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王道”经济观

蕴含《管子》“王道”经济观的主要内容是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管子》“王道”经济观所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是“行义”、“顺于理义”。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新论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内涵有三个方面政治统一、王道仁政、思想文化统一.大一统的基础是实现天下的政治统一,政治统一的内涵是王道仁政,政治统一是大一统的外显层次,王道仁政是大一统的内隐层次.王道仁政的内涵是解决民生问题,推行文德教化.文德教化的实质是统一思想文化,并以此整合"华"、"夷",实现大一统理想的最高境界.     

"神道设教"的现象学视域

任何意义上的"设教",总已经是由对神道的源始"信仰"所奠基的,前者任何时候都不过是后者的脱落形式.换言之,只是因为诉诸信仰之此在,依托于信仰的生存境域,圣人才可能在领有信仰的光辉中分享神道的神圣性,从而真正实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神道设教"乃中国古代文明最源始也最隐秘的生存方式.在这几个字中,流淌着王道的合法性之根据,蕴含着圣人的神圣性之滥觞,隐匿着整个意识形态延绵运作之秘密.     

训诂中的"轻重"考释

在中国语言学吏上,"轻重"作为一个音韵学术语被广泛关注,但很少有人研究训诂中的"轻重".训诂中的"轻重"是比较同一个词的不同读音,其目的不是为了审音,而是为了揭示同一个词的不同记录形式.训诂中的"轻重"只是一个听觉概念,是人们听觉上感受到同一个词在不同方言里发音有差别而已.就"轻重"的具体作用来说,它和扬雄<方言)中的"转语"、郭璞注中的"声转"、"语转"是相同的.     

关于"天下"的思与构 ——一种社会学视角

天下观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身怀的普遍激情.随着现代进化论的滥觞,传统的天下观势必会经历一个重构的过程.以社会学的视角看,天下具有神圣性、认同性、秩序性、自由性和社会时空性等多重含义.天下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公天下的结构.天下的结构化包括两条机制:其一,"王天下"处理了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之间的矛盾;其二,"王天下"的根本逻辑是和平式的,讲求"天下化成""通天下".     

"王"与"霸"——早期儒家与古希腊政制观之比较

无论是早期儒家还是古希腊的哲人,对于理想政制的设计一直是他们哲学乃至政治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基于道德中心主义,二者都对理想政制的设计寄予了他们的道德伦理思想.对于早期儒家而言,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王道";而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这种理想的政制就是"哲学王".无论是"王道"还是"哲学王",他们都是在充满道德悲悯情怀的哲人那里所寄托的政治实践理想.然而,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使得这些充满理想的哲人不得不考虑这种政治理想如何在现实的层面上实现.这样,"王道"或许要通过"霸政"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而"哲学王"如果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也必须要通过强调法治的制度才能实现稳定和谐的城邦.     

论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势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天下大势,是指天时、地利与人和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历史态势及其发展潮流,司马迁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角度对战争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式叙写。他用天象灾异影射天下形势,天命(天道)观与"三五之变"观是他天时观的两翼。司马迁广博的地理知识使他写地利时得心应手,他不仅重视地形,而且注重地势在战争中的作用,他甚至是"地势决定论"者。"遗烈""余烈"体现出优秀民族精神持久而强大的历史穿透力,是人和的一种特殊形态。司马迁对天下大势成竹在胸,他叙写错综复杂的战争历史时显得高屋建瓴、宏阔深邃。     

管子之道引领魏源的学与治

大体来讲,在人道、王道、今道的主要意旨是救世与经世的实用、实效层面,魏源与管子是政治同道,管子是魏源的学习榜样。但管子的道不分明,常与《管子》之道混杂在一起,学的同时需要思的辨别,确认其正道以融通儒家政治理念;而在其德功方面有历史事实作依据,可评价其政治才能,管子堪称后世政治的楷模。因此,在粗略的王道理念与具体的功德作为上,管子之道间接引领了魏源的学与治、有所思与志,即诚挚思考怎样救治衰世和探寻如何经管天下的策略及措施。     

长江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及其战争评价

长江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很早就引起不少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的关注.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争大多利用三峡军事地理位置为走廊,而一举夺得天下的.三峡军事地理位置在全国军事大势中有"重中之重"之优势,这一区域在中国历代统一战争中的作用有史可鉴.对三峡的战争作用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与中原战争相类比,而应始终把它放在天下大势中来考察.     

