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季外官改制中的地方政治转型——以江西省为中心的考察

清季外官改制期间,省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行政机关的机构专门化、职责制度化,司法独立迈出艰难的第一步以及谘议局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新管道;州县级政权的变革表现为绅权从乡村向州县级政权的扩张,地方绅士成为州县级政权体系中的权绅。晚清政府引入三权分立原则,在推进地方政治转型的同时也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绅权的转移开启了近代乡村社会控制弱化的历史进程,最终拉大了国家与民众的距离,使乡村社会陷入难于整合的危机。     

北洋政府时期无锡地方治理剖析

北洋时期无锡的工业化在全国处于领先的位置,无锡的崛起同其地方治理的措施得当是正相关的。当时无锡地方精英们掌管着大量社会自治团体的领导权,在市政管理与市政建设方面唱起了主角,而代表国家的县政府统制功能软弱乏力,形成了弱政府大社会的格局。     

台湾的闽南籍民与地方自治

台湾光复以后实行的地方自治是以闽南籍为主的台湾民众长期努力的结果。明郑时期,闽南籍民众随明郑政权收复、开发台湾,形成自治的地方政府。台湾归清以后,闽南籍民众在朱一贵、林爽文等领导下发动反清起义,试图建立汉族在台湾的自治政权。日据时期,闽南籍台湾精英带领台湾民众争取民族自治权利,这些都对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政权实行台湾地方自治产生重要影响。     

晚清县级以下基层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监控

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文章就此考察县以下行政政权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政权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地方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政权.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政权,到晚清时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地方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相反,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基层政权,成为晚清地方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政权逐渐萎缩.     

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新探

史学界已经对长沙抢米风潮中的官绅斗争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者大多将目光集中在四大劣绅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上.其实,长沙抢米风潮的官绅斗争中,尽管有一些劣绅、旧绅参与其中,但正绅、新绅无疑是与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绅权与政权之间的矛盾斗争明显具有新旧斗争的性质,这对晚清湖南政局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清代河南黄河水患中的民间自救

清代河南黄河水患频繁发生,以地方士绅为主导之民间自救通过多种方式蓬勃开展,究其原因,主要与地方士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政府的劝谕褒奖及黄河水患时的社会形势相关。其特点表现为地方士绅之桥梁作用、乡里亲族为主之救济范围。民间自救虽仅为政府救灾之补充,但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黄河水患来临时灾区的社会秩序,同时也成为清代河南地方绅权日增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晚清望族与地域公共事务——以合肥地区为例

晚清合肥地区的名门望族积极参与工程建设、赈灾救济、地域治安等各项公共事务活动等,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成为官方在地域社会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依靠力量。而望族本身亦通过对地域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而得以将自己的势力成功地渗透基层社会乃至地方政权,这既体现了晚清望族在地域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扩大,也进一步刺激了社会控制权的下移和绅权的扩张。     

清末新式教育的推广与乡村社会的无序化--以劝学绅董的权力扩张为中心

清末“新政”以来,国家开始在乡村大规模推广新式教育.为了满足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加强国家对地方教育的控制,国家开始陆续在地方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劝学所.由于其后发、外生的特征,作为“国家政权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扩张预示着一种与18世纪欧洲不同的道路.随着劝学所的出现,各州县出现了一个劝学绅董群体,他们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获得了办理地方学务的权力.但由于国家没有能力使其实现完全的官僚化或完全的自治,在“官绅通力合作”的办学模式下,这些劝学绅董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且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随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急剧扩张,以及劝学绅董越来越把办理学务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乡村社会中的绅民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许多地方日益呈现出无序化状态.     

