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与史学印证方法比较研究

中国史学一直有"孤证不立"的传统。陈寅恪提出并实践"诗史互证"研究方法,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主张地下文物与传世史籍的互证。后又有"三重证据法""四重证据法"提出,以拓宽史料领域,增强史实客观性。多重证据法即互证法亦即印证法。它与兰克(L·V·Ranke)提出的"外证法"和"内证法"学理上一致。多重证据法"由一到多"的发展,体现出对印证广度与厚度的关注。而且多重证据法重视新证据的发现,在研究中,史学家已注意到历史证据的不同类型及其不同功用。不同证据相互印证的证明方法在法证据学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史学的多重证据法与法证据学的印证证明方法相比较,共同之处表现在二者的证明目的、性质与对象以及对印证方法使用的基本方式具有相同性,参与印证的证据材料类型也具有相同性。但二者也有一定区别:包括印证材料的类型有别,印证证明的要求和标准不同,法学运用印证的广度与深度明显大于史学。为保证客观性,法学印证过程中运用的推论方法与阐释方法受较严格限制。法学与史学运用印证方法"和而不同",但亦可通过比较研究获得启迪,改善各自的证明方法。     

论审查起诉阶段证据“相互印证”证明方法的误区与完善——以非法言词证据的强制排除模式为切入点

我国立法确立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强制排除模式后,规定检察机关是排除主体,并对证据合法性负有证明责任,这对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表现是需要检察机关提高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功率。证据相互印证是我国司法机关审查判断证据的主要方法,然而实践中存在着过高或过低掌握印证标准等误区,不利于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因此有必要对运用印证证明方法中存在的误区进行反思,进而应用诉讼规律予以改造和完善。     

刑事审判书面印证的负效应

在我国当前案卷审判方式下,刑事印证呈现出明显的书面印证特征.印证方法在实现事实查证功能的同时,也潜藏着错误累加的风险.书面印证违背了先单个证据独立审查,后全案证据相互印证的印证规律,错误累加效应因而难以避免.书面印证还会产生刺激、鼓励侦查机关制造"表面印证"的虚假案卷笔录的反向鼓励效应.在书面印证短期内难以抛弃的现状下,树立法官的单证审查意识,提高法官的单证审查能力,确立疑义出庭作证制度、庭上证言优先原则和审前证据展示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负效应的发生.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印证主义诉讼模式下催生出的孤证不能定案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在司法实务中,孤证不能定案的运用存在着三大缺陷：混淆和错用孤证概念,难以准确界定孤证内涵;以证据数量替代证据质量,忽视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证明形式化,缺少对证据审查的裁判说理。为了打破学界和实务界对孤证不能定案司法潜规则的信奉,修正该规则的内在缺陷,应通过准确界定孤证的概念和类型、明确孤证定案的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运用证据补强规则并附加情态证据以实现孤证认定案件等路径,实现对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重新解读、认知和破解。     

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审查与适用 ——以证据的相关性为视角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适用,在实践中存在法定证据资格缺失、审查流程虚置等困境。对此,应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理论界定为基础,修正品格证据一律不予采用的传统司法观念。具体而言,可以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对特定犯罪行为发挥的证明作用为中心,以其间接证明价值为半径,明确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的初步可采性;并参照域外品格证据审查规则,构建从“单个证据审查”到“多个证据印证”的审查流程。同时,在单个证据审查上应注重品格证据是否与待证事实具有最低的关联性,在多个证据印证审查上应确保品格证据能够与其他证据形成合理印证。     

论《孟子》同义词显示的七种格式

运用“双重印证法”对《孟子》的篇章、段落、语句中语词与语词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 ,考察《孟子》原文中所蕴涵着的单音节实词的同义关系 ,在《孟子》中显示语词同义关系共有七种不同格式     

论证人证言规则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使得一系列旨在规范证人证言审查判断活动的证据规则得到确立。而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又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确立了程序保障规则。由此,对证言笔录证据能力的限制、对非法证言的排除规则、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明确要求,以及对证言印证规则的接受,构成了中国证人证言规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证人证言规则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还需要克服一些来自司法体制、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非法证据排除实施问题研究--从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实证案例切入

当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基层公安司法机关适用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证明方法方面,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应该对讯问时录音录像的“全程”“完整”两个要素以及相关技术要求作出详尽和统一的规定,构建合理的取证手段合法性证明体系;在协调非法证据排除与庭前会议关系方面,应明确法官在庭前会议中的权力以及庭前会议的效力问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实体法关系方面,如果与案件定罪量刑的实体要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现有其他证据已经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即使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物证、书证取得违反法定程序的,法院也应当对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有裁量权。     

英美证据关联性之内涵与性质的再界定

关联性是证据法领域的基础性概念,对此国内外学者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对于关联性内涵的把握,关键不在于定义性的语言表述,而在于对其所蕴含之根本特征与内在价值的理解。关联性是存在于证据和待证事实之间的相对性概念,是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两方面含义的整合。"法律上的关联性"所承载的价值功能,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相应的可采性规则而实现;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这两个概念本身存在着内容上相互对应以及程度上逐渐递进的关系,而此种递进关系在关联性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就证据内涵而言,关联性为其根本,但不宜冠以"属性"之名。证据能力、可采性及证明力是三个相互关联又有区别的概念,对于具备可采性的证据,其证明力一般随着关联性的增强而增大,此一过程系通过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的共同作用而实现。     

甲骨文披露夏商时代薏苡的收获

通过作物栽培学与文献资料和甲骨文的相互印证,研究了夏商时代薏苡的采集、筛选、脱壳的特点.     

