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重点摘要）

本文评述了近百年来“红学”概况，指出这门学问本身带着巨大的悲剧性。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是自胡适《红楼梦考证》开始。鲁迅对《红楼梦》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５０年代初，由于为政治斗争服务，“红学”之“学”的质素成分越来越微；后来衍变为“阶级斗争红学”等，于是“红学”扫地尽矣。社会群议对“红学界”印象是并不十分良好的，其最根本的症结就是号称“学”而缺少真学的本质。这种以非学充学之名、占学之位的畸形事态，是我国近年来学术领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问题。鉴往知来，作者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过了文学的区域；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这学，也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评新红学派

“新红学”是“红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如何看待“新红学”,不仅是一个对“红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派别的评价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今天的红学研究。这个派别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值得重视。一九五四年对胡适新红学的批判,在“红学”发展的历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就是批判了实用主义,宣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新阶段。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批判运动除了存在偏离学术讨论的倾向外,就学术本身来说,也存在缺点,就是对“新红学”采取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否定态度,对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缺乏历史的具体的分析;对于学术考证,也没有强调要分清科学考证和实用主义考证的界限;还有一些批判文章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     

Redology： What Has ZHOU Ruchang Left？ What Have We Inherited？

从红学考证、《红楼梦》文本评赏、红学观三个方面了解周汝昌对红学的贡献。把握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最本质特征，才能对他留下的红学遗产及其功过是非，有透彻而到位的认识和评断。     

五里短亭，十里长亭——“红学”之旅

红学的要义和分科,在于对曹雪芹“解味”,在于理解“荒唐”和“辛酸”这一绝对的矛盾、措辞和内在含义如何统一在一起。“红学之旅”仍然处于“基本功”阶段。版本学新有起色,作者研究更异说蜂起。只有少量可观的红学著作具有史识的洞察力、哲思的穿透力。洋模式也是一种“八股文章”的变形,表现为以“占有资料”的全面显示“学力”,而治学的本质则多缺乏创意和灼见真知,只靠“名词”和“概念”来组织文字,罗列现象,代替治学自有心得的努力和深入真切的追求探讨,于是产生了一种似新而实旧的陈陈相因的“学术”。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胡适与周汝昌

“新红学”的创始者胡适对周汝昌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而周汝昌则是最能继承胡适衣钵的红学大家。梳理胡适、周汝昌的交往经过及师承渊源,不仅有利于认识“新红学”的发展脉络,更有利于澄清有关胡、周关系的诸多模糊说法。     

胡适红学的基本观点及意义

从建立红学考证新方法、确立曹雪芹的著作权及对其家世进行考证、创立《红楼梦》版本学、坚持"自叙传"观点、对《红楼梦》的评价及对后四十回的研究五个方面,对胡适红学研究进行综合的梳理与评述,以期初入红学界的研究者们,更深刻地了解20世纪新红学的奠基人———胡适在红学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及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影响。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近一个世纪的红学，其主要成就是在考证方面，在《红楼梦》研究的“意义”层面则始终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开拓。这种缺陷突出地表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之间的巨大精神质素的差异不能分辨，以及各种远离文本的红学“热点”所形成的“泡沫红学”的虚浮。老一代红学家中，只有鲁迅、胡风和周汝昌认识到“两种《红楼梦》”的精神性对抗之文化意义。百年来对《红楼梦》“意义”的探询评估其大端有二：“婚恋主题”和“政治内蕴”，但无力作出深刻的历史洞见、文化阐释和美学解剖。脱离开中华文化的大背景就不能发现《红楼梦》的真艺术，对《红楼梦》的审美观照仅仅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一般小说学是远远不够的。红学的根本突破在于红学、国学和西学的契合。《红楼梦》研究关系到中华民族灵魂的铸造和民族精神的再振，新世纪的红学生力军已经开始萌动和出现。     

横看成岭侧成峰——近五十年来台湾“红学”印象

台湾红学是中国红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百年红学史必然涉及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红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等四篇红学文章为50年代初台湾红学点燃“新火神”;胡适的返台与海外华人学者的参与推动了台湾红学的深入发展;新一代红学人的崛起与两岸红学的交流为整合中国红学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一部大中国红学史的编写时机已经成熟。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张爱玲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七

