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浙江未来人口变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本文分析了浙江未来人口总量达到顶极规模,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达到最大时的人口状况及其对经济结构、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将发生的影响,提出了下述对策性建议：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调整产业和就业结构,改革社会、家庭和个人财富分配使用方式,建立城乡并重接轨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适合浙江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障体系;调整教育资源的时间、空间、教育等级分布;推进劳动和分配制度改革,加强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管理,使劳动力实现有序配置和整合;发展环保产业,实现劳动就业与资源保护、环境治理的良性循环等。并认为在人口问题上应实行数量“两步走”、素质“非常规跨越式提高”、结构“尽可能轻负担”的战略。     

人口特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

基于人口、环境和经济的关系进行理论机理阐述,以ARDL模型作为经验分析工具对我国1991-2010年的数据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的规模变量对碳排放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的老龄化预期会减少碳排放的规模;储蓄增长和消费抑制不降反增碳排放水平;技术的发展能长期降低碳排放的规模。     

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2020：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

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仍是我国发展的巨大红利。到2020年能否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事关城镇化成败,也牵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全局。因此,要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以政策和体制创新为重点,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争取到2020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以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为重点,推动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藩篱”;推动人口城镇化与智慧城市协同发展。     

西部开发中的有关应用理论问题

有限性、事物本质上的“零和”关系和相互关联,使我们既不能“同时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东 西”,也“不可能只做一件事”---修路推动了脱贫但造成对山区环境的破坏,游牧民定居则潜伏着生态危 机,道路使生境分割、破碎进而使野生生物面临灭顶之灾,绿洲的繁荣导致了外围的“生态断层”并加速荒 漠化,改善民生的各项“惠普政策”也带来了对生育的刺激。西部开发要应对的问题大多是必须通过缩减 规模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非制度、非技术问题。因此,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指导思想上由 “问题-对策型”向“对策-问题型”转变|进行政策协调、综合决策并优化总体政策效应|坚持“系统内解 决”,缩减人口规模,并在反贫困中不向自然转嫁危机。     

重议人口安全： 安全化的视角

人口安全理论自出现以来已有不少理论成果，为实证研究提供了思路。然而近年来该理论研究趋冷，重要原因之一即“人口安全”这一术语很容易为其他词语所替代，但各类人口问题与人口安全在安全化上的区别是难以替代的，因为安全化是一个不同于安全本身并通过言语行为建构威胁的过程--使沉默的安全“发声”的过程。人口安全问题的沉默给社会带来威胁，而人口安全是否沉默取决于社会成员对人口问题的评估和预测，因此，需要创造民主的环境来集中社会各团体的智慧。安全化有助于人们更有效地识别和应对威胁。人口问题安全化有两种路径：政治化路径与社会化路径，在安全化的过程中，这两种路径分别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发挥各自的作用。人口安全理论对安全化的研究目前还较为缺乏，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历次人口普查中低年龄组人口漏报研究

回溯1953-2010年历次人口普查中低年龄组人口数据,根据年龄推移可知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低年龄组人口漏报。漏报的人口中,女性多于男性,并且漏报情况愈演愈烈。尽管人口普查数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大部分问题是能够得到修正的。对于统计误差,应该抱着“允许错误,但要修正错误”的态度,才能在社会上树立统计数据的威信。     

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动因与机制——以电视产业为例

市场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技术进步是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制度创新是通过“初级行动团体”权衡自身收益与成本而启动,“次级行动团体”配合而完成。市场需求增长带来各个相关方收益都能增加的“增量型”制度创新比较容易进行,如广告经营制度、有线电视制度等;涉及利益调整的“存量型”制度创新则阻力很大,如“制播分离”等制度。市场需求、制度环境、传媒技术进步也将持续推动传媒产业制度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哲学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相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创新。它包含生态文明“兴衰论”、生态文明“两山论”、生态文明“民生论”、生态文明“和谐论”、生态文明“共同体论”五重理论内涵,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生态治理和世界人民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的人口控制与可持续发展

当代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失业危机和贫困蔓延,使人类社会面临着不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威胁,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源则是人口规模的持续膨胀,因此“人类对生育的选择将决定世界的未来”已成为全球的共识,我国虽已成功地实现了人口低速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但未达人口最高峰前的惯性膨胀、就业和消费压力及老龄化困惑,不仅加剧着资源紧缺和环境恶化,也给社会稳定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造成了沉重的背负。因而,只有持续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和合理人口分布,才能最终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论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校选择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冲突

“学校选择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之一,发端于保守主义者对进步主义者构建的“单一的最优制度”的反思,蕴含着保守主义阵营中新保守主义与传统派对公共教育政策文本中“选择”符号的不同理念,体现了专业化与市场化两大逻辑对“选择”这一政策符号解释权的争夺,并在特许学校的制度实践中达成妥协。由此,创立并强化了一套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公共教育体系。     

世界老龄人口的贫困特征与反贫困公共政策

老龄人口更易遭遇贫困的风险,面向老龄人口开展反贫困管理是各国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内容。世界老龄人口的贫困主要表现为六大差异特征：区域性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家庭结构差异、种族差异及城乡差异。基于对世界老龄人口贫困特征的分析,老龄人口反贫困的公共政策选择主要包括：通过公共养老金计划向老龄人口提供“社会安全网”;延迟退休年龄;基于性别公平视角优化养老金制度设计;实现全面健康服务的可得性;提升就业质量,降低非正规就业;宏观经济增长战略转向包容性增长。     