略论证据的本质

证据的本质问题是证据立法体系的基石，但该问题在理论界一直争议较多。证据是什么，应从证据的概念和证据的属性两方面探寻。证据的本质是证明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的“根据”，是证明的前提和基础；证据的本质属性应为主客观统一性、关联性及合法性，三者必须同时具备。     

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电子证据的审查

刑事诉讼电子证据审查存在真实性认定难、关联性确认难和权益平衡难的问题。由于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不同,在审查电子证据时,应结合不同诉讼法对证据规则的要求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可以从证据能力和证据力两个层面进行审查。对电子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是对电子证据有无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的审查,而对电子证据证明力的审查则是对电子证据可靠性（真实性、完整性程度）和充分性（与待证事实内在联系程度的大小）的审查。     

论刑事证据场域及其构造

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为研究刑事证据提供了新视角和理论工具。对刑事证据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就是从关系的角度即群体的内在结构和内在关系来思考个体的特性,由此形成了刑事证据场域。"刑事证据场域"是由刑事证据及证明活动所引发的社会利益关系网络"场"以及刑事证明的环节、程序和规则所限定的"域",再加上相关主体的"惯习"这一主观的性情倾向系统构成,包括场域的主体、时间、空间、资本、程序和惯习六要素。     

民事电子证据证明力认定及其量化研究

与其他传统民事证据相比，法官在认定民事电子证据证明力时往往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采信率不高、判断标准不统一等司法困境已经严重制约了民事电子证据用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之功能的发挥。该司法困境的形成是民事电子证据自身的专业性和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认知的差异性双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解决之道在于自由心证的客观化制约，这与民事电子证据之体系定案的应有之义——“客观的印证”是相契合的。具体进路在于通过量化民事电子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程度，构建起民事电子证据证明力的数值权重，为法官的认定活动提供直观的数字化参考。概率统计中的贝叶斯定理是一种科学的量化方法，其基于人们所具有的知识，用概率来度量人们对一个不确定事件的真实性的相信程度。但是，人们要用工具理性和司法公正的眼光去看待它在民事电子证据证明力认定中的运用，以避免自由心证之证明制度的丧失以及算法偏差影响客观化效果。     

古汉语同义词的认定方法

古汉语同义词有自己的独特性，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现代汉语的不完全相同。确定词的同义关系的依据只能是词在语言运用中的实际情况。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认定方法应采用“双重印证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点是：（一）从经典文献原文中找依据，确定专书语词同义关系的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是专书原文。（二）利用训诂材料对从经典文献原文中考察出的同义词进行验证。     

英汉同源典故性词语隐喻性对应关系分析

英语和汉语中存在许多我们熟知的同源典故性词语,虽然它们的来源不尽相同,但它们所隐含的意思完全或基本相同,从而使两种语言中的典故性词语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从它们的对应关系中,可以看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借鉴。     

传说中的唐虞时代及其考古学印证

古代文献中传说的尧舜禅让的唐虞时代,其真实性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但这一史传不仅见于丰富的传世文献记载,而且已被近年来大量考古发现所印证。唐虞联盟的共同体组织,也已经具备早期国家机构的雏形。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论制度的相互关系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两种途径，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二者之间在范围、程序、效力、法律依据等方面存在着很多不同，但二者在程序上又存在着前后的承接关系，许多规则基本相同，因此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弄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明确职责，依法办案，也有助于公民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儿童创造心理发展的理性思考

作为创造学上相对年轻的儿童创造心理研究,目前依然存在着不少盲点、空白,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和困惑,学术积累还很薄弱,由于各个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研究侧重点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其研究结论往往是相互排斥或相互补充的,存在一些理论纷争也是正常的,这就需要我们站在哲学的和历史的高度,对儿童创造的本质、创造动力、发展取向等基本理论问题加以澄清、归纳和整合。     

法学与历史学事实认定方法的比较

在事实认定或知识获取问题上,历史学和法学都属于证据科学的研究领域,二者拥有共同的研究对象,运用大致相同的证据推理方法,遵循着事实认定的一般规律,并面临着同样的科技挑战。同时,在事实认定的目的、时限与结果等方面,法官和历史学家又存在明显差别。历史学家通过一定理论视角发现历史事实的过程,虽然与审判过程一样都需要证据解释,但证据法学在反对历史事实建构论的前提下,强调在事实前提和判决结论之间一定要有某种确证关系,并用最佳解释推论(IBE)的整体性解释方法取代了对证据的精确概率解释,从而揭示了司法证明的本质及其基本权利保障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