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对数据驱动型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

研发投入是数据驱动型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选取BDIEAC榜单中19家数据驱动型企业2016-2018年的数据作为样本,对研发投入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回归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据驱动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较高,且呈稳步上升趋势;研发投入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在滞后二期更为显著;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占比与当期营运能力负相关,与滞后二期营运能力正相关,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影响不一致;企业规模在当期和滞后期均表现出了显著性.因此,应优化数据驱动型企业的投资活动,注重研发人员的培育和发展,合理规划企业的研发活动,为企业提供研发支持,加强并购监管.     

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企业金融化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发投入跳跃是企业正确把握产品生命周期,实现研发策略转换,稳固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但企业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原有的研发环节。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企业不同金融化程度下,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经营绩效、价值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并探究研发回报率和研发产出弹性的非线性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价值绩效之间存在企业金融化的双门槛效应,二者呈现以企业金融化为44.11%为分段点的近V字形关系。(2)研发回报率、研发产出弹性存在企业金融化的门槛效应,当企业金融化处于0%～6%(±1%)的区间内,研发回报率与研发产出弹性均为正,较为适合进行研发投入;当企业金融化程度逐步加深,研发回报率会出现下降—增加—下降的波动。最后结合分析结果,对企业金融化趋势下的企业经营与政府监管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开放式创新视角下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

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环境,使得创新对于我国企业变得越来越重要。企业需要寻求新的途径来合理地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创新资源,以此来增强企业的创造力,从而提高经营绩效。该实证研究以46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的家电、机械、通信以及计算机企业为研究样本,以2015年相关数据为依据,研究样本企业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样本企业研发资金投入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表现出负相关的关系,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较弱;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上升会阻碍企业经营绩效的提高。     

多维视角下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重庆市工业企业为例

在通过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重庆市企业研发投入效率的基础上,基于多维视角进一步考察研发效率、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重庆企业研发效率的下降主要受到技术变化率的影响;企业研发人力投入强度、资金投入规模均对重庆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在重庆企业研发投入结构中,企业资金、消化吸收经费支出及试验发展对当期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重庆企业研发效率对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绩效、研发投入规模与企业绩效、企业资金与企业绩效、吸收经费支出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均存在负向调节作用,而对试验发展与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作用;重庆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存在滞后效应.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

基于中国智慧城市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运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异质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倒U形”非线性特征,即只有适度的研发投入强度才能促进企业绩效,而过高的研发投入强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2）在企业规模约束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U形”非线性影响,说明只有当企业规模跨越一定门槛时,研发投入才能促进企业绩效;（3）在资本结构和资本密度门槛条件下,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分别具有显著的“倒N形”型和“N形”非线性特征,且均存在最优水平区间;（4）新常态下,有效促进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积极影响的重要抓手在于,兼顾研发投入能力和管理能力并重、鼓励企业做大做强、保持适中的资本结构和较高的资本密度水平。     

资产规模、营运投入对军工上市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基于PCA与DEA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文章结合主成分分析法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对我国66家军工上市企业2016年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探究资产规模、营运投入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绝大多数企业的经营效率未达到行业的平均水准, 与DEA相对有效的企业存在较大差距; 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资产规模的不断扩张并不能实现企业提高绩效的愿景, 规模过大、资产结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因此, 军工上市企业应合理控制资产规模和营运投入, 通过提高投入要素使用效率和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以小博大”的效果, 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     

农业企业绩效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部分农业龙头企业2009 ～2010年数据,构建农业企业绩效回归模型,对影响农业企业绩效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劳动力、资产总额、广告投入及研发投入、产销比、技术效率等均对农业企业绩效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订单采购比及企业产品是否为名牌产品、杠杆效应等均未对农业企业绩效产生促进作用。从不同地区来看,地区差异较为明显,劳动力、资产总额等对西部地区农业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比东部地区高,研发投入对东部地区农业企业绩效影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广告投入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之相反;东部地区利用财务杠杆和经营杠杆对农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但是其影响并不显著,东部地区农业企业技术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订单采购比对东部地区影响为正,对其他地区影响与之相反。根据模型回归的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消费升级与政府支持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基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实证分析

为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对象。本文选取2013—2019年新能源汽车产业145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消费升级与政府支持及其交互项对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消费升级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效率,且在研发效率提升过程中具备增强的滞后期影响。第二,在政府支持方面,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加计扣除均显著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效率,且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促进效应优于政府补贴。第三,消费升级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效率的交互效应不显著,但与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交互效应显著为负。上述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技术创新层面的市场激励和政策激励效果,为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提供理论指导。     

体育产业上市公司政府补助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体育产业作为我国支柱产业之一,在提升经济总量、改善经济质量和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地位极其重要。以48家体育产业上市公司2011—2018年面板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及调节效应检验研究政府补助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及股权集中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且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政府补助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随着时间的积累逐渐增强;股权集中度与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可正向调节政府补助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体育产业上市公司应合理利用政府补助的经营绩效提升作用,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及投资机会以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

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制度环境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市场化进程显著正向调节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地方政府干预对研发投资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适度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研发投资绩效的提升。     

金融错配、结构性研发投资短缺与企业绩效--基于工业企业大样本面板数据分析

用面板数据模型和进行研发活动的工业企业数据,验证了金融错配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影响企业绩效。从直接影响看,金融错配导致民营企业、研发强度中、低水平的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当期、滞后一期与滞后二期的企业绩效下降;从间接影响看,金融错配释放扭曲的资产价格,导致结构性研发投资短缺,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按研发强度排序中高水平企业相对强度最高的25％的企业研发投资缺乏,这些企业当期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或工艺简单的低端环节,并由此遏制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与国有企业、研发强度最高的少数企业在研发能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企业绩效越来越低,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内在支撑。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科技扶贫减贫绩效

