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新红学的成就与缺失——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初叶胡适在《红楼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是在与旧红学的正面对抗和拼杀中实现的,素称“中国功夫”的考证是新红学克敌致胜的法宝,而考证之法对于文学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又开启了新红学的种种弊端。对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既要充分肯定胡适考证的学术成就及其历史地位;又要深刻认识新红学的严重缺失并从中寻求启示,以实现新世纪《红楼梦》研究的主体推进和全面拓展。     

胡适的“科学情结”与新红学的“科学方法”——论新红学的价值取向及其得失

研究《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本子问题,不是为了进一步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而是借此向广大的中国人输入科学精神、科学方法。这就是胡适的"科学情结",这就是胡适创立新红学的目的。为了推广"科学方法",所以胡适只关心那些可以考证的内容,即曹家的历史和版本的历史。他对于《红楼梦》的核心——大观园,这个显然是虚构出来的世界,不是不知道,却总是避而不谈。不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对象,在胡适看来是没有讨论价值的。胡适所创立的新红学,其长处和短处均由此可见。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

1927年,胡适发现了甲戌本,这在“新红学”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次年,胡适发表对甲戌本的研究报告,使“新红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此,为数不少的《红楼梦》旧抄本被陆续发现。胡适收藏甲戌本的三十四年间,曾多次将该本提供给学人加以研究。他推动了甲戌本和《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     

论曹雪芹思想与《红楼梦》的写作技巧

一、引言民国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但是多偏于考据。所谓“红学专家”，多是“红楼梦考据家”。自胡适算起，这类考据家究竟有多少？实在弄不清楚。直到威斯康辛红学会议，和台北的红学会议相继召开之后，大致说来，对《红楼梦》考据下过功夫的专家，大多都参加了。而出席台北红学会议的专家，十个之七八也是出席过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人马。台北的红学会议，无异是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再版，台北红学会议的意见，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红学考据专家的心血结晶。但综观其数目讨论的结果，在考证方面，并没有突破胡适考据的成果。胡适考…     

《红楼梦》成书新说

自从胡适博士在一九二一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一文,对索隐派发动了一场击溃战以来,“自传说”在红学研究中一直保持着主流派地位。脂评本的不断发现,有关《红楼梦》的前清私人笔记和别集的搜集和流布,有关曹家的满汉文档案的利用等等,都是这个方向的继续。现在,大多数红学家仍然接受胡适的主要观点,胡适的理论体系依然在红学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潘重规的怀疑、戴不凡的挑战声弱和寡。表面上,红学的天空一派晴朗,事实上,几朵乌云仍使红学家们忐忑不安。     

给胡适在“红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

二十多年来,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因人废文或因文废人,已经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法规了。胡适在“红学”史上的遭遇就是这样。自从一九五四年从批判俞平伯同志的《<红楼梦>简论》开始,开展了对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以来,胡适的名字就紧紧地和“反面教员”连在一起,著述无人问津了。其实这是不公正的。胡适其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应该一分为二的。五四运动时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进步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后来堕落成为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甚至成为战犯,是一个千古罪人。在学术上,尤其是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上,胡适是有功有过;而且单就对《红楼梦》的考证而言,     

《红楼梦》作者问题论争探源

《红楼梦》作者问题论争探源王庆云红学百年，关于《红楼梦》作者是否为曹雪芹的问题，至今仍是疑案之一。自新红学创始人胡适先生的考证以来，红学界多认同或进一步论证《红楼梦》作者为曹雪芹，而提出疑义、继续探谜、挑起论战者考为他人者又难以坐实，因而论争的焦点或...     

张伯驹与曹雪芹、《红楼梦》研究

张伯驹曾经收藏和经手过诸多有关曹雪芹及《红楼梦》的文物,如《楝亭图》《楝亭夜话图》、脂砚、正白旗曹雪芹故居、《海客琴樽图》、"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三多六桥本"《红楼梦》等,并与诸多红学家吴恩裕、周汝昌等多有交往。张伯驹对相关文物、学人、作品的记录、鉴赏、题咏不仅是文物史、文化史上的大事,也是红学史上的重要资料,为红学相关问题的考证、解答提供了必要前提。梳理张伯驹与红学事物、红学问题的相关经历、记述、题咏等资料,对于了解红学史、对于红学研究中资料的使用与辨析都具有重要意义。张伯驹的相关研究也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并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斥江青“母党胜利了”的反动谬论