北洋时期律师的身份及其管理体制

北洋时期的法律把律师定位于社会法律工作者，即自由职业者，与清末相比则是历史的进步。北洋政府受传统“无讼”观念和“讼棍”观念的影响，对律师制度仍存疑虑，突出强调律师的义务，确立了以司法机关监管为主，律师工会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     

清代亳州赈灾研究——以光绪《亳州志》为考察中心

清代亳州地区水灾、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频发,给亳州地区居民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清代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极应对,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救灾。亳州当地绅民商人及在亳经商的地商户亦慷慨解囊,通过捐物捐钱、降价出售粮米等方式积极参与救助。政府与民间在救灾中的地位不尽相同,两者的结合在救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其中的一些举措对现代社会抗灾救灾也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近代湖南绅士的政治参与渠道

近代中国社会由于内忧外患的双重打击,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功能受到了严重削弱,各级官府行使权威锐减,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有限地开放绅士参政的渠道,利用他们的乡土权威,来维护地方的社会秩序。湖南作为湘军的故乡,绅权政治较其它各省特殊,绅士参政的渠道也较其它各省优越,从而造成了湖南绅权大于官权的反常局面。     

土地利用规划地方分权化法律制度探析

我国现行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由中央政府单一供给,导致规划的决策中心化,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在土地利用规划权日趋地方化的背景下,为了维护地方土地利用规划合理的自主权,中央政府应当在维护规划法制统一化的前提下,确认地方政府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的主体地位,加强中央和地方互动,完善中央与地方规划权力的动态配置,以规范、整合地方的利益诉求。     

地方行政管理创新与发展研究——贵州省行政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本次会议围绕“地方行政管理创新与发展”这个主题,对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科学发展观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创新问题、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地方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问题、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能力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刘宋的遣使出巡与地方政务管理

遣使是南朝刘宋中央参与地方政务管理的重要形式之一,是中央加强联系与控制地方的手段。使臣将朝廷的安抚、监察、赈济等施行到地方,稳定了地方秩序,提高了行政效率,强化了中央集权。     

试论地方税收调控法律制度

政府之间的税权划分,要求相应划分财权和事权,以获得足够的财力履行各级政府承担的职责。目前,我国地方税收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必须进行相关调整。研究表明,在分税制体制下进行地方税改革,建立近期和远期改革目标,提高税收效率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效性,将有助于完善我国地方税收调控法律制度。     

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

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     

我国地方政府组织存在的问题与改革路径

我国地方政府在层级结构中存在着层级过多过乱、划分没有固定的标准、随意性大、权力导向过于集中等问题;当前地方政府在类型结构中存在地方政府类型与法律规定不一致、设置多沿袭历史传统、缺乏科学设计成分、多考虑政治与行政需要,而没有考虑到经济的需要等问题。地方政府体制结构改革的基本路径有:逐步精简地方政府层次、采取“虚省实地”和“撤镇强县”;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理顺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等。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基于左权的研究

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宏观的政策理念,更是具体的实践活动,地方政府是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实践主体,制度创新是提升地方政府行政有效性的关键。但由于制度创新缺乏根本动力、地方政府自主决策空间有限、制度创新的推进过多依赖于地方主政官员的相关认知,使得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面临困境。山西省左权县作为一个国定贫困县,在十多年的县域建设中逐渐走出了一条以扶贫移民搬迁为突破口的“左权之路”,左权县制度创新的基本经验表明,要化解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困境就要实现制度创新与公众诉求的紧密结合,提高地方政策的回应度;疏通信息沟通渠道,使公众利益表达更顺畅;提供环境支撑,强化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意愿。     

农业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1978~2004年间,我国农业政策演变过程证明,诺思界定产权的国家理论对我国改革时期的中央政府行为也有很强的解释力。中央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否则,中央政府就会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不断地改变经济交易的规则,从而使这些交易规则对生产者的激励功能减弱。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授权这一行政制度的保护下,我国基层政府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与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任务捆在一起,自发地选择了追求增加自身利益、减少农民利益的种种行为方式。要解决基层政府的这种行为特征,必须改变基层政府的授权方向。     

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定位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着中央政府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推动公共管理制度创新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充当着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