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碎镜子——艾德娜的觉醒之路

艾德娜是19世纪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中篇小说《觉醒》中的女主人公,她原本过着常人眼里幸福的生活,但有着双重性格的艾德娜却在传统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个缺口,即她自身的需求和欲望,并以此为契机,上演了一出离经叛道、追求自我的凄美好戏。该文试从拉康的＂镜像＂理论入手,解读艾德娜是如何从自我的完全缺失、构建伪自我、打破自我的虚伪本质直至幻想回归到＂镜像阶段＂以前的＂前俄狄浦斯阶段＂的艰辛历程。尽管艾德娜最终无法忍受作为＂他者＂的自我的压抑和控制而葬身大海,似乎验证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但我们无需如此悲观,而应将艾德娜的死解读为一种超然的解脱,是对父权凝视下女性主体不在场的彻底反抗。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命智慧

中国传统美学于生死反思中,显现出美的智慧之光,并突出体现了重“生”的生命美学特征。植根于原始生殖崇拜的中国文化与哲学,十分重视人的现世生存,汉字“美”的初形也体现出以生命为美的观念。在儒家美学中,从孔子对时间性的诗性领悟到《周易》的生命美学,成为后世许多重要美学思想的源头。庄子美学体现出对于生死的审美超越。魏晋时代在死亡的反思中激发浓烈的艺术精神,促进了人的美与自然美的发现。禅宗美学则体现了禅者勘破生死的精神美与审美解脱。     

《觉醒》中艾德娜觉而未醒原因分析

《觉醒》是美国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凯特·肖邦的经典之作，她分析了女性在婚姻家庭、自由和独立等方面的境况，从而揭示了妇女在追求自由平等和自我解放的道路上面临的艰难和阻力。女主人公艾德娜不甘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渴望爱情和自由，她逐渐觉醒，离开了丈夫和家庭。然而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频频碰壁，最终葬身大海。本文试从男权压制﹑道德约束和艾德娜自我局限性三方面来分析她悲剧命运的原因。     

巴尔塔萨的神学美学

巴尔塔萨是 2 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神学家和美学家 ,他从神学出发对美学的重新定位、神学美学的特点、美的客体结构、审美过程所做的论述 ,呈现了他独特的神学美学体系 ,对我们了解西方神学美学的最新学术成就具有意义     

海德格尔神学美学思想渊源

海德格尔的神学美学是在其浓厚的神学思想底蕴下产生，在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的。首先，海德格尔早年的神学学习对他的美学思想产生的影响最为深远，让他始终本着寻找上帝的原则去深思一切；其次，海德格尔的神学美学是在对西方神学美学思想的批判中达到新的思想开拓，把神学美学带入了新的领域；最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是他所有思想的基础，也给他的神学美学带来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论《觉醒》人物形象的含混性

凯特·肖邦的杰出作品《觉醒》在沉默几十年后,又被广大批评者所追捧,可见其丰富的文学内涵和较大的争议性。本文将着重分析艾德娜和罗伯特人物特点及所表现出的含混性,这种含混性的表现手法不仅丰富了小说的人物形象,也突出了小说的主旨思想。本文通过分析两个人物形象的含混性,以挖掘小说的广度和深度,旨在探讨小说人物在维多利亚时期的精神彷徨和分裂人格。     

神话的延续——解读《觉醒》中的神话元素

《觉醒》这部作品在描写人物、情节以及环境等内容中渗透了大量神话元素,运用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对《觉醒》中的神话元素进行分析,将之与希腊罗马神话的人物、情节、元素进行比较,对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艺术女神维纳斯的故事进行研究,揭示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从传统的神话中汲取养料,又对传统的神话原型进行新的阐释,将女主人公艾德娜塑造成了一个美丽、大胆、独立、勇敢的美国新女性形象,同时表现了女性自我意识以及女性性意识的觉醒.     

试析中世纪音乐宗教情感与世俗情感的对立统一

在音乐艺术领域,中世纪音乐以其独特的理性色彩显示出在西方音乐历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在音乐美学方面,中世纪是一个将继承自古以来的宝贵遗产与发展全新的文化意识进行有机结合的历史时期,它将柏拉图的实用主义音乐美学、亚里士多德的"高尚的享乐"中庸音乐美学与普罗提诺的神秘主义音乐美学等美学成果继承下来,融入到几乎成为中世纪唯一思想体系的神学的意识形态中,开创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神学音乐美学时代。中世纪的音乐美学绝不是由于在所谓黑暗统治之下而缺乏建树的,它的独到之处正是基于对音乐功能的独特认识:音乐在当时作为服务于神学的工具,只有使人们达到所谓心灵净化的境界,将世俗情感与宗教情感这组对立矛盾解决并使之统一的时候,它才会受到尊重,获取在神学统治下的生存空间。     

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思想

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思想是其神学思想的一部分,主要散见于<神学大全>中.阿奎那美学思想体现基督教神学立场和哲学根源,具体体现在美的本体论、美的形式论和美的经验论三个方面.阿奎那美学思想具有独特倾向,对西方美学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寻找全新的自我——析凯特·肖邦《觉醒》中的女性身份建构(英文)