野心家江青窃得了“旗手”“功臣”之类称号,仍欲壑难填,竟大言不惭地在外国人面前自称“红学家”,为了假腥腥表示“谦虚”,又羞答答用“半个”加以限制。其实,无论“整个”也好,“半个”也好,“红学”从来就不是什么光荣称号。蔡元培等从民族主义观点出发,爬罗剔抉,专门求索《红楼梦》隐去之本事,被称为“索隐派”或“旧红学”。这种研究方法,连胡适之流也讥之为“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而胡适、俞平伯等则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对《红楼梦》进行繁琐考证,胡说什么《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是“情场忏悔”之作。对这种所谓“考证派”或“新红学”,毛主席早给了它一个盖棺定论,即     

胡适实验主义治学方法的运用——以胡适对《红楼梦》的考证为例

胡适运用实验主义方法对《红楼梦》进行学术考证,取得了很大成功.《红楼梦》的整个考证过程清晰地体现了怀疑-假设-求证的基本思路,同时也体现了胡适在从事学术研究过程当中,"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科学态度与精神.     

论俞平伯红学观念的嬗变

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本世纪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他临终前给我们留下的遗言，明显意味着其晚年的红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变化。认真思考一下俞先生红学观念嬗变的轨迹，对于促进跨世纪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胡适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正式确立。从表面上看，胡适的考证似乎是在与索隐派的论争中展开的，其实质却是解决《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他主要通过对程高百二十回全壁本的分割解剖，径直得出“一个版本两个作者”的基本结论；又进而通…     

胡适“自叙传”说与20世纪红学

传统史学意义上的“自传”观念是胡适、顾颉刚、俞平伯、周汝昌等考证派学者进行《红楼梦》考证的基本信念。这种实录观念忽略了历史研究者的主体性和历史性,不恰当地把小说情节反过来当成历史考证的证据。而周绍良等的“二书合成”说将导致红学的转向,使红学突破机械的现实主义价值模式,从而关注于作家对意象的营造、主体性的呈现。     

鲁迅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

鲁迅对《红楼梦》研究无专著,但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众多杂文中涉及到的有关《红楼梦》问题的评论,不乏真知灼见,至今仍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本文撮其要而述之。一、廓清了对《红楼梦》的模糊认识,奠定了《红楼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胡适对《红楼梦》进行了有价值的考证,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艺术性作了肯定,但对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特别是它的思想性没有予以重视与发掘。鲁迅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对《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伟大的思想意义,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有力地澄清了以…     

我见其大、继往开来:冯其庸的红学研究——当代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九

冯其庸新时期红学批评观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论红楼梦思想》、《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解梦集》等著作之中。冯其庸认为红学需要深化研究,即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内涵进行深入的研究,他的曹雪芹《红楼梦》思想与艺术研究以及《红楼梦》重议评点派等方面体现了他文本深化研究的倡导。冯其庸由文献考证向文本研究拓展的学术实践不仅有益于优化《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格局,而且也符合红学未来发展方向。"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这是冯其庸执著的为人和为学的信念,也足可为同道和后来者取法:红学发展之道路漫长,取经惟诚,人能弘道。     

勤于家世版本梳理,致力建设性贡献:赵冈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五

赵冈的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其红学代表著作《红楼梦新探》(增订本《红楼梦研究新编》)《红楼梦论集》之中。从这些研红著作中可见,赵冈的红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曹雪芹家世生平以及版本考证两个方面。赵冈勤于搜集版本,详于比较文字,且时有新发现,其整理文献的系统性远胜于同期港台及海外红学学人,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学术信息

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赵建忠在《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撰文指出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与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第一次社会转型为推翻清王朝以后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蔡元培持民族主义思想从事红学索隐,“反满”就是当时的“舆论热点”;胡适以《红楼梦》为载体传播他的“科学方法”,而当时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五四”时期的“舆论热点”。蔡元培为索隐派,胡适为考证派。第二次社会转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则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因与主流意识…     

对《红楼梦》主题的再思考

由于多种原因,百年红学未能将《红楼梦》从文本意义上进行深入的读解,致使红学研究或偏于考证曹雪芹的家世,或对《红楼梦》中的事件和人物进行“猜谜”式的解读,或直接将作品中的人物和现实中的人物等同起来等等。本文拟在总结《红楼梦》主题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给《红楼梦》主题以文本本位的复归。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张爱玲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七

张爱玲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红楼梦魇》之中,这部著作集中考辨了《红楼梦》的成书问题,旨在申明其《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的红学主张。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值得肯定的,即"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彰显《红楼梦》真实的艺术魅力。《红楼梦魇》是对俞平伯文学考证路向的承继,因其更加地贴近《红楼梦》,所以显得多姿多彩。当然,这种"贴近"究竟多大程度上印证了曹雪芹创作时的真实想法,却难以证实。因为"看不懂"的缘故,学者对《红楼梦魇》的批评并不多,其中周汝昌的批评最具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