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湖南绅士的政治参与渠道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各级官府行使权威锐减，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有限地开放绅士参政的渠道，利用他们的乡土权威，来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绅权政治较其它各省特殊，绅士参政的渠道也较其它各省优越，从而造成了湖南绅权大干官权的反常局面。     

论近代湖南绅士的群体结构及其社会影响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特殊社会群体.由于它崛起于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因而其群体结构极为复杂,不仅有传统的功名绅士,辞官退职的乡居绅士以及部分捐纳绅士,而且还出现了大批军功绅士和世袭爵职绅士,从而造成了湖南"绅权大于官权"的反常局面.     

浅析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各地的捐输助饷

太平天国时期,为解决湘军出省作战和省内军需团练的饷费,湖南大力倡导绅商士民捐输。在各地捐输数目不多、绅商士民不甚踊跃的情况下,湖南当局对捐输作了变通办理,使捐输数额大大增多。湖南此时期办理捐输的结果,一方面扩充了绅士阶层的数量,加强了绅权;另一方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导致全省经济走向衰落。     

北洋时期绅权的扩张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以无锡为例

北洋时期无锡的绅权得以扩张,地方精英们借助自治组织与商会等公法团体掌管了地方管理大权,成为社会权力群体.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管治模式巳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绅士为辅,变为绅商为主、政府为辅.绅权的扩张给了地方精英们更大的施政平台,但也给全国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北洋时期始终未能解决政权、绅权与民权的平衡发展问题.     

论清季外官改制中的地方政治转型——以江西省为中心的考察

清季外官改制期间,省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行政机关的机构专门化、职责制度化,司法独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以及谘议局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新管道;州县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绅权从乡村向州县级政权的扩张,地方绅士成为州县级政权体系中的权绅。晚清政府引入三权分立原则,在推进地方政治转型的同时也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绅权的转移开启了近代乡村社会控制弱化的历史进程,最终拉大了国家与民众的距离,使乡村社会陷入难于整合的危机。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新探

史学界已经对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将目光集中在四大劣绅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上.其实,长沙抢米风潮的官绅斗争中,尽管有一些劣绅、旧绅参与其中,但正绅、新绅无疑是与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绅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明显具有新旧斗争的性质,这对晚清湖南政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从绅士到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变迁

绅士权威有两个来源,其知识来源是：知识正当化使绅士成为文化权威,知识等级化使绅士成为政治权威,知识公共化使绅士成为道德权威。其社会来源是,由于古代绅士跟州县官在知识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跟乡村平民在社会视野上具有交集视域,并且州县官与乡村平民在知识视野与社会视野上存着着双重空集视域,所以绅士是州县官与平民之间的中介,而这为绅士在乡村社会的权威奠定了社会基础。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古代绅士逐步逐代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绅士权威的知识来源与社会来源都解体了,于是绅士权威也崩塌了。而绅士权威在乡村社会的崩溃,正是启蒙运动失败的根源。     

对近代中国绅士劣质化问题的质疑——以河南省汲县绅士群体为个案

绅士概念的界定,最为关键的是要从绅士"官民中介"的职能切入,这样才能把握绅士的主体实质。有据可查的河南省汲县绅士80余人,主要从事教育、政事等职业。汲县的绅士群体中,正绅占据主流地位,这可从其活动及人数看出。正绅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淳朴的民风、汲县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积极向上的士绅风尚以及以"结社"的方式来实现使命而形成的群体性特点。劣绅在汲县亦有一定的存在。总之,绅士劣质化的认知有失夸张。学界之所以出现劣质化看法,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打倒土豪""打倒劣绅"的革命风潮以及近代中国渐呈强势的西化、反传统等息息相关。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绅士阶层的分化

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尤其直接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科举制度是士绅阶层存在的支柱,而科举制度的停废,意味着其原有阶层流动的渠道不再畅通,于是绅士便分流到新式教育、经济、军事等各个部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发生了空前的变动。但是,作为统治中国社会特权等级阶层的绅士地位和身份的变化对清末民初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女性·财富·政治——温州市女企业家的政治参与的调查

调查显示,温州市女企业家参政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但其政治参与意识仍较薄弱,参政动机也主要停留在追求个人与企业利益的较低层次上,而且女企业家参政的渠道不足,存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象.总体上看,目前女企业家参政劣势依然大于优势.     

论近代湖南绅士的地缘特征及其影响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近代湖南绅士虽分布于全省各地 ,但又呈现出其独特的地域性特征 ,它不仅与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有着较大的关系 ,而且还受湘军和各时期的领袖人物的影响甚大 ,从而造成了近代湖南绅士分布极不均匀的现象。绅士的分布不均 ,直接导致了湖南近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呈现畸形发展的态势 ,绅士相对集中的地区政治空气浓厚 ,经济发展较快 ,文化教育事业相对繁荣 ;而绅士分布薄弱的地区 ,政治空气沉闷 ,经济发展迟缓 ,文化教育事业落后。     

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

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解释权的独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素质的普遍降低等。     

从群体性事件看我国政治参与的缺失及应对

群体性事件是民众矛盾得不到妥善解决,以非制度形式表现的政治参与.它反映了我国政治参与的缺失,展现了我国政治参与中面临的制度建设、执政能力等方面的症结.制度上有效政治参与的渠道有限、法律上对于参与权利保障不完善、部分官员依法执政行政能力不足、民众缺乏参与实践、有序政治参与意识缺乏等都成为有序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必须从制度...     

太平天国乡官的任用标准与社会功效

对太平天国乡官制度的研究,传统的阶级分析论观点过分拘泥在乡官的阶级成分上,并以此为基础判定政权的性质。其实,以历史当事人的视角去认识当时的政策,是一种更客观的研究角度。太平天国任用乡官的标准,是建立在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政治需要之上的。出于以征收粮赋为重点的传统地方行政的需要,太平天国着意与精通传统行政事务的地方名流合作。从社会功效角度来看,太平天国当局通过发挥地方人士的行政优势,很好地弥补了自身行政经验的不足,成功影响了地方政治,并有效缓冲了自身对农村社会的冲击。     

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与构建和谐农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必须有效应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形成多元利益表达和参与机制;提高基层官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重大决策论证机制,完善基层官员负责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化社会认同,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政治参与能力,最终将农村群体性事件纳入制度化体系。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再析农民涉法上访

涉法上访是农民群众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涉及执法部门、需要依法处理的事项的一种信访形式。农民涉法上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本文对农民涉法上访的现状、原因及危害进行分析,提出应从转变观念、基层政权建设、村民自治、整合信访资源、提高政府效能、遏制司法腐败等方面来解决。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角色

宋代"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从根本上取得了一致,从而大大激发了他们入仕参政的积极性,强化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角色意识。然而由于宋代官僚机构臃肿庞大,冗官闲官增多,加之有宋一代反复起落的党争,所以在宋代,通过政治权力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大夫并不多,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为政的同时,又对学术文化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许多人是亦政亦文亦学术,人生实践与社会角色呈现出多维的态势。宋代之所以能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文化繁盛时代,与宋代士大夫这种多维的社会角色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