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制度的多样性与我国外在农地制度创新的多样性

在中央政府统一供给的制度框架下,各地之间的外在制度是多种多样的,之所以会出现地区之间外在制度的差异性,一个重在的原因在于各地本来在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是从1979年开始的。以联产承包等多种责任制形态为土地制度变迁的始点。二十多年的农地制度变迁,从政策调整角度观察,政府一方面强调农户承包经营土地的长期稳定,一方面鼓励土地使用制度的不断创新。相对单一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制度安排、中国客观上存在的区域经济差异和土地经营存在的比较优势不同,外在农地制度安排的多样性,并且我国农地制度还将沿制度多样性的路径演进。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动力

农地产权制度变迁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为农地产权结构从“权能合一”到“两权分离”,再到“三权分离”的变动过程。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内部动力来源于宏观层面上的原有农地产权制度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微观层面上的农地矛盾、农民的主观创造性、原有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对各项权能的分配不合理而导致的较高交易费用;外部动力来自于变迁主体的动机及变迁环境。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需要规范政府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性因素在制度变迁中的推动作用,并有效发挥农民在制度变迁中的先导作用。     

农户地权诉求视角下农地制度的创新

目前我国农户的地权诉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地权稳定、自主经营向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转化。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力是农户急切希望改变承包地过于细碎化以及改善农业生产经营基本条件。考察我国农地制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基本逻辑就是农户的地权诉求决定农地制度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在当下一些地方的农地制度创新试验和经验中再次得到证明。今后我国农地制度创新必须遵循这一逻辑，根据我国农户地权诉求的变化，实施农户自愿前提下的承包地连片重划,争取国家对承包地重划制度的支持,强化农民集体民主决策制度,地方政府也要给予必要的支持。     

解析农地流转机制:背景、现状与创新

因农村土地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农村经济形势发展需要诱致而生的农地流转现象,目前正呈加速发展之势.这一过程伴随着诸多问题,需从建立土地评价体系、构建服务平台、理顺产权关系等多方面来完善与创新农地流转机制.     

海峡两岸农地制度改革比较与分析

人地比例高是我国台湾与大陆农业资源的共同特征。因此 ,制约人们对有限农地资源使用方式选择的农地制度安排 ,在影响两岸农地资源配置与农业发展中 ,始终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以 194 9年为起点 ,台湾与大陆由于经济制度不同 ,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农地制度改革途径 ,并且 ,各自的农地制度安排也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与客观经济规律运作中展示了利弊。对两岸历经 50年的农地制度改革绩效与弊端进行比较与分析 ,作为农地制度进一步改革与小农经济发展之借鉴 ,意义重大。     

中国农地制度:历史、现实与未来——“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的新审视

农地制度是整个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制度几经变迁,不断在"不适应—调整—改革—适应—不适应"之间循环往复。在中国农业、农村、农户发生的巨大变化面前,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也日渐呈现不适应性,突出表现为:稳定农户承包权在实现农户权益公平保护方面的制度效应存在争议;稳定农户承包权对激发农地长期投资的制度效应已不断减弱;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在促进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尚需实质性突破;农地经营权流转对推动农业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成效不尽理想。因此,进一步深层次改革农地制度仍十分迫切。在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中,改革的基础依然是坚持集体所有性质,坚持对农户农地权益的保护,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跳出过分强调农地带动农户增收的传统思路,在充分尊重承包农户分化、农业经营主体多元的客观事实基础上重构农地制度功能,改革的核心目标应是矫正稀缺农地资源的误配格局,优化配置效率,提升农业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改革完善农地制度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农村城镇化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农地制度及其改革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农业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外推力,对农村城镇化产生积极作用。我国现行的农地家庭承包制由于以行政手段供地和缺乏农地流转机制,使得农民与农地关系凝固化,影响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我国农地使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应引入市场机制,促进农地流转和集中,增强农业劳动力的排放力度,割断转移出来的农业劳动力与土地的联系。并通过农地市场流转,使转移出去的农民得到放弃农地权利的报偿或对农地投入的补偿,使其愿意放弃农地,安心从事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     

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困境及其对策——日本农地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针对目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率偏低、农地市场发育缓慢这一现实状况,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和研究中国与日本的农地法律制度差异,结果表明: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农地产权制度,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当前改革和完善中国农地法律制度的关键.     

