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公居滁无乐考——《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别解

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创作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极力铺陈渲染山水之乐、宴宾之乐、丰收之乐、民俗之乐等各种乐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在他同时期的诗中,多写其遭贬后的苦闷与烦恼,而讳言其"乐"。事实上,欧阳修贬谪滁州,背负着"朋党"与"德薄"的双重恶名,隐藏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创伤。这两篇宣扬"与民同乐"的游记,既表达他醉酒后的狂放与洒脱,更反映其强自振作、强颜欢笑的贬谪心态,堪称"太守之文"的典范。     

山海之隔:贬谪意象的生成与衍变 ——以 《囚山赋》 与 《幽海赋》 之比较为中心

金镇圭拟柳宗元《囚山赋》而作《幽海赋》,"幽昧之罪"的共同贬谪性质使二人产生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其文本上的最大差异是贬谪意象由"山"到"海"的转变,这种现象并非特殊,古代朝鲜被贬谪或流放之人的诗文中常常出现"海"意象,其与贬谪意蕴的联结象喻海之"牢狱",在大量的创作实绩中,形成贬谪文学之特殊题材"囚海文学"。山水与贬谪文学的互动具有"江山之助"与"虚构超越"的双向性质,主体情感在此过程中分别导向"山水之乐"与"山海之隔",《囚山赋》作为经典作品的典范意义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因素正是导向后者的重要原因。山海意象之贬谪意蕴也因之于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得以固化。     

凄美——读欧阳修《醉翁亭记》有感

凄美是一种美，是一种高贵的美。让人敬畏，使人爱怜。欧阳修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是具有凄美特质的文学作品。公元1046年（北宋庆历六年），欧阳修在滁州分别写出了代表作者最高水准的千古绝唱《丰乐亭记》《醉翁亭记》。其中《醉翁亭记》轰动一时。     

中国四大名亭

正四大名亭,是我国古代因文人雅士的诗歌文章而闻名的景点,分别是安徽滁州的醉翁亭、北京的陶然亭、湖南长沙的爱晚亭和杭州西湖的湖心亭。醉翁亭醉翁亭位于琅琊山半山腰的琅琊古道旁,是去琅琊寺的必经之地。据《琅琊山志》记载,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欧阳修被贬为滁州太守,感怀时世,寄情山水。山中僧人智仙为他建了一座亭,因为欧阳修自号"醉翁",所以以此名亭,并写下传世之作《醉翁亭记》。醉翁     

欧阳修的滁州之贬与《醉翁亭记》之抒情

欧阳修因参与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被指为革新派＂朋党＂。庆历五年,政敌罗织＂盗甥＂罪名,将他贬至滁州。贬滁期间的欧阳修心情痛苦、郁闷,此期创作的《醉翁亭记》,一方面透露着他蔑视打击、付毁誉于山林的不屈态度,另方面,也寄托着他遭遇人身污蔑及再次贬谪后,以放情于山林的姿态＂娱文章＂、遣苦闷、远世患的用意。本文的抒情内涵并非如论者指出的＂悠闲自适＂或＂与民同乐＂等那么简单。     

其奥妙在醒醉之间——欧阳修贬滁心态散论

欧阳修庆历五年十月贬赴滁州,于庆历八年闰正月得治扬州,其贬滁岁月仅止两年。两年之间,撰写诗文达百余篇,且多有名章佳作传世。研讨欧阳修贬滁期间的内心感情世界,以及研味其所撰有争议之作,都不应忽略彼时的险恶政治局势对其心灵的伤害。研究欧阳修贬滁期间的心态,除了看到醉翁之乐,更应看到醉翁之忧;除了看到醉翁之醉,还应看到醉翁之醒;除了看到欧阳公在贬谪之中恪守不为戚戚之文的信条,还应看到其难免忧愤的内心。同时,还更应看到一贬夷陵再贬滁州对其一生的影响。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文章太守”欧阳修与扬州

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而受到攻击、诬陷，扬州是其贬谪的第二站。宋仁宗赏其忠而用其才，但同时惑于浮议，也抑其傲而贬其党。欧阳修在扬州，政宽民安，以“文章太守”建立了历史文化名人与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当以主要精力从事《新五代史》的编纂。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法言》的“经传注我”与义理标举——扬雄《论语》学研究