在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中,女主人公艾德娜的觉醒正是她寻找全新的自我并逐渐释放潜藏的主体意识的过程。小说的开放式结尾渲染了19世纪末的女性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悲剧性胜利。通过对比肖邦笔下不同男女角色在社会地位、社会作用方面的差异,分析造成女性身份危机的外部冲突与内在诱因对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身份建构的重要影响,从而进一步探寻文学作品、社会变化和女性身份建构三者间的相互作用。     

为自由而生——评《觉醒》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觉醒》描写了主人公艾德娜从一个丧失主体意识的传统家庭妇女成长为具有强烈女性主体意识的新女性的过程。具体分析了艾德娜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原因和其觉醒后为追求独立与自由所做出的努力与抗争 ;指出艾德娜最后的自杀并不是消极的挫败 ,而是叛逆的另一种形式 ,是对男权社会的无言的反抗 ,是对刚刚苏醒的主体意识的捍卫 ;同时指出艾德娜女性主体意识的局限性 ,说明妇女解放是全人类的事业。     

德国浪漫派的神学倾向

德国浪漫派诗歌具有显著的神学倾向 ,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给资本主义新的文明带来新的束缚。在物的束缚下 ,人成为了“断片”。德国浪漫派为此忧虑不已 ,他们以“回归自然”和“回归精神家园”来重塑新神话 ,在诗中思考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可见德国浪漫派的神学倾向的本质是思考和探询绝对真理 ,有着生命哲学的内涵     

"齐"生死与"化"生死——从生死问题看庄子与葛洪的审美立场与意蕴

"齐"生死与"化"生死分别是道家庄子与道教葛洪对待生死问题的重要分歧之一,"齐"生死遵循"道法自然","化"生死引导人走向长生,它们不同却又相承."齐"与"化"二字,在生死观念不同的背后,还引出了它们审美立场的差异与审美意蕴的不同.从这差异之中,可以看出道教美学作为一门宗教美学的一些特点来.     

《新约》伦理美学思想再认识

［摘要］本文通过对《圣经·新约》中审美表达的分析，指出了《新约》神学人性论下审美思维的特点，并提出了应重申基督教审美思维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作者认为《新约》并非如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神学训诫没有美学，反而是隐含了丰富而连贯的人生论和伦理美学思想，并阐释了审美体验对生存的意义，指出《新约》美学思想在西方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方以智对生死的诠释向度

生死是人类无法回避的问题,生死关切是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始终之主题。方以智在反思与批判基础上会通三教之生死旨趣,提出了"生死之技"与"生死之道"之分野,并从"心通生死"、"生死不二"以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等向度对"生死之道"进行了深度诠释。方氏关于生死的关切与诠释进一步拓展了传统生死观的内涵,形成了其特色独具的生死智慧。它不仅对其自身的生命路向的选择影响巨大,而且对当下处于浮躁世风之民众超脱生命困境、考量生死之意义亦极具价值。     

柏拉图式恋爱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分析

尽管人们对柏拉图式恋爱耳熟能详,但是其内涵却时常遭受误解。结合柏拉图的《会饮篇》与《斐德罗篇》,从美、善、真方面对柏拉图式恋爱进行三维解读可以完整呈现其内涵。作为真善美统一的柏拉图式恋爱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它驱散痛苦的阴霾,实现了生命的艺术化;它冲破现实的束缚,实现了生命的自由化;它获致形而上的品格,实现了生命的超越化。柏拉图式恋爱可以使人类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     

论体育运动之审美性质

以审美为立足点,结合体育运动物质因素及其发生的现象特点,探求其审美性质--丰富感性,多重律动,游戏性,超越性等,试以揭示体育运动的审美价值,阐述其美学意义,说明其与人类生命状态和人生价值的关系,从而加深对体育运动的认识和理解,促进其发展.     

美是上帝的名字：神学美学的核心命题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美学是围绕“美是上帝的名字”展开的。其中通过三位一体、创世、道成肉身、救赎和永生等基本教义的讨论，深刻揭示了美与真、善的关系，爱、与信、望的关系，认识、意志、情感的关系，以及从对事物的美的欣赏到静观上帝--美本身的心路历程，不仅充分反映了中世纪人们的审美理想，也概括了人类某些共同的审美经验。     

儒道视域中的中国古典美学审丑意识考论

丑在中国古典美学中不是作为一种范畴而是作为一种思想意识而存在的,就其原初涵义而言,它与古代中国人的死亡意识息息相关。不同的生死观导致不同的美丑观。儒家重生、重德的思想使其审丑意识呈现为或忌讳审丑或将审丑转化为道德人格美两种风貌,它主要指向伦理的维度;道家齐生死、一天人的思想使其审丑意识呈现为美丑互化和重视人的自然生命、自由精神两种特色,它主要指向美学的维度,是生命本真状态的显现。     

方东美生命美学的建构理路、意义和局限

中国现代生命美学是中西方生命思想对话的产物,方东美的生命美学则融合了儒、释、道与怀特海和柏格森的生命思想。他视宇宙为一有生命的情理集团,美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创造,艺术的使命则在于原天地之美,协和宇宙,参赞化育。方东美生命美学的最大意义是将个体性原则引入了中国美学,其局限在于对个体性原则坚持得不够彻底,以至于对中国艺术的阐释出现了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