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忘人生悲欢离合禅说李商隐诗歌中的“离苦得乐”

晚唐诗人李商隐以其独特的情感体验,感悟到了有求皆苦、无常幻灭的佛教真谛,并吸取禅宗的思想,消解了痛苦,超越了痛苦.他的诗歌不是对佛理的简单演绎,而是他用自己的大智大慧达到"空"的真实写照.本文试图从李商隐的身世入手解析诗人在精神实质上与佛家义理的契合,以及诗人如何感悟无常幻灭的痛苦和如何超越这种二元观念,最终达到坐忘阴晴圆缺、悲欢离合的禅悟境界.     

李商隐与佛教关系探微

作为晚唐艳情诗人的代表，李商隐却和佛教有密切关系。李商隐接触佛教始自童年，随人生波折，中年时期日渐沉迷。他以自己的人生体验，证悟了万般皆苦、一切皆空、涅榘寂静等佛教真谛；并汲取天台宗及禅宗等佛学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脱。但李商隐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他修佛是为寻求内心平衡，其佛学观念并不彻底。     

童心与佛理契合的世界--丰子恺审美理想解读

真诚的人性与和平的生活环境对于丰子恺追求率真自然的童心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深刻的童年经验构成了他摒弃功利、标举情感的审美观.对万事无常的朦胧体悟又使他与佛教有种自然的亲近.质朴无华的童心是丰子恺追求的自然境界,仁爱超脱的佛理则是他景仰的天地境界.丰子恺的审美理想就表现为童心与佛理的契合之间.     

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与批判

宋代理学家胡安国曾与佛僧有过密切的往来,在佛理上有着较高的造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安国理学思想的形成,也为他批判佛教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对佛教“一心开二门”思想的吸收;二是“性善不与恶对”对佛教“性无善恶”论的吸收;三是“平常即是精妙”...     

佛教关于生命与生态环境的学说

佛教将生命主体与生存环境视为统一体。佛教提出缘起性空、生命无常、业报轮回等理论阐述了生命本质与意义，同时提出了依正不二、自他不二，因果相报、众生平等、心色不二等思想论证生命主体与环境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人与环境的统一性及人生意义。     

禅宗前后期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关系的角度,对禅宗前后期的思想发展进行了考察和论述.文章指出,禅宗思想的最大特点是把佛教的佛性学说与中国的心性理论融为一体,以心的宗教取代对佛陀的崇拜;前期以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为特点,后期以超佛越祖、无情有性为标志,而出现这一差别的根本原因是,前期以即心即佛为主流,后期则直以真如为佛性.     

元稹的宦海浮沉与禅心消长

从交游、禅法接受、以及对佛教教理的理解等方面,对元稹进行考察,全面讨论他与佛教的关系。元稹早在少年时期即已接触佛教,其交游之僧人以苦行习禅者为最多,所受禅法当为北宗禅;作为仕进之心强烈的文人,元稹的亲近禅法发生在贬谪之后,这使他对佛教人物及其教理的认识都带有实用、乃至偏离本义的特征;而对既往之事的悔悟,亦使他在佛理之中找到了一种解释。     

宗教诗歌与诗歌中的宗教──从王维的佛理诗看佛教理念对文学的浸润

以王维的佛理评为主要研讨对象,分析佛教理会从东晋至唐时期的主要表现特征。认为在中国较早的僧诗里,佛教教义在诗歌中的表现显得生硬、不成熟,显示出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而未触的状况;至唐代,缘于佛教的极大发展,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王维是最典型的代表者。佛教教义在其诗歌中的表现,就其内容而言,佛教的核心思想在作品中得到了准确而明晰的表达;在表现形式上,他将自然物像的审美表现与佛理的宣扬、体悟浑融为一,淡化了佛理诗的言理倾向,增强了诗歌的文学性,突破了早先佛理诗格局,使诗歌显示出另一种情致与景像。这种演变,显露出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化事相,又明显地表露出佛教对大学的逐渐渗入及深刻影响。     

蕅益智旭的心性论

蕅益智旭,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幼时痴迷于儒学,饱读儒书,深谙儒学精髓。后来剃度出家,潜心佛学。然而,他在佛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后,又重拾儒学,以佛解儒,藉儒说佛,会通儒佛。这一心路历程所体现出的思想特色,在蕅益智旭对心性问题的理解上便能很好体现。蕅益智旭主张心性本体论、心即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及"尽心"说。智旭是站在佛教世界观的立场上诠释心性论,其本意是在介绍佛学,藉儒说佛,会通儒佛。     

