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农村流通现代化水平地区差异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因子分析模型,比较分析湖南14个市州的流通规模、流通贡献、流通效率、流通信息化程度及流通基础设施情况,发现湖南农村流通呈现显著的地区差异,其中,湘中地区发展好于湘南、湘北地区,湘西地区发展明显滞后。为优化湖南各地区流通产业结构,湖南应在商贸流通产业规划中,适当政策倾斜,促进湖南农村流通各地区协同发展;以新型城镇化、“互联网+”和连锁经营等组织形式,构建农村流通现代组织体系;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管理规范以及行业协调,营造良好的农村流通现代化发展环境,推动湖南农村流通现代化水平建设。     

企业异质性视角下产业空间分布的"二重性":基于前沿文献的讨论

基于企业同质性的产业分布空间非均衡（中心-外围）仅具有量化“一维性”,即加总的产业份额差异; 但在企业异质性条件下则具有“量”和“质”的“二重性”,即产业份额与生产效率耦合。产业分布轨迹在一维空间中以中心（高梯度）向外围（低梯度）的“单向迁移”为主,但在二重空间中则呈现出中心低效率企业向外围、外围高效率企业向中心的“双向迁移”特征。除传统集聚或分散力外,异质性企业的竞争和选择行为是二重空间构建的“第四”动力,而异质性劳动投入、组织外部经济、贸易成本和异质性偏好或需求则是影响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基于企业异质性的产业空间分类可能会扩大地区间平均生产效率差异和地区发展差距,故要求产业空间布局政策和发展战略更为精细化、差别化。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与退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十多年的探索,特别是其社会、经济与政策环境的变化,引起了作者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进一步思考。本文分析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现状,研究了实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认为就全国而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当有进有退：在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在欠发达地区则暂缓推行;并进一步提出了“进”与“退”的具体建议。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互联网+健康医疗”体系模型

“互联网+健康医疗”模式已然成为我国健康医疗产业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为解决传统医疗行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分析“互联网+健康医疗”对传统医疗的影响及其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利用存量流量图等工具构建“互联网+健康医疗”体系模型,运用Vensim软件对我国“互联网+健康医疗”发展情况进行仿真,并模拟相关政策的干预效果。结果表明:“互联网+健康医疗”在降低潜在医疗需求(PMD)、促进分级诊疗中具有重要作用,保障医疗保险能够较好地嵌入“互联网+健康医疗”就诊流程中对降低PMD最有意义,而降低整体门诊价格对于优化就医结构、促进分级诊疗最为有效。     

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互动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背景下,研究我国工业产业内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分析我国工业产业发展的状况,提出工业产业内升级是助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基础;利用雁行理论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路径,并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工业产业内升级的促进作用。利用实证检验和回归分析,指出工业产业内升级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具有互动作用。     

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对辽宁省吸收利用FDI以及产业结构的现状进行分析,并对辽宁省FDI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进行实证探究。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得出结论:从对各个产业建立的计量模型上看,FDI对辽宁省三次产业结构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不同;从建立的滞后回归模型上看,FDI对辽宁省三次产业的影响程度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FDI有助于辽宁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且效果显著;辽宁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应由“二三一”转向“三二一”。据此,提出促进辽宁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旨为辽宁省产业发展提供借鉴意见。     

发展“教育产业”的理论与政策研究

本文对“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教育产业就是产业化的教育活动”,“教育产业化早在四百年前(世界范围)和一百年前(中国范围)即已基本完成”,并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市场化和信息化为核心的教育产业发展政策”的理论框架。     

发展循环经济背景下的资源税与增值税改进探讨——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被批准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改革实验区,循环经济在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需要落实到企业层面,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家税收调控对区域经济的调节主要表现在区域支持与产业优惠上。综合改革试验区区域税收政策的“先行先试”权利,必须要结合本地区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禀赋,在关键税种上加以改进才能诱导产业结构优化、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试论我国区域外资投入对工业布局的影响

外资投入是我国工业布局的国际驱动因素。在外资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各地区的优惠政策和招商引资环境的差距凸现,直接导致外商投资在我国空间分布的差异。由于外资对受资地工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各地区引资环境的差异会进一步扩大我国各地区工业投资环境的差距,致使在国际区域因素的作用下,工业基础好的地区能够充分利用这一稀缺资源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而基础相对较弱的地区竞争力日愈下降。     

