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子不一般”:从《满江红》电影叙事看媒介景观中的性别

通过电影《满江红》中“不凡”的女主人公瑶琴在社会关系互动中的表现,分析电影叙事中的性别角色张力,探讨媒介景观中的性别,剖析其何以“不一般”的多元动因。瑶琴在事件化参与中,基于儿女情长和家国情怀所实现的性别气质主体再建,性别边界弱化与性别身份再建,为我们展现了性别在社会建构性之外,还有主体建构性;在新时代媒介景观中,通过女性不但是“绿叶”而且是“红花”的转变,可见“性别—权力”的赓续与重构;同时在资本与亚文化耦合中女性性别身份在多主体介入下的重塑,反映了当代社会动态调适的性别文化。瑶琴的“不一般”,不但指向她打破传统性别观念等局限,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忠义、智勇等品质的不一般;而且指向以她为代表的女性,具有主体表达及参与意愿,同时开展主体行动能力的不一般;此外,电影《满江红》在资本与亚文化耦合中建构的女主人公形象,在性别主义、跨性别主义发展情境下的文化主题下同样表现得不一般。     

劳伦斯的性别身份与意识形态

性别身份就是作者给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社会关系特别是男女关系中设定的位置。它并不是单纯地指男性和女性两种身份,它就像一个指针一样,重点在于它偏向哪种性别。在劳伦斯的小说中,性别身份一直是变化的,这种变化是他所处的社会背景以及在这种背景下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致。分析这种历史发展中的性别身份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对研究劳伦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观剧者的国族意识和社会性别意识——就《大长今》和“韩流”对大学生观众的调查

2005年韩剧《大长今》在中国热播,电视剧业内人士、媒体、学者纷纷从各自的身份和立场出发,对＂韩流＂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长今＂这一女性形象进行性别化的阐释,浮现出民族主义和社会性别两种话语。通过问卷和访谈,对大学生观众进行的调查显示,观剧是基于文化身份的选择性观看。中国青年学生热捧＂韩剧＂的背后是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对当代中国学习西方现代性的不满;男女观众在＂长今＂形象的阐释上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看到的是现代缺失的＂完美的传统女性＂,而女性看到的是具有坚韧品格和追求事业的＂现代女性＂。     

性别歧视在第三人称代词中的折射

第三人称＂she（她）＂相对于＂he（他）＂产生得比较晚。＂he＂和＂she＂、＂man＂和＂woman＂、＂他＂和＂她＂在对举时表现为性别上的对立,但有时候＂he＂、＂man＂和＂他＂可以统称男性和女性。用标记理论和女性学的角度解释＂她＂消失在＂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女性＂长期被剥夺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权利,以及女性的地位被忽视等。     

试论文化传播中性别因素的影响——基于《色,戒》与《色·戒》男主人公形象差异的分析

小说《色,戒》到电影《色·戒》男主人公老易形象由心狠手辣、冷酷无情的汉奸变成儒雅多情、孤独脆弱、身份模糊的男人。李安之所以没有完全按照张爱玲的原意来塑造老易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身为男人的他与身为女人的张爱玲之间的社会性别差异。在传播者张爱玲笔下,老易是基于自身女性交往体验和社会观察而进行的异性形象描摹,而接受者李安是按照他的男性体验对其进行加工和改造。老易形象的变化反映出文化传播中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关于＂恶＂与＂非恶＂的性别判断、强与弱的性别认知、情与欲的性别成见等社会性别因素的深刻影响。     

《小号》中的叙事认同与爵士乐身份

从身份构建的视角看杰琪·凯的小说《小号》,其主人公乔斯·穆迪是一位多种族和跨性别的爵士音乐家。穆迪女性的身体和男性的身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传记家斯通斯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叙事认同的方式在穆迪的传记中将其定义为荒淫堕落的性变态者。这种有悖伦理的身份界定对穆迪的家人造成严重的困扰。所幸穆迪以杂合性质的爵士乐为隐喻,为自己构建出流动的化成身份;并且想象出以情感为纽带的家庭谱系,将这种身份构建方式传递给其养子科尔曼。因此,《小号》是作者杰琪·凯于文化和社会规约以外进行身份构建的尝试和探索。     

