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耦合协调度比较研究——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文章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金融集聚与产业集聚的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协调发展划分标准,采用熵值法、集聚能力评级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对中国十大城市群及其包含城市的金融集聚能力、产业集聚能力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利用ArcGIS 软件对其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空间分异展示。结果表明:中国十大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间低,四周高”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群,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高;城市群和城市群内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即使是已经形成集聚效应的城市群,其内部的城市总体呈现出“领导—跟进”式发展,具体表现为发达城市带动周边欠发达地区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城市群内包含的城市协调发展并非同步,金融集聚效应与产业集聚效应在不同城市发挥的作用不一致,第二产业占比越大的城市,产业集聚效应越明显。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基于我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城市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城市良性建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加深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治理,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提升城市韧性水平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梳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耦合协调过程,构建城市韧性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的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上升。第二,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空间差异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华中、华北地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均衡,而华南地区的失调水平最高。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技术系统和城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要积极搭建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融合互通的数据平台;推动资源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与周边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推动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等。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将结构化数据与文本分析相结合，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组合赋权法，测算了2011—2020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进一步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研究了城市群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和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群数字经济在考察期内实现了显著升级，但空间异质性分析显示十大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差异较大，具有明显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态势。从空间依赖性来看，我国城市群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聚集效应，并且空间相关性总体呈现增强的趋势。为量化分析城市群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分析范式与数据支撑，也为促进城市群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资源环境与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协调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协调城市群资源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关系对于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使用耦合协调模型度量2005—2019年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耦合度，并利用空间面板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样本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资源环境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度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并以2012年为间隔体现不同发展特点。(2)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为和人口因素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正向效应，而工业化水平则会产生一定的负向阻碍作用。     

中国十大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十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合成环境规制强度指数,结合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及空间收敛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强度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十大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均保持上升趋势,但不平衡性显著,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明显高于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群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最大,平均贡献率达到68.7%。大部分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的核密度分布曲线呈现右移趋势及右拖尾现象,主峰分布经历了高度下降、宽度变宽的发展过程。十大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β收敛,但各城市群的收敛速度差异较大。在此基础上,提出协同提升城市群环境规制强度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够为促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研究

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是检验城市群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为切入点,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就长株潭城市群在2010—2018年期间的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展开具体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总体维持在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达到了较高水平的生态城镇化;长沙市的核心效应明显,领跑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城镇化进程,同时长株潭城市群三市生态城镇化发展水平有些区域差异;其三个城市或存在城镇化滞后与生态环境滞后等问题,延滞了其生态城镇化进程.未来推动长株潭城市群的生态城镇化须以"两型社会"为引领,以"生态绿心地区"为生态示范,以绿色工业提升城镇化质量,将长株潭城市群三市打造成为以绿色为底色的现代化、生态化、一体化的高质量城市群,为湖南省"三高四新"战略的推进提供强有力支撑.     

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格局演变及障碍因子识别

成渝城市群作为引领西部开发开放的重要经济增长极，提升其城市韧性水平对带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和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关于“城市群城市韧性”的研究，在研究深度上仍停留在韧性评价、时空特征分析上，对城市韧性的障碍因子的分析较少；从研究区域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群，如长三角、珠三角等，缺乏对西部城市群城市韧性的针对性研究；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已有研究主要涉及经济、生态、社会、基础设施、制度等维度，对“人”这一承灾体在城市韧性中的影响和作用不够重视，作为城市的承灾体——人的因素没有被纳入城市韧性研究中。人既是致灾因子，也是承灾体，人口要素对城市韧性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文章基于“经济—社会—生态—基建—人口”五维评估框架选取26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评价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分析2010—2019年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对其障碍因子进行诊断和识别。研究结果显示：从时空格局演变规律来看，成渝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呈逐渐上升态势且空间差异逐渐缩小；但城市韧性整体水平较低，较低韧性和低韧性城市数量多、分布广，在空间上呈现出“西...     

中国城市群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

从数字贸易的特征出发，通过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数据熵值法测度中国十大城市群127座城市2011—2019年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运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其动态演进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中国十大城市群2011—2019年数字贸易水平不断提升，数字贸易发展较好的城市群是京津冀、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以北京市、深圳市、广州市、上海市、杭州市五座城市为引领。(2)十大城市群数字贸易发展差异较大，不同城市群之间的差异是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3)十大城市群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梯度效应和多极化现象；各城市群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稳定，改变类型的概率相对较低。(4)总体、成渝、海峡西岸、京津冀、辽中南、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存在收敛过程。基于此，对城市、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不同层面的数字贸易发展提出明确定位、优化布局等政策建议。     

安徽省城市韧性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状态研究

为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防灾减灾治理水平,探究城市韧性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利用改进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系统剖析了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综合城市韧性水平呈现波动变化趋势。（2）耦合度和协调度在2014年显著降低后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耦合度得分一直略高于协调度得分,但差距逐年缩小。（3）各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异质性。（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显著正相关,局部上高—高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低—低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5）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并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特征。     

基于GIS-DEA的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分级与演化研究

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基于投入—产出分析视角的数据包络方法(DEA)和全要素TFP指数对城市使用外资效率和城市交通效率进行测度,并进一步采用熵值法对中国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进行度量,在此基础上,运用GIS空间趋势面分析和空间演化格局分析对中国19大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发展演化进行研究,探索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不同的国际贸易发展路径与空间演化趋势,并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观测其历年来国际贸易发展的演变。研究发现:城市群使用外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与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均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空间结构特征,其中,东部城市群使用外资规模效率与国际贸易集聚效应尤为领先,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便是东部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水平的鲜明缩影;中部城市群的国际贸易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差异较大;西部城市群省会中心城市与直辖市的集聚效应极具优势,但城市群内部国际贸易发展质量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在东北地区城市群中,辽中南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优于哈长城市群,但东部地区城市群整体规模效率较低。文章针对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群国际贸易发展质量的提升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增长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

