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下乡与乡村干部政治录用

20世纪,党的政治动员激发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并通过建立乡村政权组织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在这个过程中,以阶级成分、革命道德和对党的忠诚为标准录用的农民干部成为党整合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一旦他们的作风偏离了党的政治理念,党就直接通过垂直深入乡村的权力机关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以达到干部整改的目的,由此形成了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政治的发展模式。     

政党下乡过程中乡村干部的身份建构

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下乡将农民组织起来,整合到政治体系中,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保证了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党号召和派遣先进分子深入乡村开展农民运动,将贫苦农民吸收到党组织中,使之成为党在乡村的组织者,实现了乡村权力党的转变,奠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础。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家电下乡”：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基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

国家力量向乡村社会渗透,进而对传统的分散落后的乡村社会进行改造和整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一般趋势。除＂政权下乡＂等一系列国家控制性渗透外,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渗透方式,即通过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在服务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本文以＂家电下乡＂政策来理解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服务性渗透,以及国家是如何以此来建构国家权威的。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资本下乡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

资本下乡在新世纪乡村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从目前来看,绝大部分乡土书写者都有意无意地忽视、排斥、批判资本下乡的现实,甚至认为资本下乡是乡村的终结,这使得乡村新经验并没有被及时处理和吸纳,不利于乡土小说的发展。不能仅仅将资本下乡当作一个事件,如果放置到乡土小说现代性进程中来看待,它也为我们理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症候及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路径。资本下乡使得乡土书写和乡土社会结构之间形成了较难处理的紧张关系,也很容易将作为思想传统的乡村问题脱域化、现实化,带来乡村书写边界、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等的调整,并弱化乡土小说的地方色彩。资本下乡是乡土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重新检视乡土小说的发展、转换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写作视点和方向、营造个性化的乡土写作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土地确权与市民下乡的创新性机制分析

推进乡村振兴,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主线不断深化。土地确权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的重要保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市民下乡作为一个尚在实践中的概念,它脱离了资本下乡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并且与农业发展4.0的模式高度结合,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系统梳理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的逻辑的基础上,指出土地确权为主导的产权清晰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结合市民下乡的宏观背景与转变分析,对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之间的创新性机制进行探讨,认为随着土地确权的完成,在农村土地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交易,并会带来交易主体变化、交易价格差显化以及交易方式多样化的效应。     

博士下乡与"乡村建设"——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定县平教会实验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博士下乡",是民国时期知识界颇具影响的运动,对旧中国的乡村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当时,很多博士由于受到爱民报国之心的驱使、乡村衰败现状的刺激和晏阳初人格魅力的感召,纷纷来到河北定县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他们深入田间地头,把科技知识运用于生产实践,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推行"四教三式",密切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农民素质的提高;设立县政研究院,将学术研究与县政建设结合起来,促进农村社会的进步。当然,由于战争的影响,"博士下乡"无奈地终止,但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资源下乡、私人关系与村庄秩序——以T村绿化工程承包权竞争为例

从村庄内部的视角,以T村村民与村支书竞争村庄绿化工程的承包权为案例,通过对乡村公共资源分配中的“自己人/外人”区隔,考察当前“项目制”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精英在公共项目竞标中的行动逻辑及其对村庄社会秩序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对乡村干部缺乏有效的权力约束,当前农村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呈现出“私人关系化”的明显倾向;公共资源的事务竞争常常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人事斗争,最终往往为打败对方双方都采取了非理性的争夺手段;这种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行为逻辑引发了一系列矛盾纠纷,导致村庄一步步走向失序。构建合理而有效的基层权力约束及其公共资源分配机制,是村庄承接下乡资源并且避免意外社会后果的基础条件。     

法律下乡与离婚自由——一起乡村离婚事件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在法律下乡的社会大背景下,离婚自由并没有成为乡村社会婚姻场域内行动者自觉的实践。很多时候,人们的行为取向还是不确定的,因为仅仅依据法律还不能够为乡村婚姻带来良好的秩序,传统婚姻习俗的"地方性知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村民在婚姻场域内的行为逻辑。     

经营村庄:项目资源下乡的实践与困境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资源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且项目资源下乡愈发趋于经营村庄。地方政府基于发展目标的政绩考核,将项目资源集中投放到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围绕乡村景观化打造的项目资源下乡由此呈现经营性转向。这种经营性转向形成项目资源下乡的经营逻辑,具体而言,地方政府通过资源的持续性输入打造亮点,借助行政力量对村级组织的替代主导村级发展,并利用招商引资对乡村景观进行资本公司化运作,从而实现对村庄的整体性经营。但其经营实践却带来项目资源的供需脱嵌,导致下乡资源被资本攫取,同时引发私人争利意识,造成村民脱域,瓦解村庄公共性,在此过程中村治主体的更替与村级组织的边缘化也不断弱化村级治理能力,导致村级治理脱嵌。从资源下乡视角观察,发现这一治理困境是由下乡资源内在发展导向的异化所致,项目资源下乡具有特定发展目标与发展要求,但其发展导向在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中被异化成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论倾向。基于此,项目资源下乡应立足村庄与村民本位,通过激活基层治理实现下乡资源的发展目标,以治理促发展,在实现乡村振兴的同时推动城乡有机融合与一体化发展。     

