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华诗歌对中国的地理想象

在温瑞安、傅承得、何启良等五、六字辈马华诗人的笔下,"中国"这个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在马华诗歌的艺术想象中具备了文化地理学的"地方"意义。"江南"与"塞北"意象系统的构建让马华诗歌获得了认知、感觉并想象地理"中国"的物质实体,"古装策略"与"戏剧策略"下古典而浪漫的场所精神又是马华诗歌想象地理"中国"的灵魂。归根结底,马化社会中由记忆与认同所组成的感觉结构决定了马华诗歌对地理"中国"的想象。     

余光中诗歌中的“江南”--从《春天,遂想起》谈起

余光中诗歌中的“江南”是一个内涵无比丰富的能指,它既是静态的地理概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历史范畴;既指称时空意义上的现实区域,也代表精神层面上的文化归属。其丰厚的内蕴覆盖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多人文领域,涉及多重的语义空间。最为重要的是,它是文人笔下充满了诗意和想象的文学资源,它是地理的,也是情感的,更是文化和哲学的,它是精神家园的代名词,是诗人生命终极意义上的心灵归宿。     

何处是“江浙”:中国古代“江浙”地理概念的建构与演变

“江浙”这一地理概念，在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不断建构和演变的过程。南朝至元，“江浙”多被用来指代北起太湖流域、南至钱塘江流域的传统吴越地区。入明以后，“江浙”在时人认知中有了三重地理标识涵义。尤其在明代江西省政治、文化地位平稳上升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浙”指代江西、浙江两省的说法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主流。至清顺治二年(1645)江南省建立后，其与江西在“江浙”概念的博弈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朝野舆论转以“江浙”指称江南、浙江两省。清中期以降，伴随着江南分省后“名”“实”转变的基本完成，江苏遂取代了江南在原“江浙”称呼中的位置，“江浙”地理概念最终成型。以上现象表明，地理概念的建构和衍变有其固有的规则，行政区划、历史渊源乃至地域人群的主观意愿皆会影响时人之于特定地理概念的判读。     

《女神》中的“太阳”与“月亮”

郭沫若的《女神》中有许多关于太阳和月亮的意象,太阳意象体现了一种"壮美",接近西方诗歌风格,是诗人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突破;月亮意象则体现出诗人对于传统诗歌"静美"的继承性。《女神》之中"太阳"与"月亮"同辉,"壮美"与"静美"同在,这跟郭沫若重视"诗意诗情诗性",不斤斤计较诗歌形式的诗学观念有关。     

《迷途》的“好看”与“耐看”

李运启的长篇小说《迷途》首先是一部"好看"的小说,这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故事本身好;二是讲故事的方式好。同时,它还是一部"耐看"的小说,故事的表层写的是虚构的他者,深层指向的却是每一个真实的自我。在"好看"和"耐看"中,小说传达了积极的伦理诉求:彻底否定被欲望控制的人生。     

唐代荆州诗歌中的“地标性”书写及“地标化”过程——以“渚宫”景观为例

唐代诗歌中的城市书写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元素。其中,荆州诗歌尤为突出,"渚宫"这一景观入诗达40余次。"渚宫"入诗的过程,其含义从唐渚宫、楚别宫逐渐过度为荆州(江陵)的代名词,是由"地标性"建筑逐渐"地标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实指向虚指的转变则是地理符号向文化符号转变的过程,也是楚荆州这一城市文化记忆被发现、被传播的过程。     

鲁迅“还乡小说”的结构模式

鲁迅的"还乡小说"系列中有一个稳定的结构模式:离乡者"我"的还乡结构中,内含着"我"与故人相遇的模式,通过陌生化的故人相遇场景暗示离乡者与在乡者的文化差异,将国民性纳入到启蒙话语框架中进行解释,同时以异己性的眼光反观认识到自我的身份焦虑;故人的讲述中含有一个内核性质的故事,言说着故乡生命形式的复制以及自我与传统的亲缘联系,是对国民性成因的追问;"我"与故事之间的情感阻断成为结构文本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鲁迅的精神结构的文本形式。     

