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楼赴召在玄羊——曹雪芹卒年问题浅识

曹雪芹几乎耗尽了毕生心血,为文学圣殿增添了稀世奇珍《红楼梦》,然而他本人却不仅湮没当世,名不见史传,而且直到现在,我们对他还知之甚少,以至连他的生卒年月也还没有完全弄清,这实在是历史性的缺憾。胡适于1928年写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提出了雪芹卒于乾隆壬午除夕的看法,简称“壬午说”。周汝昌于1947年发表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癸未除夕,简称“癸未说”。     

《叶氏宗谱序》与《像赞》非苏轼、苏洵作辨

《文学遗产》1997年第3期载叶瑞汶《对苏轼佚文＜叶氏宗谱序＞的考证》一文（以下简称《考证》），作者称他于1992年春在浙江义乌农村看到《义乌南阳叶氏宗谱》，中有苏轼撰《叶氏宗谱序》与苏洵为翰林学士叶道卿遗像所作的《像赞》并附有原文影印件。《考证》经过考证断《序》与《赞》为苏轼、苏洵作，实际上却并未作认真的、扎实的考证，甚至连最基本的人事关系都弄错了，故作此文以辨之并就正于叶氏及方家。《考证》谓：“为了讨论问题方便，将苏轼父子的佚文公布如下，其中的分段、标点符号和括号，系作者所加”，然其断句、标点均有错…     

两书合成《红楼梦》──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的思考

写作缘起自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曹雪芹是《红楼梦》前八十回作者的说法已基本成为定论。然而这种雪芹独创《红楼梦》的说法很难解释书中存在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所以七十余年间，不断遇到其他说法的怀疑与否定乃至挑战与抨击。这些说法若以提出的时序排列则为：第二种，曹雪芹主创脂砚需参与说。提出此说的代表人物是“新红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俞平伯。早在1921年，俞平伯就说：“我想我们不必全然肯定其作者除了雪芹外没有别人”①。到了1964年，俞平伯又说：“我从来不信《红楼梦咄于集体创作，因为不可能同时有好几个曹雪…     

冰雪招来露砌魂——论薛宝钗

在《红楼梦》诸多有分歧的问题中,如何认识并评价薛宝钗,是争论得最长久而又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早在旧红学时期,就有人争论得“几挥老拳”。现在虽然不至于以拳相见了,却还也常常在争论中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不过旧红学家争论的焦点是“钗黛孰优论”,即有人尊钗抑黛,有人尊黛抑钗,也有人钗黛并尊,认为她们是“瑜亮同世”。现在“孰     

活现痴人恋恋间——论《红楼梦》的爱情描写

在《红楼梦》中,爱情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又是描写得最为出色的部分,甚至可以说自它问世以来,主要是以其爱情描写打动了历代读者的。曹雪芹不仅在书中写了宝黛爱情,而且以宝黛爱情为中心,写了尤三姐与柳湘莲的爱情,司棋与潘又安的爱情,春龄与贾蔷的爱情,小红与贾芸的爱情,等等。这些爱情描写,不仅从不同的角度,放射着反封建的思想光芒;而且各以其独特的形式,给人以美感教育与性格陶冶。它们虽然有主次之分,浓淡之别,但曹雪芹却都能以其细腻的笔触,活现了恋人之间的痴情,刻画了在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们为追求纯真的爱情而反抗、挣扎乃至牺牲生命的动人形象。很显然,如果抽去了书中的爱情描写,其反封建的政治倾向便会大大减色,同时人物形象也会被毁坏。因此,研究《红楼梦》的爱情描写,无疑是研究《红楼梦》艺术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不许歪曲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

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首先是根据当时历史要求,只要作品能“真实地描写現实,”能引起人們对“現有秩序的永久性的怀凝”那就可以说是一部好的作品。因此,恩格斯给巴尔扎克很高評价是完全正确的。但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了这位伟大的現实主义艺术家在政治上是一个保皇党,其作品是对上等社会的必然崩溃的輓歌。这正说明了巴尔扎克的世界观和作品都是反动的。巴尔扎克对其本阶級进行尖锐諷刺,对其政治死敌毫不掩飾的赞赏是出于无可奈何,是“不得不違犯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的”而这一点是有价值的,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肯定了他。所以我們认为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价是完全正确、完全統一的。但有一些人,为了给自己的修正主义理論寻找根据,就有意歪曲恩格斯的評语,謁力美化巴尔扎克,从而达到反对作家的思想改造,反对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目的,这是我們坚决反对的。     

“两结合”创作方法漫议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两结合”),从提出之日起就是一个禁区,人们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赞成,不能反对。现在人们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就“两结合”问题展开了争鸣,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笔者属于反对者之列,但又没有什么成套见解,只是随想成文,故曰“漫议”。 一、现实与理想 能不能“两结合”,有没有“两结合”的作     

周邦彦卷入王寀、刘昺"谋逆"事件考辨

宋人庄绰与王明清曾谓周邦彦因受王寀、刘昺"谋逆"事件牵连而出知真定,然当代学者却反以为邦彦因反对蔡京而外任.此文则考出所谓王、刘"谋逆"事件纯属冤案,是当时郑居中与蔡京政治角逐的产物.但邦彦的确受此事件牵连,几乎获罪,因得到蔡京及其集团其他成员的营救而豁免,遂出知真定.     

论典型的个性化道路及其他

典型问题始终是文艺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典型化的道路是什么?共性在典型化过程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典型的本质特点是什么?本文想就这些问题略陈管见,并请教于方家。     

东坡前壬子词考证——坡词编年考证之一

东坡词开词史上豪放一宗,誉满古今。然东坡何时始为词,清以前无人考证。朱强村与龙沐勋首为东坡词编年,其上限自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壬子始,时东坡年37岁。其后海内外学者皆宗之,虽也开展过讨论,却难脱朱、龙之樊篱,思考的是壬子前何以无词,不曾思考壬子前是否无词。本文另辟蹊径,援之事实,广征博引,考证出东坡自宋仁宗嘉裙五年(1060)庚子即开始写词,提出了东坡诗、文、词创作同步发展说,解决了数十年来东坡研究中一个令人深思而不得其解的疑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