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的驱动因素比较研究:理论与实证

将现行体制下农地非农化过程带给地方政府的效用划分为制度收益和发展收益,通过比较分析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以研究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不但对经济发达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发展收益,而且是驱动地方政府过度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然而现行农地保护制度由于经济管理手段的缺失,不能对地方政府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受制度收益的驱动而人为地加快了农地非农化进程.     

农地使用制度的永佃权模式选择

农地上同时负载着国家、集体、农民三重利益,不同主体对于农地利益具有不同的诉求和不同的关注重点。就属性而言,农地立法既具有私法品格也具有公法的性质。因此,在农地制度的设计中,要同时考虑到这三种主体的利益平衡与协调。此外,还必须适应加入WTO之后国外高科技农业对中国农业的挑战。在笔者看来,农地使用制度的稳定需要赋予农地权利人物权性质的权利,永佃权无疑是一种较优的思路。     

农地评估失灵影响下农地抵押借贷博弈研究

运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农地评估失灵影响下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农地抵押借贷博弈进行分析。发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有利于破解农业规模经营融资难题,但在农地评估价值虚高和农地价值波动预测失误的影响下,处置农地经营权抵押物不能完全补偿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损失,会制约金融机构发展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和农户对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有效需求。     

农地习惯法对农地法制建设的意义

我国农地改革循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径,但其成功终究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农地法制建设也不例外。农地习惯法自生自发于农村,与国家制定法相比,有较强的自然性、地域性和属人性。国家法在农村调整的范围和功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农地关系的方方面面都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农地习惯法弥补了国家制定法的不足,有助于维护乡村秩序,其现实合理性不容忽视。农地习惯法对农地法制建设具有内容上的重要基础、实施过程中的补充修正、程序上的重要参照三大意义。因此在农地改革进程中,应重视农地习惯法的价值,实现农地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与融合。     

试论高校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关系的有效协调

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既包含学术管理性质，又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当前，我国许多高校还无法真正摆正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管理过程中经常性地出现“混淆不清”、“本末倒置”、“权力泛化”等现象。在新时期，高校行政管理和学术管理关系有必要进行协调。对二者关系进行有效协调的途径主要应从转变观念、健全学术管理机制及优化行政管理机制等三方面入手。     

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中的农作物价值评估

针对农地抵押贷款中农作物价值评估中存在的问题,厘清市场法、成本法与收益法的理论来源、公式应用以及适用的农作物类型,利用果树抵押案例分析三种方法的实际使用,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是农民获得贷款的重要途径之一,其中农作物价值评估对确定农地抵押贷款额度,完善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国际组织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基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国际法律人格取决于设立条约的规定。就国际组织与成员国的对内关系而言,成员国应服从国际组织作出的决定。国际组织与国家包括非成员国的对外关系是一般国际法上的平等主体的关系。国际组织的客观国际法律人格也体现在国际组织与非成员国的关系上。     

国家和集体压力下的农户产权——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结构及其缺陷的政治学分析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制度、公社化运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的历史阶段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如今的农地产权制度包含了国家管理权、集体所有权和农户使用权三个部分,这种制度结构在历史变革过程中产生,并留下了鲜明的国家性.而正是其国家性对现有农地产权制度的运转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国家管理权根据政治需要不断扩张,集体所有权根据政策目的出现变化,农户使用权在前两者的影响下显示出一定的脆弱性.因此,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护土地资源,必须对这一制度进行适当的变革.     

农民合作困境的原因探析——以J市Y村水利为例

本文以农田水利为介入点,研究农民合作困境产生的原因。农村改革以来,随着国家逐渐从农田水利供给领域退出,基层组织权力逐渐弱化,导致农民合作缺乏外部的组织力量;市场机制的引入,难以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无法解决农民合作的交易成本问题;村庄内部组织力量的缺失及舆论的解体,导致村庄内部缺乏农民合作的社会基础。因此,农民合作的困境是由政府、市场和村庄自身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     

农地种树抛荒现象的成因及对策研究———以河北省T镇为例

运用实地观察法、访谈法以及问卷法对河北省T镇的农地种树抛荒现象进行调查研究,探索农地种树抛荒的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农地抛荒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方位分离、经营土地的技术制约及非农经营与农业经营的博弈;从经济动因、外部影响及制度条件等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当地农地种树代替单纯抛荒的原因。提出了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防止农地非农使用;建立有效的农地流转机制,鼓励农地有序流转;充分发挥集体力量,重建、修缮农田水利设施;积极发挥村干部作用,制止和疏导农地种树抛荒等治理农地种树抛荒现象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