从白门到紫陌：“地”在文化史中的隐显与浮沉

从南朝到唐代,建康/金陵和“江南”在话语层次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南朝诗歌通过对“金陵帝王州”的想象和对“江南佳丽地”的再现,逐渐把建康从偏安王朝的行政总部改变为帝国名都,经过唐代诗人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把建康写入文化版图,而“江南”的文化意义也逐渐和它的地理意义出现张力,甚至颠覆了它的地理意义。最后,通过对“紫陌”作出的词语考古,展示一个在南北朝时期曾真实存在的地点如何从文化版图上消失,从反面说明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和地理历史、社会历史的不同,以及它对文本特别是某些文本和某些体裁的依赖。     

论神魔小说中的“识破”观念

《西游记》中石猴对自我的认识与突破,及对其所处社会环境本质关系的探问都是一个"识破"的过程。这一"识破"模式同样存在于其他神魔小说中,以狐怪类小说为例,"识破"是故事叙事的转折点。对"识破"从叙事模式到意识观念的溯源,可以探知这一观念存在于《左传》《山海经》等书中,包涵着上古朴素唯物观和世界观,可以从新的角度理解神魔小说情节结构,把握小说的思想内涵。     

略论“五四”文学中的海洋书写

"五四"时期,"海洋"作为一个承载着现代意识、世界想象和生命觉悟的特殊意象大量涌入中国文学,深刻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化想象和世界认识,持续生发出一种新的生命气质和文化精神。在"五四"文学的海洋书写中,海洋成为现代理想灌注的新自然,成为凝结着世界图景崭新体验的异时空,其中洋溢着自我生命表达的"动"的精神。而对这现代文明转型中生发的海洋精神的深层读解,却长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空缺。     

“看”与“被看”模式下的孤独与狂欢——余华长篇小说的宏观结构

余华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指向之一是通过写作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作品内部有着动态的自传性。从《在细雨中呼喊》到《兄弟》,令人绝望的孤独感是余华长篇小说的重大主题。与此同时,小说叙述中的狂欢色彩却越来越浓重。"狂欢"作为一种发现本我与宣泄自我的方式,目的在于对童年时期自我内心孤独与压抑的疗救。"看客"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对象,这一概念曾被用在余华作品研究之中,而事实上,以《在细雨中呼喊》为分界点,"看"与"被看"的所指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因为绝对真实的自我永远无法通过叙述抵达,这些小说隐喻了个体孤独与狂欢角逐的矛盾而复杂的存在状态。"看"与"被看"模式正是这种不确定的存在状态得以展现的条件,在人类认识自我的意义上隐喻了现代文化带来的深刻困境。     

试评安妮·布雷兹特里特的“文化叛逆”

安妮·布雷兹特里特不但开创了美国文学史上女性诗人创作优秀诗歌的传统,而且与爱德华.泰勒一同分享着北美前一个半世纪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荣誉。然而,作为一名清教徒和一位女诗人,在17世纪北美浓重的清教主义宗教与社会文化背景下,她的诗歌创作被认为是一种"文化叛逆"。本文聚焦诗歌文本来重新考察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思想,窥见女性的困惑与焦虑,关注女诗人的生命诉求,揭示这位所谓"文化叛逆者"的心路历程。     

“瘫痪”主题下《都柏林人》儿童篇中的叙事策略研究

在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童年篇的三个故事《姐妹们》、《遭遇》和《阿拉比》中,乔伊斯基于儿童视角,用精湛的语言和独特的结构展示了其别具风格的叙事策略。其中,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策略、话语空间及故事空间交替的双空间叙事策略最为突出,它们对童年篇故事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这些叙事策略,结合叙事者的精神顿悟,乔伊斯在童年篇中生动展现了都柏林人宗教信仰的迷失、教学的无助和情感的未果,极好地契合了整个小说集的"瘫痪"主题。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童年的精神分析：论田耳的小说

