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酒文化比说

酒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两国酒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二者都是农耕文化的产物。由于酒文化受生活环境、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中日两国酒文化在酒名、酒德、酒礼等饮酒习俗上存在着差异。通过中日酒文化的对比研究,可以了解中日两国酒文化的特征,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中日关系:合作与矛盾

在所有的两国关系中（只要不是完全敌对或隔绝的两国），恐怕都会存在合作与矛盾两个侧面，而这种合作与矛盾的内涵，则会因不同的两国关系而异，本文拟分析一下中日两国之间的合作与矛盾的内涵，并对中日矛盾中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历史观问题以及中日美三国关系作一讨论。中日两国的合作是必然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保持中日两国的和平共处友好关系的一个关键，在于如何保持中日合作与中日矛盾这两者之间的“和平共处”。中日之间的合作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开展厂广泛的对话与合作。这…     

中日咏月诗中“月”意象的考察--以《唐诗三百首》与《小仓百人一首》的咏月诗歌为中心

“月”自古以来被人们赋予了各种含义和意象,如“风花雪月”、“花好月圆”、“闭月羞花”等。在中日两国的古典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歌,其中以唐诗集《唐诗三百首》与和歌集《小仓百人一首》中的咏月诗歌为代表。“月”意象在两诗歌集中,既有哀怨的悲情之美和幽怨的相思之苦的共同点,又有唐诗中独特的哲学意味和高标人格的再现,对比分析唐诗与和歌中的咏月歌,分析中日文学中对“月”的审美意识的不同,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新指针”插足中日关系大框架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桥本龙太郎首相和李鹏总理宏观了互访n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但同时人们注意到，近年来由于日美加强军事合作，中日两国围绕安全保障问题的矛盾在发展。今年9月23日，日美两国在纽约最终完成了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发表了一项“新指针”。日美军方为落实“新指针”，决定成立新的协调机制，着手修改日本国内有关法律。它标志着日美同盟关系及日本防卫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不仅使中日关系中的老问题再现，又给日本国内政治及中日关系制造了一些新矛盾。者问题缘何又起这里的所谓…     

艺术之美与日常之美

巴托的艺术中心论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并不相符.艺术与日常生活都有美的存在,具有灿烂的感性与特殊的意义.艺术与日常生活根节交错,艺术来源于生活,又反过来升华人们对生活的理解.虽然艺术之美比日常之美更纯粹,更难于理解,但二者并无高低之别.在“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代,日常生活借鉴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元素,而艺术服务于日常生活的功能也日益增强,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等级藩篱被打破,这应当视为社会文明的进步.     

中日颜色词“黄”文化内涵之异同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蕴。中日颜色词在运用方面具有很多相似性，但又存在着许多不同点。文章试从颜色词“黄”出发，通过其语义特征，进行中日两国的文化内涵异同的比较，以便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绕三灵”仪式中白族女性服饰的差异与审美研究

“绕三灵”仪式是云南大理白族历史悠久且规模庞大的仪式，一年一度的仪式期间融合了白族宗教信仰、白族歌舞表现、白族生活特色与白族服饰等众多文化现象，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地域特征和历史文化特征。云南大理白族女性的服饰文化是“绕三灵”仪式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展现了白族女性对于“绕三灵”仪式的文化观念。“绕三灵”仪式在大理民间为期四天，期间聚集了以村民、准备祭品者、“莲池会”成员和仪式表演人员为主的白族女性，白族女性服饰呈现了不同群体身份下的文化差异性。白族女性服饰的文化差异性受到心理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影响，进而表现为具有装饰之美、宗教信仰之美、身份认同之美、功能之美和技艺之美的审美特性。     

中日“异类婚”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以兽妻型为中心

“异类婚”故事广泛存在于中日两国的民间故事之中，是人类和异类交流的形式之一。其中兽妻型故事是指人类男性与动物女性的结合。这种结合中寄寓着某种血缘关系，同时暗示着人类原始的认知方式。通过对异类婚故事的比较，分析不同民族在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上的共通和不同，以及故事的传播对民族的心理影响，从而探究中日两国在东亚文化圈内的民族...     

艺术美与生活美关系之谜的科学解答——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一点解读

艺术美与生活美的关系是美学史上的千古之谜，也是文艺创作和鉴赏实践中绕不开的难题。艺术美与生活美就其主要性质形态、生成构成、功能目的等方面是不同的，二者不能随意比较；而就其皆为“美”而言，又是可以比较的，这就是毛泽东所作出的“三个最”、“一个唯一”和“六个更”的著名结论和命题；其次，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精辟地分析了艺术美与生活美关系的辩证法，即二者相互依存、相互需要以及相互创造转化，充分体现了生活美对艺术美的基础支配地位和艺术美对生活美的超越和改造的审美创造和审美实践功能。     

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萌发的文化轨迹

文化是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就蕴涵在“史前”原始文化之中。而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独特的存在方式、体现形式就是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因此，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美”“善”观念正是从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中萌发出来的。     

浅析美俄"新战略关系"

2002年5月美俄两国首脑在莫斯科举行会晤，对两国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宣称两国已经是非对抗的“新战略关系”。本文就美俄“新战略关系”构成基础、存在的问题、美俄关系缓和的原因作了初步的分析。     