古典民主意蕴的新探究

民主在西方其实并非毫无争议的“正统”。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民主都曾受到广泛批评,既有来自哲人的内在批评,比如民主带来人类鄙俗化,也有来自社会科学家的外部批评,如民主必然缺乏效率。许多人认为现代政治的成功靠的其实不是民主,而是法治或共和乃至市场经济。不过,试图为民主特别是古代民主辩护的学者依然不时出现,他们努力另辟蹊径,寻找令人信服的论证,回答这些批评,从内在和外在的各种角度发掘古代民主实践和理念资源的现代意义,提出了诸如民主的“表演-施为”模型、“知识经济”效率模式、“观看型民主”模型、“哲人公民”模型等。这些尝试相当有新意,有助于对民主理论及历史乃至一般政治思想史和价值论的深入思考。     

话语与文化遗产的本土意义建构————一支人类学研究团队的学理线索

由于文化遗产实践长期以来受制于西方话语,虽然近年来国际上开始关注不同文化的遗产观,但体现本土传统的遗产实践方式尚未在中国被深度关注和开发。中国有“崇古”文化,虽没有现代遗产概念,但对过去及先人遗迹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历代史、志、谱、牒包含了形式多元、内容丰富和极具人文精神的遗产价值观,是今天全球“遗产运动”不曾涉及的。“衢州水亭门街区文化遗产研究”和“东坞山村文化研究”试图通过挖掘本土话语,重建文化遗产的本土价值观和意义产生方式,让文化遗产的认定和保护从标志性、分类式、项目式途径中走出来,借鉴传统历史书写方式,探索以“行事”为“深切著明”的遗产意义彰显风格;也试图超越“物质原真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怀旧情结”、“文化资本”等话语,使遗产实践体现“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及“民德归厚”等史学精神。     

“宅一族”行为自评量表与心理特征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我国“宅一族”群体日益壮大,但目前学界缺乏对“宅”的测评工具。宅的行为表现、心理特征和对宅的态度是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有关宅现象的研究需要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选取相应的宅量表。可以将宅的评价量表分为宅行为自评量表（“行为宅”的判定标准）和宅心理特征量表（“心理宅”的判定标准）进行设计与信效度检验。结果表明,这两份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及重测信度、内容效度、区分效度和效标效度,可以作为宅现象相关研究的测评工具。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对“主动宅”和“被动宅”进行更为深入细化的探索,揭示心理和行为两个维度上的宅对人的体质、心理和社会适应所产生的影响。     

“现代民防”： 安全治理新建构

随着安全重心从军事、政治等“高政治安全”逐步向经济、社会、环境等“低政治安全”下沉,安全维护的内容更加丰富与复杂,手段更加多元与综合,安全治理已成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我国安全维护的实践特别是民防建设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安全的理念与框架下,在安全维护上存在的诸多困境使之无法全面有效应对常态化、复合化的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现代民防”涵盖“战备民防”、“灾害民防”与“生活民防”三个维度,为新时期的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导向。我国应在“现代民防”的框架设计下,逐步深化现代民防的法律法规、反应机制、专业队伍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建设,建立现代民防体系,着实提升我国安全治理能力。     

组织模块性、知识基础与创新绩效————以动态能力为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

目前国内的自主创新能力研究通常将我国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归因于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而这就会陷入“能力解释能力”的困境,为此就不能仅从组织行为及其结果的层面上探讨创新能力,而需要从微观的层次上分析企业创新活动所赖以支撑的能力基础。以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动态能力是企业创新活动的能力基础,而组织模块性和知识基础分别是企业动态能力的结构基础和认知基础,动态能力在组织模块性和创新绩效、知识基础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朱元璋的"中原"观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为显示其统治中国的合理性以及为择地建都寻找理据,并为恢复汉人的礼乐文物制度正名,朱元璋在立国前后对“中原”概念进行了新的阐释,从而对《洪武正韵》的命运乃至整个明朝的汉语官话产生了重大影响。《洪武正韵》与《明太祖集》诗歌分韵的一致性表明,《洪武正韵》中的所谓“中原雅音”实际上是朱元璋的家乡口音,其本人从“建业(南京)非中土”到“江左(南京)乃道里之均”的观念转变,使以南京音为代表的江淮方言成为官话基础,以致丽末鲜初的朝鲜使臣与通事们的汉语集体失效,只有移民自江左地区的偰长寿一人的汉语为朱元璋所称道,偰长寿因此成为朝鲜初期司译院汉学发展的顶梁柱;也正因如此,《洪武正韵》成为摆设,明朝文人赋诗仍然依从基于江左之音的“沈韵”。     

效率优先战略下的地方政府经营化与高廉政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执政水平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高廉政风险。这种“双高现象”与地方政府经营化密切相关。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政府经营的增长方式以及政企统合的治理模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而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也导致廉政的治理思维、治理结构和治理路径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效率优先思维下的廉政退让,权力集中结构下的约束失效,惩治路径导向下的防控缺失,使某些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高廉政风险的政治生态。新形势下的反腐,需要系统的治理思维、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治理路径。     

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碰巧为真的运气————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及相关错误理解

葛梯尔问题是如何解决知识论上存在的悖论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寻找第四条件的问题;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在于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运气的结合,而非仅仅是推理的前提有误,更非语词的误用。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始终会为信念之碰巧为真保留一定的可能性,运气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原则不可废,否则,怀疑论将不可避免,因此,消除运气的影响就成了解决葛梯尔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