扬雄仿《论语》作《法言》,"仿"是依照《论语》的形式,"作"是借《论语》阐发自己的思想,与汉代经师"我注经传"方式不同,他采取"经传注我"方式,对《论语》的阐释通过"变其文"、"解其义"、"拟其旨"达成。在这种解经方式下,《法言》所要标举的是立法、明志、申道,即:以孔子之法为准绳,以颜子之乐明其志,以君子之道申其义。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欧阳修与宋初理学思潮——兼议理学先驱的评价问题

欧阳修是宋初理学思潮中独具代表性的学者和首要人物之一,其学术贡献与社会影响远在"宋初三先生"之上。周敦颐死后被奉为理学开山,有失公允。欧阳修注重义理,倡导疑经之风,其创新精神实属传统文化中稀有的现代性的文化基因。欧阳修《本论》在中国儒佛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所谓"修本"、"为善"之说,影响重大而深远。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知有欧阳而不知有昌黎”--明末清初的偏嗜“欧文”之风与早期桐城派古文理论的建构

欧阳修的古文在明末清初受到了特别的推崇与钟爱,被艾南英、钱谦益等著名文人奉为楷模,风靡一时,但却由此产生了对欧文亦步亦趋的摹拟效仿之风,给当时的古文创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有鉴于此,方苞以“义法”为衡量标准,指出欧阳修在对《史记》文法的继承上所取得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方苞的这种评判,旨在为欧阳修古文在自己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古文文统中寻求一个相对合理的位置,也是出于建立一个既不全然复古,又不一味从俗的文统的需要。     

欧阳修对曾巩散文的影响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注重奖掖后起之秀，曾巩就是其中之一。在其指导下，曾巩改变了早期散文气势外露而内蕴不深的文风。他的“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事信言文”等观点也影响着曾巩的散文创作实践和理论。     

从心理学视角看欧阳修散文中独特的心理体验

针对目前欧阳修散文的研究多集中在文学、历史、政治和考据等方面的不足,采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对欧阳修的童年、丰富性和归依体验等方面介入分析欧阳修的散文,得出其独特的心理体验使他的散文呈现出一种“孤独”的情绪和对“自然”强烈的渴望。     

扬州之政:欧阳修的反思与坚持

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和滁州之贬的人生低谷后,扬州之于欧阳修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心灵创伤已基本疗愈,朝廷对他重新予以重用,而扬州作为大都督府州,以及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发运使司所在地的东南重镇,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施政历练。欧阳修的扬州之政,崇尚“镇静为本”,坚持以便民为务,“日询故老”,形成“惟宽与简”的施政风格。这些施政理念渊源于儒家思想与父亲遗训的影响,在以往的仕宦历程中有所实践和积累,并结合了“庆历新政”的反思,在知扬州时期臻于成熟。     

欧阳修远佛亲道倾向与晚年出儒入道论

欧阳修非常推崇陶渊明及其诗文,这与他历经政治挫折、认真反思自己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通过对陶渊明的思考、接受,欧阳修从贪功冒进转向平和冷静,这不仅使他找到了仕与隐的平衡点,也使他明确了政治与民生统一的目标。     

欧阳修对陶渊明的推崇及其政治意义

年轻的欧阳修被贬夷陵县令虽然不足两年,却成为其人生辉煌事业的节点和文学创作的丰收期：“庐陵事业起夷陵”。在其现存七百多首（篇）诗文作品中,直接记述夷陵和提及夷陵的诗文竞达百首（篇）。欧阳修描写夷陵的诗文不仅详尽地记录了北宋时期夷陵地区以农业为主、农商兼营的经济格局和风光绝美、林木丰茂的山川名胜,还真实地记述了夷陵人民自由奔放的天性和朴野的巴楚民风,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欧学研究和宜昌历史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檀道鸾的文学“三元(源)”论

在专记东晋中、晚期编年史的《续晋阳秋》中,檀道鸾将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加以置评。他率先把"独尊"的儒学经典《诗经》与楚辞、前秦百家之言并列,提出了中国文学"体则《诗》《骚》,傍综百家"的"三元"论,并以此"三元"标准评论汉代"赋颂"、建安诗歌和西晋末年诗作。在评价两晋文学时,檀道鸾强调"庄、老"影响下产生的玄学及"玄胜之谈"对两晋道佛文学流变的重要影响。檀道鸾的文学流变史观,显现了南北分裂时期学思活跃、文人反思文化历史、重新界定文学源头的历史现实以及檀氏所历地域文化、家风传统、个人倾向互动等对其文史评论的影响。檀道鸾文学评论的自觉观点,是西晋虞挚的《文章流别论》,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文学评论之间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