“无用”之大用——英语专业文学教育功能浅识

文学之用存在于它的"无用"之中,即在于大用,而非世俗之所谓急功近利之用。本文从文学与语言、文化素养及交际能力等要素间相互关系入手,就英语专业文学教育的功能及功能实现的方法作了初步的探讨。     

二战后德日“角色冲突”的比较分析：一种文化的视角

文中回答了为什么日本在扮演亚欧国家角色之间存在挣扎，以及为什么德国需要在东西欧国家之间充当“掮客”的问题。通过对德日两国案例的比较研究，剖析两国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导致两国在处理“角色冲突”时的不同结果，揭示了国内文化变量对于国家角色定位的作用。     

美日贸易逆差：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因素

自８０年代以来，美日贸易逆差逐年扩大。巨额逆差并非两国国际竞争力对比的结果，也非对外贸易政策的不同所导致。两国企业经营文化、商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的差异是美日贸易逆差的根源所在。     

论武侠小说的历史性

武侠小说叙事时空主要以明确、虚拟和淡化历史朝代三种方式指向中国古代社会之“历史”。在这一时空前提下，小说家又主要采取借用和架空两种方式想象重现或“改变”历史生活，既塑造“侠”的形象，又表现出对历史的深刻思考，揭示历史与文明进程的规律和意义。这可概括为武侠小说的历史性类型特征。中国古代社会“侠”的丰富存在和文化传统，是武侠小说的历史前提和文化前提，作为英雄之“侠”的形象塑造、玄妙神奇之“武”的渲染、传奇江湖描绘的要求是武侠小说的文体前提，它们交互作用的结果，使得历史时空成为武侠小说具备本土性、文化性、想象性、合理性、可信性存在的必要时空。武侠小说虽然不是历史小说，但历史性是武侠小说这一中国传统小说类型的根本属性。历史性之于武侠小说，可以产生现实的超越性、感受的真实性、内容的深广性以及侠的形象塑造的丰满性等美学意义。     

闪烁思辨灵光的美学思想——庄子美学思想中的几个辩证因素

本文论述了庄子美学思想中三个具有辩证因素的问题。一、美与丑。指出庄子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在丑的外形之中完全可以包含有超越于丑的形体的精神美,人格美。二、“无用之用”。论述了庄子认为不能片面地强调审美活动的社会功利,应遵循审美本身的规律,最后实现它的社会价值。三、“大美”与“众美”的关系。庄子首先提出“大美”是绝对的,“众美”是相对的,“众美”是依存并服从于“大美”的。     

汉语中的日语语汇及对汉语的影响

日语中的汉字本来来自中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日本人又用汉字组合创造了为数不少的日语词汇,即和制汉字。和制汉字的一部分在近代又传回中国,为中国人所用,如,“金属”、“议员”、“科学”、“法律”、“物理”等。这种现象不单单是两国文字的交流,而是两国长达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的继续和发展。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日两国的语言和文化,文章从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对汉语中的日语词汇,从其引进的背景、特点和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和分析。     

17世纪以降中日“脱夷”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明清鼎革之后，中日两国围绕着“华夷之辨”而展开“脱夷”思想的建构。一方面，清统治阶层通过构建“华夷一家”而消弭“华夷之辨”的紧张性，为其统治中国提供了学理依据；一方面，日本江户学人则视中国大陆发生了“华夷变态”,并由此塑造“日本为中华”的优越论。这两种似同实异的“脱夷”思想更间接影响了西方“民族观”在近代中日的传播与演变。换言之，近代中日两国对西方“民族”观念的不同接受历程，正是明清鼎革后中日“脱夷”思想在近代的回响。     

诗意地把握现实人生──姜贻斌窑山人物系列小说中的审美态度及其精神意向

姜贻斌窑山人物系列小说中贯穿着一种诗意，而它所反映出的正是作家本人对生活的审美态度与精神意向。其具体内容是：（一）以诗心去看待生活与人，锻铸诗情，发现并挖掘美；（二）用对美的憧憬与向往，提纯生活，创造诗的意境和气氛；（三）在塑造人物时倾注自己的主观感情，表现对普通人的关爱。唯其如此，在姜贻斌的这些小说中有一种“小草情结”．并以之与中国文学中肯定和褒扬“中国人的生命力”的传统接轨；但它同时又与新时期文学前期的同类母题的作品，有着不同的内涵与情调。姜贻斌怀着怜悯、同情、理解、赞赏的态度，写出了在窑山这个处于“现在时态”中的特定“文化空间”里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方式、生存特点和生命状态，并且肯定弱者钦羡这种弱者的“生活智慧”。因而其诗心，带着感伤和消极，认为生活不可改变，是悲观主义的。     

亚洲开发银行中的美日博弈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亚洲开发银行,是面向亚太地区的政府间区域性金融机构,在亚太乃至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1966年,美、日两国的积极参与共同促使了亚行的成立,随后两国围绕亚行的“发言”主导权展开了博弈,在亚行中逐渐形成势均力敌的“两极结构”。双方关注的利益以及各自亚行政策的不同成为美、日两国进行博弈的根源所在。美、日在亚行中的博弈历程也为中国的亚行政策给予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