尢智表的佛学科学分析

佛说缘生而主无常、无我、性空。佛教传入中国后,谈空说有,异说纷呈。近代佛学复兴,科学思潮适逢其会,以科学解空则应运而生。无论在形式上、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无论是宇宙生成论,还是社会人生观,处处用自然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印证佛教义理,为佛学提供实验的证据。尢智表便是其中之翘楚。     

从“学仙”到“倿佛”看李商隐的自我拯救

李商隐一生受儒、道、释思想的影响,积极用世是他一以贯之的政治追求;同时,人生的挫折、失意,又使他转向宗教寻求精神超越。无论是早岁学道,还是晚期佛,他始终不能忘怀于现实人生。于矛盾中求生存,在用世与超脱不能两得的困境中徘徊。     

李商隐古文思想内蕴及对其骈文写作之影响

晚唐时期,古文式微,骈文复兴。以古文起家的李商隐拜骈文大家令狐楚为师,转以骈文济世。但李商隐心存古文道义,其古文创作既受韩愈古文思想精髓的熏染,又有独立清醒的文道观念和文体意识。李商隐古文存世篇目虽不多,但涉及文体种类丰富,以议论、抒情和记人叙事为主的文字各有特点,议论文字笔锋犀利,抒情篇章笔势流畅,记人叙事笔法简约。受古文观念影响,他的骈文既远追六朝骈文华美文体本质,又融入古文雅颂正声,以情动人,与晚唐诸家骈文相比,别具一格。     

论李商隐无题诗的创作原由

关于李商隐创作无题诗的原由,历来比较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爱情说;一是政治说.那么李商隐创作无题诗还有其它原由吗?本文试着从多个角度来探讨他创作无题诗的原由,并肯定他的无题诗创作在诗歌创作上,独辟蹊径,开创了新的艺术技巧.     

李商隐诗中的“嫦娥”意象论析

李商隐秉承了先前诗歌中嫦娥形象的抒写,并进一步发展为嫦娥意象群落,赋予它以独特而丰富的多重意蕴.在其笔下,嫦娥既是幽寂高洁的月宫仙子,又是哀怨多情的道家女冠,更寄寓着诗人孑然兀立而不甘从俗的高怀远志.     

李商隐对甘露之变的态度及其经验模式的形成

甘露之变是关乎中晚唐政治格局之演变的重大政治事件,对当时士人心态造成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与白居易等人的危时避祸、明哲保身的诗作相比,李商隐的有关诗作就显得比较特别。文章对李商隐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知识学背景进行考察,以《有感二首》为依据,通过对其意义标志的分析,探寻李商隐直斥宦官的潜在精神取向,并从经验模式的角度考察了从《有感二首》到无题诗的嬗变。     

论《新唐书》、《旧唐书》对李商隐评价之差异

<新唐书>、<旧唐书>对李商隐评价歧异之处,主要表现为政治态度和创作成就两方面.对二者评价差异的原因进行剖析,可对李商隐在唐末五代和北宋的接受状况有更为客观深入的了解.     

李商隐寄令狐绹诗之考论

在李商隐的交际诗作中,他写给令狐绹的诗最多,情最动人,语最直截,最有心底话想说也能说,且能“屡启陈情”.其《夜雨寄北》也可断为寄令狐绹,从其写作于此诗前后的其它诗看,即可得到验证,也可以互证,这些写给令狐绹的诗都是期望出施援手的.从李商隐寄令狐绹的诗考,令狐绹打压李商隐,真是一桩冤假错案.令狐绹与李商隐的关系非同一般;在李商隐所有的交往中,他与令狐绹最密切,交往的时间跨度也最大;令狐绹对李商隐仕途上的帮助也最大.     

论李商隐的女冠诗

李商隐诗歌中有一类很特别的诗———女冠诗,这类诗反映了李商隐一段不同寻常的秘密恋情。这类诗感情真挚缠绵,带有浓郁的感伤情调,还渗透诗人的身世之感。李商隐的女冠诗具有纯情化、纯诗化和象征化的特征。他把古代文人爱情诗提升到纯粹感情的领域,实现了由欲到情的升华超越。李商隐的女冠诗闪耀着人性的光华,昭示着晚唐时期人性的觉醒和回归。     

斜晖脉脉水悠悠--小李杜关系考辨

在晚唐诗人中,杜牧与李商隐无疑是翘楚人物,通常被并称为“小李杜”。他们两人是否也如李杜一般有着深厚的堪称文坛佳话的友谊,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前人偶有提及,几乎是众口一词,都从李商隐的赠诗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刘学锴先生在《李商隐传论》里的观点为参照,结合杜牧的生平及大中三年的时代背景,可以见出横亘在小李杜之间的一些心理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