利用2010—2019年福建省9地市的面板数据,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各城市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增长状况进行全面动态评价.结果显示,科技创新指数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指数都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区域发展不均衡.科技创新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的耦合协调度也保持稳步波动上升趋势.唯有厦门属于优质耦合等级类型,福州等8个城市的耦合协调等级偏低.科技投入产出低、科技产出对经济高质量增长贡献有限、科技创新的要素配置跟不上经济高质量增长水平和科研市场与应用市场割裂是福州等8个城市的共同突出短板.基于此,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的灰色综合评价与非均衡差异研究

中国十大城市群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成为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因此，研究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意义。通过构建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灰色综合评价法，对中国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进行科学评估及比较，研究发现，十大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领先型集团、挑战型集团、追赶型集团、后进型集团的非均衡区域差异分布。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缩短四大集团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非均衡差异的对策与建议。     

黄河流域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度测评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既有的相关研究,构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测算2006—2018年黄河流域九省(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黄河流域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且各省(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旅游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均显著高于文化产业;黄河流域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但耦合协调度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耦合协调等级普遍偏低,且区域间的耦合协调度差异显著;各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作用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推进核心城市群发展以强化辐射带动效应,紧扣消费市场动向以强化需求驱动效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以强化技术创新效应等对策,以推进黄河流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分析

在2019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目前各地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所展开的城市首位度提升、强化中心城市作用的区域经济发展导向，究竟是会导致城中心城市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劣化区域的协调发展，还是会形成更强的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其辐射扩散范围，缩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研究针对性分析我国现阶段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变化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及协调发展的影响。在理论层面，研究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最优规模倒U型模型对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构建形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分别从中心城市在集聚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中心城市在扩散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作用、中心城市不同首位度水平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内部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在实证层面，研究以中国十九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06—2017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展开固定效应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生性...     

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的区域差异及动态空间效应分析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提升宏观经济韧性是抵御外部冲击，实现经济复苏的关键，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证。研究采用面板熵值法测算2008—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韧性水平，并结合Dagum基尼系数、DSAR及HSAR模型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韧性的区域差异、差异来源及动态空间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宏观经济韧性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但总体内部相对差异日益扩大，形成“东强西弱”的空间分布格局，其差异主要表现为区域间差异，而近年贡献率出现下降趋势；中国宏观经济韧性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在时间上具有显著的累加效应，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大于持续累加效应，两者交互形成正向的动态空间溢出效应，但三种效应在不同区域均具有异质性。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群异速生长关系比较研究

中国十大城市群的城市化进程体现着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利用生物学的异速生长规律,从“城市人口-建成区面积”及“城-乡人口异速生长”维度进行探讨,分析中国十大城市群1994～2008年城市化进程的变化差异特征,得出中国十大城市群的乡村人口增长速度过慢;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规模过度;城市化进程差距较大;城市化进入了乡村人口衰退的质变阶段等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化发展水平时空差异

采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2008—2017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运用基尼系数和锡尔指数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近年来城市化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差异逐渐减小;从空间上看,三大城市群的整体城市化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由长江经济带东西两岸向中心递减的趋势,即“长三角地区>泛成渝地区>中三角地区”的空间格局;总体差异的减小有利于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减小;城市群内部差异的扩大,会导致总差异减小的趋势变缓;长三角、中三角及泛成渝三大城市群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差异性。     

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而数字经济是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于2013—2020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根据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是区域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东部地区领先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位于全国末端;耦合协调度从失调阶段逐步转向协调阶段,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领先于其他地区。因此,要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布局和发展模式,将数字经济纳入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打造经济示范区、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充分发挥东部地区的辐射作用,以提升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民族地区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效应

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互动是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06-2017年民族地区41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考察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及双向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总体上,民族地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促进关系;区域层面,大城市和集聚度较高区域的回归结果与整体类似,而中小城市以及集聚度较低区域制造业的粗放式发展对城镇化存在抑制;制造业集聚通过劳动力就业和区域市场效应作用于城镇化,城镇化通过非农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对制造业集聚产生反向影响。民族地区应当充分发挥制造业集聚与城镇化的互动作用,同时,发挥大城市和集聚度较高区域的带动辐射作用,促进大城市、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     

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识别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较高层次的空间组成形式,其城市韧性的提升对建设韧性城市、促进城市群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测度城市群城市韧性水平并识别其障碍因子,构建了城市群城市韧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BP神经网络模型对关中平原城市群2011—2020年各城市分系统韧性和复合系统进行分析,进一步使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位于中等韧性水平,但总体呈上升趋势,其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东西低,中间高”的倒V形。具体而言,经济系统韧性以较低韧性水平和中等韧性水平为主,社会系统韧性以中等韧性水平和较高韧性水平为主,生态系统韧性以较高韧性水平为主,而基础设施系统韧性则主要分布在较低至较高韧性水平之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全社会用电量因子是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从分系统来看,社会系统始终是影响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韧性提升的关键系统。研究表明,城市群应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的合作,共享信息资源,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促进城市群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