作为经济哲学的管子轻重论

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把管子轻重论定位在经济理论.其实,轻重论是管子关于经世济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含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等三个层面的内容,基本原理有物有轻重、轻重因变、轻重衡无数等,基本原则有守大奉一、贵在持重、御之准平等,基本方法有务时寄政调控轻重、以重制轻以轻制重、轻重连用以御天下等.管子轻重论具有整体观、平衡观和权变法的三者统一,实质上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经济哲学.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针对有的学者提出的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管子》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     

经世致用与老子思想的融合--魏源《老子本义》思想剖析

魏源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原则出发,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新诠解,并视<老子>为"救世之书".他又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对老子的社会政治价值进行了深入挖掘,对"自然无为"、"无欲为体,无为为用"、"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小国寡民"等思想作出了新的诠解,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救世情怀,实现了对老子思想的超越,也开启了近代道家思想研究的新阶段.     

论"以人为本"的古代道德哲学智慧

中国先民在距今两千多年前,创造了一种“爱人”、“爱民”、“重民”、“民为贵”的高尚“仁爱”精神和普遍性价值的道德关怀。这种道德关怀,先被周朝统治者创造性地吸收并系统化利用,从此世代相传,熔铸成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高尚政治美德和优秀政治传统。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见诸于《管子》、《论语》、《孟子》、《荀子》等古代典籍中。如今,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生活中,都程度不同地存有“重民”、“民本”等基因。     

试论"贞观之治"的特质

唐朝贞观君臣吸取隋朝灭王的教训,推行"仁政德治"的国策,使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刑法宽平、秩序井然,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冶世.贞观统治集团行"王道"、倡"民本"本质上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建立理想社会的政治实践,把握住这一精神实质,也就会透过历史表象洞悉贞观冶世的全貌和特质.     

《管子注》三论

《管子注》是《管子》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文章首先对与《管子注》有关的作者、卷数及“轻重”篇注解问题进行讨论，其次简述了《管子注》的内容及特点，最后对其在《管子》研究史上的地位作出尝试性评价。     

“藏粮于地”战略：路径依赖与实施策略

“藏粮于地”是我国面对时代发展需求不断优化而形成的核心粮食安全战略,客观剖析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路径依赖,明确相应的实施策略,对于切实落实“藏粮于地”战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我国“藏粮于地”目标实现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粮食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石,“藏粮于地”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二是要立足于现有耕地的产能提升,聚焦于耕地的质量建设;三是要着眼于全球化的粮食保障,“藏粮于地”需要国内外的统筹;四是针对保护性耕作是“藏粮于地”的内在需求,配套制度创新至关重要。为此,“藏粮于地”战略的实施策略在于：一是提高公众耕地保护意识,形成全民为“藏粮于地”作贡献的社会氛围;二是严防耕地“非农化”,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三是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进区域耕地质量整体提升;四是提高耕地实际耕种者的质量保护意识,严格规范耕种行为;五是加强相关制度创新,提升耕地质量建设工程的实效;六是加大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维持耕地生态系统的健康。     

从老子到《管子》四篇:“道”与“心性”的理论转换

战国中期诸子心性论的产生有一个理论前提,即用"精气"来说明"道"。《管子》四篇将老子"道"与"德"之间的关系由宇宙生成的客观化描述指向了心性化,实现了这个理论转变。《管子》四篇的心性论深深扎根于气化的连续性之中,"心"与"精"、"气"、"神",乃至于"道"是性质相同的。人通过心性的修养可以贯通于道,于是个体的限制得到突破,人与天地万物即可成为一体。     

“边缘地带”解决“三农”问题成败规律探析

研究"三农"问题成败的角度有很多,但从地缘政治视野中去探究"边缘地带"这一特定空间区域的成败经验,目前尚属空白。二战后的"四小龙"、日本和以色列都是成功的案例,而印度、伊拉克、伊朗则是失败的案例。总结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后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必须采取符合当时形势要求的外交战略和自身定位,通过至少与一个全球强权国家结盟,争取机遇和资源,实现"三农"问题的解决。     

《逍遥游》的主旨就是逍遥游

《逍遥游》的主旨就是逍遥游。后人许多新的说法 ,深化了对《逍遥游》主旨的理解 ,但却无法替代“逍遥游”的这一准确的概括。从《庄子》全书来看 ,这一点就更明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