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利己主义辩难

合理利己主义是在不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从个人和社会利益的一致中确保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理论。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合理利己主义最终必然陷入困境：或者是走向极端利己主义；或者是放弃利己主义，走向自我牺牲。人性是利己和利他的统一，尽管人有动物一样的自私、利己的天性和追求，但人却能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规范这种追求。道德是依据人的内心信念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合理利己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合理”的。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形态形成的政治社会化分析

马克思虽没有明确提出过政治社会化的概念,但他在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中,就蕴含着政治社会化的理论根基和分析方法。马克思关于人类未来理想社会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去分析这一过程,可以看出：政治解放的过程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人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展为拥有个人信仰、追求自由利益的个人的过程;随后的人类解放过程就是国家自行消亡,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形态过程和人克服市民社会中的狭隘、自私自利的人性而逐步发展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的过程。     

试论亚当·斯密的人性观

由德国历史学派与边际效用学派引发的、长达百年争论的所谓“亚当斯密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道德感情论》展示的是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即认为利他与利己都只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人性既不是完全利己的,也不是完全利他的;而《国富论》中以人的“利己心”为出发点构建经济理论体系仅仅是由于经济科学研究的需要,并不表明斯密对人性的看法有了改变。本文认为,反思这一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问题,对于理解本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对于深入理解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系统阐述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思想家的整体思想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利己、利他与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但是其不能很好地解释利他主义行为.从利他主义行为也可以获得效用的角度来看,其与经济人假设并不矛盾.努德海文的人性的内核分裂模型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由此可以构建一个在社会道德约束下,利己与利他相统一的个人作为经济主体模型.这说明利己和利他都是产生效用的重要源泉.     

论儒家民主思想的缺失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仁学基础之上的＂亲亲、尊尊＂的和谐、稳定而又有序的等级社会,其最重要的工具手段和道德资源便是＂仁＂、＂义＂、＂礼＂。这一理想及理论构架在以后的新儒学家（包括当代新儒学家）那里得到了承继和发展,并以此开出所谓＂内圣外王＂的社会政治理论,并认为儒家仁学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有着共同的工具性质及价值归宿。然而,＂仁学＂只能造成均等的人格状态以及森严的等级结构,却不能促进独立自主、平等自由的民主制的形成。历史已经证实——儒家所理想的政治社会——在客观上,使个人丧失了自我独立及自主的本质,且从根本上消溶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亚当·斯密认为人性具有双重性:作为"经济人",自爱是其基本动机,人趋于利己;作为"道德人",仁爱是其行为准则,驱使人为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不是仅仅只做一个纯粹的"经济人"或一个纯粹的"道德人",而是要做一个统一的人。     

卢梭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和普遍意志

卢梭认同普遍人性和普世道德的存在,但他认为由于人类社会并不构成具有道德人格的共同体,所以人类的普遍意志不能成为政治和道德生活的准则。卢梭也拒绝构想具有统一主权的世界城邦,因为世界城邦会削弱公民的道德责任。卢梭认为应当通过政治共同体的普遍意志来实现普世道德,因为政治共同体会促成道德意识的形成,普遍意志则通过对利己自爱和依附关系的抑制实现了自由、平等、正义。普遍意志必须和共同体的特性以及爱国主义相结合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和道德力量。     

论政府政策行为的政治性质、功能与价值准则

自从政策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以来,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和学派都对政策行为或过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绝大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府政策行为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这种观点做了更加科学的解释。从这一基本理论前提出发,进而认为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具有基本的政治功能,这就是调控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坚持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即社会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准则。     

休谟的道德感理论刍议

大卫.休谟以人性为出发点,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独特伦理视角对道德感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道德的区别不是由理性得来的,而是由道德感得来的。道德感是一种特殊的苦乐感觉,又是以此为基础对某种行为或性格进行责备或赞许的一种情感反应。特别是休谟在对道德区别的重释中,提出的"是"与"应该"的理论,对道德感的本质与起源的论述中,关于道德感与利益、利己与利公、自私与同情的关系等方面独特的伦理见解和理论主张,这些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道德感理论,而且推动了其后的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政府政策行为的政治性质、功能与价值准则

自从政策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以来，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和学派都对政策行为或过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绝大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府政策行为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这种观点做了更加科学的解释。从这一基本理论前提出发，进而认为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具有基本的政治功能，这就是调控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坚持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即社会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准则。     

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及其评价

权力论是国际关系学研究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权力政治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核心学说,＂以权力界定国家利益＂是现实主义学派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20世纪90年代由约瑟夫·奈提出的＂软权力＂概念正是这一变化的反映。＂软权力＂的提出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进一步补充,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硬权力＂至上的反思。     