解析电影《时时刻刻》的性别立场

电影《时时刻刻》常被置于女性主义视域下,论者阐发其蕴含的女性意识时往往漠视影片主创者的男性身份。《时时刻刻》讲述了三位不同时空的女性在一天内的经历。弗吉尼亚故事中,影片用对比手法将她未为人母的身份呈现为一种人生的缺憾;劳拉故事中,影片选择受伤害的儿子视角来讲述一个放弃家庭责任的母亲的自我追求,呈现出对女权运动的反省姿态;克拉丽莎故事则将她演绎为一个丧失主体性的类型化形象。这是影片中男性作者聚焦女性生活所留下的性别文化印记,显示出他难以超越的性别立场。     

逃逸,或又一次陷落——解读徐静蕾的改编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一文中借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了电影叙事中所隐藏的父权文化性别制度,并提出了"男性/积极的/凝视者、女性/消极的/被凝视者"的性别二元对立式,以及以此为基础所产生的视觉快感。而在徐静蕾所改编的茨威格同名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影片中,这种性别位置被颠覆了——女性成了凝视的发出者,而男性则成为被凝视的对象。然而,在这种颠覆性的性别叙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次有意识的反击与抗争,而只是再一次对女性性别体验的遮蔽与歪曲。在此,女性的性别话语再一次成为男权文化的拥护者与建构者。     

《心爱的树》：女性视角的缺失

蒋韵小说《心爱的树》在精心锻造大先生君子风采的同时,因为所采取的是传统性别视角,从而使文本中的两位女性成为＂牺牲＂。梅巧和大萍因为对待大先生——文本中的君子,也是传统社会核心价值的不同态度,而定格为决然对立的女性形象。由此可见,在意识形态中仍然存在着对女性的蔑视和贬低,传统文化的中心价值仍然浸淫着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     

无味：丁玲早期小说中的性别焦虑

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的＂苦闷＂有鲜明的女性性别特质,可以称之为女性性别焦虑。这性别焦虑表现在恋爱、婚姻、同性恋、友谊等各方面,而最终都可归结为＂无味＂的焦虑。＂无味＂是对人生意义终极拷问的结果。丁玲笔下的女性焦虑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边缘对中心的焦虑,是女性自我意识得不到承认的焦虑,是终极意义虚无的焦虑。     

在性别困境中挣扎——小说《蓝调石墙》与电影《沙漠之花》比较阅读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对性别既成定论的误解,成为小说《蓝调石墙》中跨性别者洁斯和电影《沙漠之花》中遭受割礼的女主公华丽斯性别困境的根本原因。洁斯在跨性别的战斗之路上,变得勇敢而坚定,不再回归世俗的非男即女的两性世界,坚持自己的男女人的跨性身份;华里丝这朵承受割礼苦难的坚韧的沙漠之花,成年后义无反顾的站在了公开反抗割礼暴行的国际演讲台上。两个身体的女人,一个背离女性性别身份渐行渐远,坚定无比;一个为争取做正常人的自由,走上国际讲台,献身说法,为废除惨无人道的割礼挺身而出,为争取身体的自由,性别的认可,人权的保障,从被社会伤害的弱者成为让世界为之改变的勇敢的战士。     

重构美国华裔的社会性别身份:“母亲”、“父亲”形象塑造

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以其处女作《女勇士》轰动了美国文坛,又以《中国佬》巩固了她在美国华裔文学史上的地位.旨在结合社会性别理论以及朱迪斯·巴特勒的相关理论,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通过探讨“母亲”、“父亲”的形象塑造,得出通过运用混杂鬼故事、性别倒转和性别跨越以及矛盾、模糊的形象塑造等策略,解构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于美国华裔男性和女性既定的社会性别范畴,重构了华裔独特的主体性和华裔美国人的身份.     