田耳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叙事的作家。童年是他重要的创作元素．也是精神分析学派极为重视的分析对象。本文分别运用弗洛伊德、卡伦·霍妮、拉康的理论，对田耳三篇有关童年的小说进行了精神分析解读，试图探求作者对人生命存在的沉潜思考。在《独舞的男孩》中，通过少女姚姿童年创伤性记忆的疗救试图弥补个体与时代的冲突，个体内心的冲突；在《夏天糖》中，通过童年小女孩和成年沦落风尘的兰兰的截然差异来表达人内心“理想我”与“真实我”的彻底分裂；在《坐躺椅的男人》中，通过小丁童年期与成年期的成长变异，证明自我最终是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命运的存在，表达作者对他者化的主体的绝望。     

从灵魂审判到反抗绝望 ——从《风筝》论鲁迅的童年创伤经验书写

鲁迅在其创作中经常书写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揭露封建礼教对儿童天性的扼杀,借此表达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深恶痛绝之感。《风筝》与众多反观童年的作品不同,在冷峻的批判之中带有对自我灵魂的审判意味,鲁迅对自我心灵的解剖发人深省,通过"我"从"被害者"到"迫害者"的自省,揭示了人们都未曾意识到的民族文化心理遗传,在希望破灭后堕入虚无,却又在虚无中以反抗绝望的决绝姿态走向了"严冬",深刻体现了鲁迅的生命哲学。     

曹植诗歌的“自我”形象

曹植诗歌是我国诗歌艺术中的精品.他在其中刻画了抒情主人公——一个十分鲜明的诗人自我形象.本文拟就这个形象的艺术特质作一些探讨. “依剑挺立,猛气横溢”的“壮士”——传统文化因素和个人因素结合的产物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书及辞赋数十万言”①,自幼所接受的传统文化因素是很多的。《诗经》、先秦儒家典籍、《庄子》、《楚辞》浸润、熏陶了他,并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产生过影响。但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起了决定性影响作用的还是儒家文化。儒家王天下、定于一的观点牢牢占领着他的思想领地。特别是儒家的以对生活积极进取为基本特     

“乡愁”的理论化与乡土中国和城市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

将“乡愁”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加以细致考察,能够为地方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个特别角度.把“乡愁”的讨论,与目前对乡村建设和城市建设的反思联系起来,通过回顾和梳理国内公共媒体领域对于乡愁的不同观点,考察乡愁的内涵及其内在的张力和二元辩证关系,可以发现乡愁与故乡地理、童年历史、公共生活和情感记忆的密切关系,建立起乡愁之地理、历史、公共和自我的四雏框架,用于说明乡愁理论对于乡土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中国的工业遗产保护,具有启示意义.     

《芒果街上的小屋》离散视域中的存在主义意识

《芒果街上的小屋》是美国当代墨西哥裔女诗人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成名作小说,全文共44个片段故事,错落有致地讲述了芒果街上少女埃斯佩朗莎的童年记忆,透过飞散视角探讨在本族传统与主流文化矛盾中生存的墨西哥族裔的人生境遇与精神窘境,剖白了族裔文化对身份识别的追求以及夹缝中生存的族裔女性自我探寻的心声,书写了因殖民历史所致的离散文化下“自我”与“他者”所构建的“荒诞”和族裔的“反叛”与“等待”,体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意识.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探

司马迁著《史记》以"成一家之言",其主观动机是在历史叙事和历史批判的史书著述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即在史书的不朽价值基础上建立不朽之名。司马迁对自我价值实现不懈追求这一精神贯穿在《史记》的创作中,表现在《史记》的每个人物身上。这种精神源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以道自任的自主精神与耻功名不表于后世的价值取向。司马迁在《史记》创作中不仅表现为对自我命运的关怀,更渗透着对历史发展规律本质的探索和对个体生命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