论可持续发展战略对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启示

教育价值是教育科学的首要理论问题,也是左右教育实践选择的最深层次的因素.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不论是对个人还是群体,教育都要谋求、选择某种价值.由此可见,教育价值取向是教育活动的一个基本的决定因素.由于人们对个人与社会关系不同的理解,形成了两种教育价值观.即追求个人的、内在的教育价值观和追求社会的、外在的教育价值观.这通常被表述为“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正确地解决教育价值取向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既是一种社会活动,它必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相适应并为其服     

耕地非农化过程中的逐利合谋研究

追求经济利益的厂商和追求政治利益的市县政府常常导致土地规划失灵。文章一方面在中国的委托代理政治体制下建立博弈论模型,证明在政治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地方政府之间的合谋策略能使自身效用最大化,其结果是超过最优社会使用量的耕地出让;另一方面,从空间经济角度分析了厂商追逐经济利益造成耕地浪费的行为。最后得出结论,地方政府和厂商效用最大化是导致耕地浪费和土地规划失败的原因。     

政治话语的变化：从个人权利到公共的善——社群主义述评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以个体为中心,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在于对个体自由的绝对维护.而社群主义则力图把社群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与社群的价值观相一致.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社群主义提出了关于公共利益和国家观的理论.社群主义强调"公共的善"优于"个人的权利".这种思想对纠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一以对抗性形式出现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屈原"美政"理想的学术渊源

屈原的"美政"虽是兼融先秦诸子多家思想而成,其核心内容则是圣君贤臣"两美相合"的圣贤政治论,它是中国古代士人普遍追求的政治文化模式.这一模式及其理论基点的学术渊源,均在"管子学派"中的"前期齐法家"思想中.学界在探寻屈原思想的学术渊源时,由于对"管子学派"的发展阶段不甚了然,因而产生了许多错位和附会.     

“科玄论战”的客观结果：科学与哲学的互融

在20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的论战双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往复辩论中,科学成就了一种玄学的态度,获得了普遍的价值认同,哲学也使用了科学方法、贯彻了科学精神。结果不仅没有导致科学与哲学的对立,而是必然地实现了科学哲学化和哲学科学化的双向互动。科学与哲学的渗透和融合存在现实的基础,有其必然的合法性。     

从"认识兴趣"到"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规范基础的重建

规范基础的问题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讨论的中心论题.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缺乏明确的规范基础,他从准康德的视角出发建立了三种认识的先验框架,但这一方案被认为是"认识论的基础主义",而后他放弃了对认识论基础重建的尝试,转向了普遍语用学,提出了以语言理解为核心的交往行为理论,并以此为背景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试图把它作为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这一尝试既避开了指责,也摆脱了意识哲学范式的困境,为我们设计了一幅全世界公民共同交往的美好图景.     

完美的边界:乌托邦政治内涵分析

乌托邦描绘了一个理想蓝图,这是对未来完美世俗社会的设计,意味着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否定、超越和挑战.乌托邦的理论基础是人性善、人有理性、诸善共容、普遍主义的整体价值观.乌托邦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其对未来美好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现存社会政治状况的批判,但乌托邦因其科学理论基础的缺失而成为一种想象而非现实的存在.因此,它是不能被现实化的,它必须恪守自己的边界,与政治现实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     

亚当·斯密对现代商业社会立国之道的阐释

亚当.斯密是在商业活动成为国家事业的背景下,论述了现代商业社会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则。与古典政治哲学把社会当作有机整体来思考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不同,斯密以个人为起点来理解社会,个人成了目的。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斯密确立了两条原则:一,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二,正义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由此,亚当.斯密阐明了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和政府职能的理论以及个人与国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同时也向人们表明,容纳了财富、奢侈品和个人竞争的商业社会,同样能够维持良好的秩序,建立成功的国家。商业社会的立国之道就是通过使普通的个人享有正义和法律之下的自由,以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对外维护国家独立,对内保障个人自由。这样的立国原则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于它更接近自然自由,更符合人性,是人人可及的。     

当前理想信念教育的"瓶颈"和破解思路

崇高信仰与现实利益之间的脱节和正确信念与不良＂潜规则＂之间的冲突,是制约我们理想信念教育的两个＂瓶颈＂,要破解这两个＂瓶颈＂必须基于价值多元化时代背景下人们的多元化价值需求这个现实前提。崇高的信仰,是个人选择的,同时也是众人追求的美好向往。但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一个长期的理性化的学习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者要注意识别潜规则的实质,并辨别其与正式制度的区别,避免制度设计的误区。应以＂优良＂潜规则替换＂不良＂潜规则,为构建优良从众氛围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