资源下乡如何影响村民政治参与？

资源下乡带给乡村治理强烈的冲击,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构建“动力-结果-方式”的分析框架,从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和资源下乡模式三个维度分析了资源下乡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逻辑,并基于河南省Y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与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会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在资源下乡模式中,只有以“高利益相关度、高分配公平性”为主要特征的“再分配村民受益”模式会显著积极地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就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而言,村民的选举参与行为受资源下乡的影响相对较小,决策和监督参与行为都受到显著影响。从提升村民政治参与质量的角度出发,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村集体等组织的再分配功能,提升资源下乡的利益相关度并保证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动力与保障。     

抗战时期两次文学“下乡”运动比较

抗战的初期和后期分别有两次文学“下乡”运动 ,这两次运动都是文艺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但二者又有本质的不同。前一次以国统区为主 ,后一次是在解放区。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下乡”的目的不同 ,对旧有的文艺形式的利用不同 ,文学创作的主题不同以及文学创作的思想不同     

将大学生"三下乡"与专业知识学习相结合

大学生三下乡对于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是农民生产生活服务战斗队、党的政策理论宣传队、现代科技文明播种机.本文对高校"三下乡"与专业知识学习的结合进行探讨,以期找到更为有效的方法使高校和社会双向受益.     

行政下乡与自治下沉：国家政权建设的新趋势

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处理好与地方自治单位的关系。现阶段行政下乡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村级组织的行政化色彩加强,成为乡镇政府的派出机构;另一方面惠农政策进村入户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但是,农村基层行政效率总体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自治单位从行政村向自然村下沉,激活了村庄社会积累的内生性资源,使得以自然村为边界的社区社会组织兴起,为农民提供了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公共事务的空间。这意味着后税费时代国家政权建设不是要完全打碎地方自治单位使国家权力直面农民家庭,而是应重视农村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社区自治能力的提升,增强国家通过社会获得权力的能力,构建社会自治协同提升基层行政效力的体制机制,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治理主体结构冲突及化解路径

运用"冲突—整合"解释性框架对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互动策略进行分析,发现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体现为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冲突、权力主体与权力作用客体的冲突、制度权力与非制度权力的冲突。而现行治理方式主要体现为发展性整合,具体以民主协商、权威互补、利益关联等途径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发挥冲突的正向作用、厘清自治与行政的关系、将非制度权力主体纳入现有治理体系中来、重视非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治理路径。     

资本下乡中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

资本下乡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运用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研究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与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构建。研究表明：资本下乡对农户生计环境和生计资本既有优化效应又有冲击效应;农户生计受资本规模、资本嵌入性、地域特征、政策环境、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多种因素影响。构建农户可持续生计模式有赖于通过增强资本的社会结构嵌入性、实现资本规模结构优化与良性互动、增强利益联结模式与地域条件匹配度、优化政策环境、明晰基层政府角色定位等方面来实现结构与制度转变。     

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秩序的再造

阐释了资本下乡从事农地规模经营的实践过程.资本下乡前:乡村形成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具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两方面的特征;初始阶段:对乡村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形成冲击,开始重构农地流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中期阶段:下乡资本通过与地方政府、乡村精英等多元利益主体结盟,构建复杂的庇护关系网络,掌握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而在农地经营收益和政策补贴收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形塑新地权秩序的主要变量;分化阶段:资本下乡沿着新地权秩序瓦解、地权秩序再调整和新地权秩序确立三个基本方向演化发展.研究探索和完善下乡资本与农民家庭分工合作的农地经营模式,以期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利于留守村庄农民获得一份务农收益,减少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阵痛,并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     

电商下乡促进了县域经济增长吗？

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化商品流通渠道建设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利用2013—2018年县域数据,以“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自然实验,采用多期PSM-DID方法探讨了电商下乡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电商下乡对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电商下乡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经济发展落后、财政依赖度高、信息化水平低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县域具有更加明显的经济拉动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电商下乡推动了县域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地区农业生产率、吸引企业进入以及改善融资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应加快推进电子商务在农村的发展,把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现代流通渠道建设与电商下乡试点地区的特色农业和制造业相结合,进一步探索县域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方式,以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乡村振兴下工商资本下乡的主要风险及防范

工商资本下乡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工商资本下乡的领域在逐步拓展，方式呈多元发展，效益在逐渐显现。然而，工商资本下乡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引发的土地流转无序混乱、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生态环境恶化、农户财产权益受损等多种风险也不容小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对工商资本下乡从多维度全方位进行规制，通过完善工商资本下乡的制度政策、健全工商资本下乡的投资环境、优化工商资本下乡中政府职能、强化工商资本下乡中生态保护措施与保障工商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五个方面进行风险防范，充分发挥工商资本对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