张爱玲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红楼梦魇》之中,这部著作集中考辨了《红楼梦》的成书问题,旨在申明其《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的红学主张。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值得肯定的,即"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彰显《红楼梦》真实的艺术魅力。《红楼梦魇》是对俞平伯文学考证路向的承继,因其更加地贴近《红楼梦》,所以显得多姿多彩。当然,这种"贴近"究竟多大程度上印证了曹雪芹创作时的真实想法,却难以证实。因为"看不懂"的缘故,学者对《红楼梦魇》的批评并不多,其中周汝昌的批评最具个性。     

学术史与方法论的不倦阐释：郭豫适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六

郭豫适新时期的红学观点和红学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2011年出版的《郭豫适文集·论红楼梦及其研究》之中,学术史与方法论这两个方面是郭豫适《红楼梦》研究的主要用力点。其中,红学史方面的新成果是郭豫适新时期之前基本成稿的《红楼梦小史稿》和《红楼梦小史稿续编》的学术延伸,而郭豫适对《红楼梦》研究方法的集中关注,尤其对半个世纪来海内外新旧索隐派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的详尽评析和批判,则力图正本清源、廓清迷雾。郭豫适关于学术史与方法论方面的学术实践已然对新时期红学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俞平伯晚年自省和“李希凡自述”想到的(之三)——回应俞平伯晚年的红学研究反思

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自省是真实可信的,应引起红学界高度重视,他的红学研究思想的重大变化同1954年那场对他的批评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对当年那场"批俞评红"不能全盘否定,不能只讲负面问题,全面否定其正确性和必要性。现在红学研究的一些乱象正是当年批判过了的错误研究思想、研究方法的泛滥。这种泛滥同对当年的全盘否定不无关系。     

李希凡学术研究60周年访谈录

今年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的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评60周年。关于这场运动的得失,《毛泽东传》《中国共产党历史》都有详尽地讲述和结论。这场批判运动有它的特殊性,即毛主席亲自在发动和领导,而方式又是支持两个"小人物"向权威挑战,这给了文坛以很大震动。要说两个"小人物"有"新的理念和新方法",就是他们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评价文学现象,重视作品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艺术形象的创造,反对对文学作品作烦琐考证和猜谜式的索隐。当前红学研究存在诸多乱象,可能比1954年《红楼梦》批评时期还要糟糕。1954年之于红学研究,对今天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学文献及相关资料的辨析

题咏派是以韵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聚焦透视的一个早期流派,限于篇幅,很多作品自然难以对《红楼梦》评价面面俱到,然而却能紧紧扣住原著艺术形象去纵笔抒怀,其视野的相对开阔,确也多元地拓展了《红楼梦》的诠释维度;但迄今为止,红学史家们对这一派研究的却最为薄弱。本文从早期题咏派作品涉及的《红楼梦》作者、版本、佚稿等方面红学文献的辨析这一角度进行了探讨。     

“红学”成因之辨

自现代学科立场亦即一般意义上观,"红学"应属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具体领域,并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即使从特殊角度考察,《红楼梦》研究也难以成为具备自主性品质的专业学问。"红学"成"学"之因,必须从华夏固有的经学本源中探索,从"脂学"及其学统形成的历史脉络中追寻,这也是一门旧有之学实现学科重建的历史与逻辑起点。     

“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的红学研究——读胡文彬先生近作《感悟红楼》兼论目前红学的一种倾向

胡文彬先生的红学著作向以短小精粹、言之有物、贴近文本、贴近读者见长。其新著《感悟红楼》是这种研究方向的代表。面对目前存在的将《红楼梦》研究泛娱乐化、非文学化、非学术化、神秘化的倾向,我们应该提倡胡先生这种"辅导读物"式的研究。     

考论结合、建构新说：张锦池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三

新时期红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是红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硕果累累,尤其《红楼梦》研究名家的成果以及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更是令人瞩目。譬如张锦池的《红楼梦》研究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对《红楼梦》思想艺术和人物形象等深刻而系统的认识与价值评价方面,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红楼十二论》与《红楼梦考论》等。张锦池在红学研究中善于见人之所不能见,并提出新见解、新思路,考论结合、建构新说。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的“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