重拾自我的荆棘之旅——《微物之神》的伦理主体

阿兰达蒂·罗伊的小说《微物之神》中呈现的最为明显的特质就是女性属下不再沉默,她有自己的欲望,这让她挣脱社会强加在她身上的种姓和性别束缚,使她从欲望的客体转换为欲望的主体。以欲望主体阿慕为切入点,借用拉康心理分析理论,探讨印度社会对女性心理和欲望的压抑,揭示罗伊作为致力于社会公平的激进分子,以性别和种姓的双重视角,让阿慕呈现其主体性,完成其欲望之旅。     

论《宠儿》中杀婴母题的意识形态性

莫里森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她坚持“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深入黑人特别是女性的内心世界,从一个新的角度丰富了美国的黑人文学。她的小说《宠儿》围绕杀婴情节,以边缘话语的策略,再现了黑人女性在性别与种族双重压迫下的心灵史,并通过由这一事件所引发的对母性、自由等问题的重新思考,质疑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但另一方面,文本中也存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无意识建构。     

《爱无可忍》中的男性身份危机

《爱无可忍》是伊恩·麦克尤恩的第六部小说。小说探讨了爱情的本质与人际关系等主题,但深层却隐藏着对男性身份危机的焦虑。通过分析贯穿全文的性别置换、对主人公男性身份的颠覆以及"无能化"等叙事策略,麦克尤恩解构了主人公的男性身份,揭示了当代西方男性所面临的身份危机。     

从文化研究转向制度追溯——评《纳西族社会性别的演变》并重读《生存和文化的选择》

一、解读作者：知行合一,为“行＂而“文＂ 和钟华教授和她的团队成员和虹、木春燕合著的《纳西族社会性别的演变》（下简称“纳著”）最近推出[1[,这是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项新硕果。     

从酷儿理论角度解读《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美国二十世纪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短篇小说创作手法和主题。从酷儿理论来看,爱米丽突破了传统女性形象,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杂糅凸显出她性别身份的不稳定性,此外,她与荷默·伯隆的关系也超越了传统的异性恋关系模式。依据以上两方面,该作品充分体现了酷儿理论消解静态的性别身份和性身份,打破异性恋霸权下男性/女性,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对立的意义。     

性别视野下的解放战争题材小说

解放战争题材小说是十七年（1949-1966）文学革命历史小说的一部分。从性别视角可以读出解放战争题材小说蕴含着战争与性别关系的思考,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作家对具有进步意义的中国当代女性形象的一种审美想象。《保卫延安》偏重男性主体群像塑造,是一部男人的书。《红日》《林海雪原》在展现女性形象主体性色彩的同时,对女性身体的修辞渲染未摆脱传统性别文化将女人视为被看的观念。《百合花》的审美价值则标志着女性作家在写作中超越有限后所能达到的高度。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罗沙·科德菲尔德

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反映了美国南方女性反抗父权制社会的主题。代表人物罗沙从未走入父权制社会为女性预设的道路,她模仿男性的言说,表现出男性的社会性别特征,在理性的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颠覆,通过她的言行来挑战美国南方的父权制。透过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罗沙颠倒的言说和情感历程,阐释了罗沙的社会性别身份,从中揭示了其古怪行为、乖戾性情和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     

生存困境与归"家"之路——《荆棘鸟》中两性关系问题解读

《荆棘鸟》中克利里家族三代女性以不同策略抗拒＂母性神话＂对于女性生存的精神束缚,解构了男权制社会关于男性永恒在场的神话。小说试图建构一种超越性别身份之上的中性生存状态,以消解两性间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峙;在自我否定之后,作家为追求和谐生存的现代人指出了更具现实性的归＂家＂之路：从德罗海达到伦敦、从边缘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