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区享有的是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高度自治权

香港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比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要大,比联邦制国家的成员国的某些权力也要大,但这种高度自治权的性质是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地方自治权。香港特区和其它省、直辖市的法律地位一样,都是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域。香港社会少数人鼓吹香港拥有所谓的"民族自决权""次主权""固有权力""剩余权力"等,是有意或无意地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结构实行的是单一制,是有意或无意地把香港特区视为联邦制成员单位、独立或半独立政治实体。     

新时代开展香港爱国教育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香港回归以来,爱国教育的具体制度化和政策推行一直遭遇较大的本地阻力,以国家认同为基本目标的教育法治改革陷入一定的困境。爱国教育的欠缺带来了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波动,并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香港近些年的极端化社会运动,危及"一国两制"的宪制安全与香港繁荣稳定。在香港基本法秩序下,教育属于自治事项,特区政府与香港本地院校依法承担主要的教育责任。但从比较法及教育法理来看,爱国教育在性质和操作上均不可能完全委诸地方实施,从香港经验来看也存在本地实施的诸多漏洞。根据"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全面管治权法理,中央对所有授予的自治权享有监督权,并根据爱国教育的事项本质而享有增量教育权力。从新时代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及全面管治权制度化的角度出发,国家与香港特区均有法定职责检讨和推进香港爱国教育,塑造爱国爱港的基本价值观与身份认同,而相关的权力合法性及责任机制需精确论证和精准配置。     

中国宪法在香港特区的实施问题刍议

香港社会流行的我国《宪法》只有第三十一条适用于香港特区的观点属于误解,在我国《宪法》138条中,至少有74条适用于香港特区,这些条款涉及到了国家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作为我国"主权"之表述的《宪法》,必然在总体上适用于香港特区。虽然我国《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条款不在香港特区适用,但香港特区仍负有不得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不作为义务。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香港基本法》是一个全国性法律,它不是联邦制下成员单位才拥有的香港"小宪法"。     

东南亚七国纵向权力结构比较研究

虽然单一制是东南亚七国纵向结构的主流,但是地方自治广泛存在于文莱以外的联邦制和单一制(地方分权型)国家中。地方不但拥有传统性专属事务的管辖权(联邦制)或固有权力(单一制),而且国家的集权和地方的分权只是互有彼此的程度问题。以此为借鉴,单一制的中国在法治化轨道上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过程中应以推进地方民主化为基础,尊重地方的固有权力,向地方适度分权。同时,也应赋予地方以共治权,在国家层面允许其参与决定自己地位和利益的决策。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陕西高校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陕西高校职务犯罪的特点是:经济类犯罪占绝大多数;团伙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主体职级有向上扩散趋势;处级以上干部的职务犯罪以贪污受贿居多;基建已成为职务犯罪的频发区。高校职务犯罪的主观原因是放松世界观改造和侥幸心理;客观原因是权力过于集中、制度不健全或滞后、缺乏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预防对策是:以德治权,使用权人不愿犯罪;以规治权,使用权人不易犯罪;以权治权,使用权人不能犯罪;以法治权,使用权人不敢犯罪。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与立法之关系

香港特区政制体现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合。但是在实际运作中行政主导制受到挑战,行政与立法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主要原因有立法会认为间接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认受性不足、政党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不同关系形成张力、行政会议协调作用未发挥与执政联盟缺失等。通过循序渐进推进行政长官普选的顺利进行、在"一国"前提下引导和规范香港的政党发展、增强行政会议沟通作用与扩大管治联盟等措施,可以缓和香港特区行政与立法之间关系的紧张,促进香港社会以及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关系的和谐稳定。     

论全国人大释法对香港宪制秩序的维护和塑造——基于第五次全国人大释法的思考

"港独"势力对"一国两制"的否定,是当前香港宪制秩序面临的重大挑战。以宣誓辱国事件为契机,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和《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主动解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确认和发展了主动释法的程序惯例,巩固了人大释法的地位、范围和效力。第五次人大释法通过明确宣誓就职的法定形式、内容和效力,实质上申明了"一国两制"是香港宪制秩序的基石,"高度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一国"的根本地位。本次释法加强了中央政府在特区自治中的主导性,体现了人大释法机制在消除基本法理解的分歧、化解香港政治运行的困局、塑造中央与特区的和谐关系、引导香港宪制秩序发展方向上的作用,凸显了人大释法在维护和塑造香港宪制秩序中的重要性。特区法院高度尊重该解释,勇于承担维护"一国两制"的宪法使命,实现了人大释法权与香港司法权的良性互动,预示着"一国两制"的未来发展将获得香港人民更加广泛的肯定和支持。     

第五届香港特区政府施政前瞻

香港特区第五届行政长官及政府组成人员相继获得中央政府任命,目前,新政府已开展工作。展望新政府的施政前景,林郑月娥及其政府如果处理得宜,其施政将会迎来一个不长不短的"蜜月期",其施政理念从"积极不干预"转向主动作为,施政重点是土地房屋、教育和经济发展。新政府也面临不少的困难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