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困境及其建设路径——以利益表达为研究视角

对农民工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进行了介绍,指出它在农民工利益表达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农民工非政府组织发展所面临的合法性、组织资源和政府支持方面的困难,并为进一步发展农民工非政府组织,为农民工利益表达提供组织依靠,提出了转变政府态度、扩大筹资渠道、加强组织合作和自身组织建设的具体措施。     

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政府责任

农民工权益受损尽管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其中政府责任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从政府的公共管理和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还是从公民权利的实现角度,保障农民工权益问题是政府责任应有之义。因此,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府对农民工的服务意识,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鼓励非正规就业等举措是政府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应尽责任。     

我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三重信托关系分析

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都是影响国家公共管理和公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量,厘定和促进非政府组织、政府和公民三者之间的三重信托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非政府组织应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然而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受到政府组织的不当干预,政社关系有待彻底理顺;非政府组织应是一个自我管理完善、可以值得社会信赖的组织,但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可信赖度却不高;非政府组织自身管理体制不健全,无法有效地维护公民权利和提供公共服务。鉴于此,要增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的互信;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责权关系;按照民主和效率的要求,厘清非政府组织内部的工作关系,提升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水平。     

农民工社会工作的政策框架探析——基于增权的视角

调查显示,农民工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身心健康处于高风险状态、劳动权益维护需求与维护资源供给差距较大、社会支持网络脆弱、社会融入程度较低等。我国当前的社会工作实践在面对并回应这些问题时,在政策法规、企业劳资谈判、社会力量发展等方面,可使用的资源严重缺失。为了维护农民工绝对权益和相对权益,政府需要构建能满足农民工需求或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服务于农民工的社会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     

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发展的制度保障

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正在进行变革的一个重要体现。与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相比较,非政府公共组织具有一些明显的优势,当前,我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非政府公共组织要想充分发挥其优势并有大的发展,就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政治、法律以及自身建设等方面。     

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的构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民工社会救助问题更加突出。由于“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管理体制存在、农民工社会救助意识薄弱、政府社会救助资金不足等原因,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缺失。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是农民工应对社会困境的需要,也是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要求;不仅是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任务,还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步骤。城市化进程中构建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必须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必须发挥政府、农民工、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多方积极性;必须从提供主体、资金来源、管理体制等方面设计好农民工社会救助的制度框架。     

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农民工劳动权益解读与保护

农民工的契约主体身份转型、契约环境转型和组织机制转型有助于理解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的现状及其原因。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维护需要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组织资本方面的自我强化,政府应在立法、行政、司法、普法和法律援助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进行维护。     

论农民工民间维权NGO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空间

农民工民间维权NGO(即非政府组织)是一种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体制外社会组织,本文以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劳动权益状况为大背景,以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供求和制度变迁、交易成本和收益分析原理等为框架,分析了农民工民间维权NGO在社会转型期的激励机制、实现机制和约束机制,并从政府的角度对管理和规范此类组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公民社会语境下非政府组织回应优势分析

针对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心的理论问题,采用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都以回应公众诉求为己任,但两者回应的机制不同,非政府组织以其回应的灵活性、高效性、精准性、积聚性、内在动力性优势在不同层面以各种灵活的方式回应社会公共需求或提供准公共物品,一方面可以壮大非政府组织自身力量、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鉴照政府回应机制的完善,促进以官民合作为特征的治理和善治,进而提高政府公共管理绩效和降低政府社会管理成本。     

非营利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中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中遇到权益维护失衡、义务教育失学严重、社会化教育和职业培训不足、文化娱乐形式单调等四个重要问题。服务于农民工的非营利组织在农民工的权益维护、义务教育、社会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多样化的文化娱乐提供方面已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与当地政府、社区基层组织和工、青、妇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加强农民工在组织中的作用和主动性,开发本土资源以维持可持续发展。     

论政府对农民工的权益维护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社会群体——农民工。长久以来，农民工在维生与维权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由于他们公认的弱势地位，导致农民工往往为了维生而放弃维权。然而，哪怕是起码的维生也很难得以保障，这也成为制约社会进步、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当前在农民工权益维护上的几个缺失表现在：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政府利益取向的偏离、政府介入的非程序性和非合理性。提出对政府未来在农民工权益维护方面的几点思考。     

完善农民工政策 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现在关键在于怎样落实？农民工的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其中工资分配不公是问题的焦点，也是问题的难点。农民工的初次分配产生了不公问题，能否通过工资集体协商等途径，依法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是文章研究的重点。     

试析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的构建

建立健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是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是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在全面总结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受侵犯的现状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而提出了建立健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的若干构想，从而确保法律援助机制的有效运行。     

农民工权益保护三方博弈研究

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领域,农民工、企业、政府是利益相关体,通过三者之间完全信息下静态博弈分析,总结出13种博弈均衡。在这些均衡中,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从而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在存在政策悖论的情况下,政府在政策执行中需采取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增加农民务农收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增加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等等。政府在促进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过程中,同时也促进了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博弈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不仅能加快城镇化进程,而且能有效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当前,这一政策的实施遇到了一定困难。首先以政府和农民工为对策主体,建立了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静态与动态几种博弈模型;分析了在一定政策环境下,政策和农民工之间的对策,并提出了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若干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将其收益矩阵进行了一般处理,使其结论更具普遍性。博弈分析结果表明现阶段政府不宜采用大规模转化农民工为市民的政策。     

劳动法下的农民工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是一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全面规范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为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依法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事件屡见不鲜,农民工问题大量涌现,国务院研究室就解决农民工问题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我们应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尽快解决。     

用国际规范标准看中国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其维护

劳工权益保障的一些国际通行规范为维护中国农民工劳动权益提供了新的思路。以SA8000为例解读这些规范可以发现规范主要目的还是基于人权保障。中国在经济繁荣的同时,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劳动权益却相对缺失。对于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不健全、法规执行不力、行政措施薄弱的现状,只要适当注意一些问题环节,中国推行国际规范并发挥其杠杆作用,可以成为平衡劳资关系、开辟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有效途径。     

NGO与农民工就业：互动效应及其改进路径

在促进农民工就业、提升其劳动技能与维权意识、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同时,农民工NGO自身也会在社会认可度、运行成本的降低及与政府、企业的互动等方面产生推动效应。但是,NGO的发展与农民工就业互动要获得双赢局面仍然存在政策支持少、NGO独立性缺乏及监督主体缺位、服务内容特色不够等诸多限制因素。因此,就业信息的共享、权益保障的互助、政策宣研的传导、就业培训的互惠等成为二者良性互动的改进路径。     

构建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机制--基于"民工荒"的思考

就业权益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益。对于农民工来说,实现这一权益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参加生产而获得劳动报酬。然而,就是这一基本权益也容易遭到侵害。本文从近年来沿海地区发生的“民工荒”现象分析中得到启发,提出构建以最大限度减轻对农民工就业权益的侵害、保障其“收入安全”为目标的农民工就业权益保障机制的新思考。     

农民工的社会保护:劳动政策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初,当农民工从农民阶层中分离出来时,国家没有及时通过劳动政策与法律对农民工作为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时代的新型劳动者的地位进行确认。可以说,国家劳动政策的缺失是造成我国目前农民工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进入21世纪,随着农民工队伍的壮大,特别是他们在制造业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加强,以及他们生存环境的恶化,国家才开始调整与农民工的关系,视其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并通过劳动政策对农民工的权益做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