区的实证分析

从可持续生计框架视角,使用秦巴山片区590户农村家庭2011年和2012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农户生计系统的脆弱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显著的主要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任乡村干部的数量。在此基础上,运用VEP分析方法测度农户生计脆弱性,实证分析表明:秦巴山片区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明显,其脆弱性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生计资本多种缺乏型农户,其生计脆弱程度最高。具体而言,社会资本缺乏型、金融资本缺乏型和人力资本缺乏型农户的脆弱率高于农村平均水平。可以认为,生计资本的多种缺乏,是贫困地区农户陷入慢性贫困的根源。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

基于陕西、江西省林业经营农户的调查资料,对用材林、经济林和竹林三种不同林业经营类型农户的生计资本和林地利用效率进行了测算,实证分析生计资本总量及结构对农户林业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商品林经营类型农户的纯技术效率都普遍高于其规模效率,综合效率存在差异且差异明显;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不同商品林的林业生产效率都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一。此外,生计资本结构中,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数量、林地块数和林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林权抵押贷款和能人数量指标对不同林地经营类型农户的经营效率起关键影响作用。     

广东农户生计模式及面临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的调查

依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广东省龙门县农户生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贫、富、中三类农户收入差距,首先来源于其所拥有或支配的生计资本,富裕户拥有或支配的自然资源数量远多于贫困户,且三类农户之间生计资本重要性的顺序不同,对贫困户而言社会资本最为重要。自给性农业及外出打工是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模式中共同的组成部分;其次来源于种植果树与林木的数量及商业化经营活动,富裕户多从事规模化种植或小型加工等商业化经营活动。农户生计活动陷入农业生产成本上升、黄龙病威胁柑橘主导产业发展等困境,生计的可持续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保持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既需要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也需要寻找、推广环境友好型替代生计模式。     

土地流转能够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吗？——基于CFPS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理论分析表明,土地流转引致农户生计资本禀赋的变化是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基础和引擎。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四期微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降低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土地转入对中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以及年老男性户主农户相对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显著;土地转出则显著降低了西部地区农户、低收入组农户和年轻户主农户的相对贫困脆弱性。     

从人力资本理论视角看农户的生计多样性

随着我国耕地的日益减少和失地农民的日益增多,农户的生计问题目前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迎来了严峻的挑战。很多农户都面临着从单一性传统农业的生计模式向生计多样性转变的问题,这关系着农户的收入和农村各个方面的稳定。针对这一现状,借鉴国外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分析方法,结合调查区实际情况调整了具体指标,对成都平原两个村的农户目前的各种生计资本情况、生计多样性指数以及各项资本与生计多样性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分析,得出人力资本与农户的生计多样性的相关性最高这一结论,对农户如何更好地实现生计多样性给予了参考性建议。     

资本下乡对灾害移民生计的影响 ——以邛崃市南宝山安置点为个案

灾害移民作为一个具有生存性和发展性双重性质的群体,能否获取充足的土地等发展资源直接关系到灾后生计的恢复及其今后的生存与发展.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土地与资本相结合是不可避免的,以土地流转为媒介的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必然会对灾害移民的生计产生影响.文章以灾害移民为研究视角,选取邛崃市南宝山安置点为调查点,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与物质资本五个方面来分析以不同流转模式进入农业领域的资本下乡对灾害移民生计的影响.研究显示：“公司＋农户”的形式比出租土地的流转模式更适合,资本下乡对灾害移民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影响显著,灾害移民就业多样化、收入多元化日趋明显,新型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形成,生活方式趋向城镇化.     

不同子女数量农户的生计资本对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甘肃省5县区调查

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和农户生计脆弱背景下,甘肃省农村居民养老保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农户生计资本的制约和影响。课题组以甘肃省5县区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量化分析了不同子女农户的生计资本、养老意愿以及所面临的养老问题。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村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甘肃不同子女农户的生计资本差异较大,子女数量与农户生计资本的大小呈倒U型关系,拥有儿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效果十分明显;家庭养老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农户子女数量越多,农户养老风险意识越强,越倾向于家庭养老,而且有儿子农户比无儿子农户更担心家庭养老;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越大的农户越倾向于自我养老和家庭养老;自然资本越大,社会资本越低,农户越倾向于社会养老。     

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

农户生计能力存量的积累由量变达到质变的关键因素在于寻找生计能力临界点,即农户生计能力积累需要达到一定存量才能促进农户摆脱持续性贫困束缚,由此对应出现“高能、低贫”与“低能、高贫”两种匹配结果。利用陕西省贫困地区微观数据,考察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不同的门槛值下,生计能力总指数和各个维度与农户持续性贫困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即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通过门槛回归检验,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96、0.763、0.808、0.611和0.235,生计能力与农户贫困持续性的门槛值为0.622。当农户生计能力存量跨过一定“门槛”值后,生计能力才会显著的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此外,社会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相互作用才能跨过门槛值显著降低农户持续性贫困时间。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基于结构和水平的双重视角

农户的生计资本是其抵御大病风险的重要依赖.首先通过纳入心理资本维度对可持续生计理论进行拓展,利用桂、鄂、赣三省(自治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然后,基于生计资本的结构和水平双重视角,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农户生计资本对大病风险冲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生计资本具有结构和水平不均衡现象,各类资本测量值的大小顺序为心理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心理资本最丰裕,自然资本最缺乏;结构上,53.46%的农户属于弱资本型,分维度资本结构中心理资本占优型和社会资本占优型农户较多,分别占样本总数的39.62%和32.52%.②农户生计资本的分维度水平对农户家庭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遭受大病风险冲击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③对遭受大病风险冲击的农户而言,无论是生计资本的结构还是水平均在减弱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方面有着显著作用.水平上,资本总量和分维度水平均对大病风险冲击的严重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结构上,人力资本占优型和金融资本占优型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