西部开发中的有关应用理论问题

有限性、事物本质上的“零和”关系和相互关联,使我们既不能“同时拥有世界上最美好的东 西”,也“不可能只做一件事”---修路推动了脱贫但造成对山区环境的破坏,游牧民定居则潜伏着生态危 机,道路使生境分割、破碎进而使野生生物面临灭顶之灾,绿洲的繁荣导致了外围的“生态断层”并加速荒 漠化,改善民生的各项“惠普政策”也带来了对生育的刺激。西部开发要应对的问题大多是必须通过缩减 规模方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非制度、非技术问题。因此,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在指导思想上由 “问题-对策型”向“对策-问题型”转变|进行政策协调、综合决策并优化总体政策效应|坚持“系统内解 决”,缩减人口规模,并在反贫困中不向自然转嫁危机。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普遍而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保证我国经济增速的同时降低环境污染物排放、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目标之一，而加强技术创新是降低环境污染的根本路径，同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式。文章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环境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尝试从定量的角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文章借助中国2004—2017年各省份（不包括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构建包含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环境污染的固定效应模型，并提出产业结构升级是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分析验证，实证探究了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时从全国层面以及区域层面进行比较分析，在验证前文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对比不同区域的实证检验结果，尝试从中国区域差异性的角度得到更具针对性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减少环境污染，作用强度与技术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成反比，且分地区检验结果相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大小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从间接效应看，技术创新可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升级在技术创新降低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充当中介变量。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具有完全中介效应，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占比27.46%，中部地区中介效应不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至关重要，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施策，充分发挥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降低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部地区在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同时，应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引进生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地区差异和政策效应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我国2003～2011年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地区差异和政策效应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同因素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存在地区差异,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这些因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效应在东部更为强烈。与此同时,本文还基于倍差法检验了“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效果,发现这一战略的实施使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速度要显著高于其他地区。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模式选择分析--基于福建省的典型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迅猛发展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是大势所趋,文章在分析研究福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构建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模式选择分析模型,对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模式选择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目前适合福建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展的模式为政府政策导向协作网络模式。     

产业集聚与扩散背景下的区域分工形成及演变

以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为基础,分析了产业集聚与扩散背景下的区域分工形成及演变.由于最初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及比较优势存在差异,不同产业会向不同地区集聚,从而形成区域分工,进而可以通过区际贸易实现区域分工均衡;由于比较优势的转变,原先适合该产业形成集聚的区域会变得不再适合,从而会引发产业向其他地区扩散与再集聚,这会引起区域分工的进一步演变.以产业集聚与扩散为基础,通过建立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可以实现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

利用2005—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区域层面、分时段层面实证考察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内在联系,并检验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强度。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中部、东部、全国和西部;国家五年规划环境考核政策实施有助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但该政策产生的效果具有滞后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潜在传导路径及其路径强度具有区域异质性,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路径和环境规制的基础设施建设路径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最重要的传导路径。     

梧州市培植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问题研究

我国西部在多年的发展中,实施的是一种资源开发型和粗放型经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作为西部城市之一的梧州,在承接东部转移中也难摆脱某些桎梏。在对梧州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诸多局限：未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产业发展未达到规模化和集聚化程度,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等;最后针对梧州市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面临的困境,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化建议。     

山东半岛城市群产业异构化机制研究

区域经济异质性是区域分工关系存在的一个前提条件,区域之间产业结构（直至产品内结构）异质性逐级增强的现象称为区域产业异构化,分工递进与区域产业异构化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山东半岛城市群产业异构化现象的存在成为判断其区域产业结构合意性的重要标志。促进区域产业内、产品内分工关系的发展是解决严重产业结构趋同问题的现实途径。因此,应当大力培育地方性城市群优势产业与重点企业的自主创新和产品定价能力,逐步提升其分工地位,以促进地方性城市群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是我国地方性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     

区域企业群落形成过程中的自组织集聚机理研究

文章从复杂性系统自组织理论及生态物理学的视角,分析和研究了区域产业群落形成过程中的集聚机理,讨论了区域产业群落形成过程中产业生态位,产业集聚核,区域产业场、产业聚集势的作用和重要性,导出了产业聚集势及其势曲线随产业场的变化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和揭示了区域产业群落的生成机理和发展演化规律。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测度的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演化这种地缘现象的必然产物,其通过正的外部性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因此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以辽宁省为例,通过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组合的方式从整体和局部两个角度测度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指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现象存在但水平较低,且在省级和市级层面都是很不均衡的,其发展滞后于制造业,找到并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影响中国制造业创新研究

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微观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一直受到学界关注,但鲜有学者探究它们对整个行业创新水平的总体作用效果。基于中国制造业所处的“大而不强”和粗放发展窘境,文章将国家专利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从中观层面检验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文章首先通过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进入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创新数量,但高技术和低技术制造业部门的创新路径存在差异,机构投资对高技术制造业部门的促进效果明显低于低技术部门;政府补贴非但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抑制了制造业创新。基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检验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为进一步分析机构投资通过何种路径去影响制造业创新,文章以研发费用和创新效率为中介变量,通过逐步法检验表明,机构投资可以引致研发费用的增加,并提高制造业创新效率,而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产业的集聚环境是影响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因素,最后文章将产业多样性集聚作为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进行研究,考虑其在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发挥作用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多样性集聚会抑制机构投资的正向效果,增强政府补贴的负向效果。文章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家专利数据库、清科机构投资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多个微观和中观数据库进行匹配汇总,从产业层面研究了机构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中国制造业创新的影响,还考虑了区域企业间相互作用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效果。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文章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创造良好的机构投资环境,引导机构与制造业企业合作,推动创新;加大对科学事业的支持力度,引导高校、研究机构等研究成果的落地应用,促进实质性、高水平创新;制定更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减少寻租行为;充分考虑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将多样化的集聚转化为市场的发展优势,培育产业链集群协调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