利用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农户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扶贫科技资源供给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检验了扶贫主体形象与制度信任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作用与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扶贫科技资源供给特征优化整体上能够显著提升农户减贫感知绩效,其中匹配性、可得性与多样性特征对减贫感知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而覆盖面特征不具有显著影响;扶贫主体形象在扶贫资源供给特征与农户减贫感知绩效之间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制度信任在扶贫主体形象的中介作用中具有积极的调节效应,即农户对相关扶贫政策信任程度越高,扶贫主体形象改善对农户减贫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就越强。     

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企业经营绩效：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金融资产配置是非金融类企业面临的重要经营决策之一,非金融类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与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作者以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1—2018年期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当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之间都在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将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不同影响。第一产业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不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有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特征,即只有适度配置金融资产,才能使其经营绩效最大化。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增加将显著提高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但不会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显著影响;第二产业和非国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与其上年金融资产配置比例呈倒"U"型关系,上年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将使其对本年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产生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适度配置上年金融资产将最大化本年的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利用市场手段引导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适度配置金融资产,鼓励他们加大实物资产投资力度,缓解中国目前面临的"脱实向虚"困境;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应该基于自身产业和产权属性以及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对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不同影响对其金融资产配置进行科学决策,认识金融资产配置不足(过度)对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的补充效应(挤出效应),配置出能使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的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对象和构建投资组合过程中,应该深入分析不同产业、不同性质公司的资产配置行为,考察拟投资对象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是否满足企业经营绩效和实物资产投资收益率最大化要求,以作出有效的投资决策。文章研究结论补充和丰富了企业资产配置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不同产业政策、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规范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投资者作出正确投资决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研发创新

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研发创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驱动因素变革、互动主体变化、方法工具创新、领先用户与普通用户的大数据合作资产形成,及互动形式变化等五个方面.据此,提出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研发创新能力-制度-方法-平台(CMMP)理论模型,研究认为:要实现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研发创新,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动态能力需要与制度设计相匹配,基于大数据的知识抽取方法体系需要与支撑研发创新的大数据平台相匹配,且二者匹配形成的创新管理与创新技术互动迭代,构成大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机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企业与用户的价值创造,并实现企业与用户的创新绩效.为此,从政策上,政府亟待从大数据驱动视角重构国家创新体系,同时,企业需要从大数据视角进行创新人力资本积累.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评述

绩效是组织管理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结果变量。而企业家是组织里的决策者和风险承担者,对企业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家投入企业的各种资本中,社会资本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对企业的绩效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4个角度评述了已有文献对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后指出了已有文献的局限,并对未来的研究作了展望。     

行业追随者研发模仿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针对研发模仿投资行为对于企业经营绩效的利弊问题,基于中国2008～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行业追随者研发模仿对其自身经营绩效的影响,验证管理层能力和环境不确定性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认为,研发模仿可以显著提高追随企业经营绩效, 这一结果在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中更显著; 管理层能力的提高加强了研发模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这一调节效应在大小规模企业中均显著,但在分产权性质样本中,管理层能力的调节作用仅在民营企业中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 环境不确定性越高,越抑制研发模仿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这一调节效应仅在民营企业中显著,在国有企业中不显著。研究表明,政府要认识到企业选择研发模仿战略的合理性,通过引导领导型企业的研发方向、利用宏观调控维护环境稳定性; 企业要在研发决策时注重提升自主决策能力和管理层能力; 模仿企业要选取市场竞争力更强的标杆企业进行模仿,科学合理地制定应对措施保证研发模仿效果。     

我国饮料业上市公司资产结构与经营绩效的相关性

以深沪交易所的饮料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2年面板数据对公司资本结构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发现饮料行业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中流动资产和存货资产比重高低与其公司经营绩效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比重两个指标与经营绩效相关性不显著。分析认为,我国饮料业上市公司对于品牌等企业无形资产的效应理解不正确,生产和销售脱节。提出了饮料业上市公司应适当提高固定资产产能、减少流动资产占有,加强存货资产管理、提高资本结构中无形资产的比例,促进企业经营绩效提高的发展策略。     

行为视角下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投入不足因素探究

从企业行为理论入手探索我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的内部动因。建立新能源企业绩效比较与二元技术创新投入的概念模型,面板数据检验表明：当新能源企业当期绩效高于历史绩效或高于同行业企业同期绩效时,企业后期探索式创新投入和开发式创新投入将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企业行为理论对理解当前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投入不足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既可丰富现有理论研究又有益于指导实践。     

税收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研发绩效的中介效应

文章利用2008-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基于政府采用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视角,研究税收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研发绩效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通过研究发现,税收激励会使得企业价值得到提升,而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提升企业价值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由于不同类型的企业受到的税收激励程度不同,其进行创新活动的动机存在差异,因此,进一步对不同产权性质以及是否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对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研究.经研究表明,在国有企业中,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促进企业价值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但在非国有企业中却不具有中介效应;而企业无论是否属于高新技术企业,其研发绩效在税收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具有准公共性和不成熟性双重特征,得到了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但政策作用机理及效果评价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通过引入动态可持续能力的中介作用和政策敏感度的调节作用,构建政策影响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理论模型,并利用312份来自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的样本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和调节回归分析探讨不同类型政策发挥作用的机制、路径和效应.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效应,经济激励型政策与鼓励引导型政策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动态可持续能力在鼓励引导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而在经济激励型政策与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策敏感度在经济激励型政策、鼓励引导型政策与动态可持续能力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这些结论揭示了不同类型政策对资源循环利用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对企业提升其可持续绩效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