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中的"伪民俗"书写

"伪民俗"是一种民俗的虚构与发明,在民俗世界中并不罕见.在文本中,作家摹拟民俗也是民俗与文学常见的互动关系之一,其产品是"伪民俗"书写,尤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常常出现."伪民俗"形成了文本的"景观化",参与建构了文本的文学效果."伪民俗"书写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文本的"场面""段落",形成了"情节"和"母题",形成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它还标识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的文化语境,并产生了突破文本之外的动力,甚至成了生活世界的"涵化"力量.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伪民俗"书写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干预",其展示过程接近"社会戏剧"和"表演",具有"误传"和"神秘化"的文化策略,同时通过文学"前台"拉开了与"后台"的距离,提供了某种意义上民俗的"文学真实",也对民俗本身起到了唤醒和激活的作用,我们应该更为立体多元地看待这一问题.     

论小说阅读中"隐含作者"的建构

"隐含作者"是隐含在文本中的作者的"第二自我",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建构其艺术生命.在小说阅读中,一方面,读者要以识别叙述者为突破口,着眼于文本的整体语境,通过辨识叙述者的可靠性而完成对隐合作者的审美建构.另一方面,由于隐含作者与现实作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读者还必须结合作者的创作语境予以建构.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

三国曹魏学者刘劭所著《爵制》,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研究军功爵制的论著。文中所提出的"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说和《商君书.境内篇》所说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级别基本吻合。刘劭在《爵制》中还提出二十级军功爵制四大等级说,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所记军功爵制有四大等级基本一致。《爵制》对二十级军功爵各个爵名的解释,也优于东汉学者卫宏和唐代注释家颜师古。然而刘劭的《爵制》也有缺点,如把军功爵制与夏、周的旧爵制相附会,忽视了军功爵制与五等爵制的本质区别,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劭《爵制》的学本价值。     

层级化与席位爵——试论东周卿大夫士爵之演生

卿大夫士爵在西周并不存在,大约在两周间或东周初才演生出来."层级化"与"席位爵"概念,有助于辨析这个问题."层级化"意谓首先出现的是官职,随后逐渐进化出职官层级.西周职官已经初步层级化了,体现为"卿士—师尹—御事",当时人们依此、而不是依"卿—大夫—士"来称述职官,因为当时尚无"卿—大夫—士"爵列.原生意义的"爵位",是氏族会食时执爵而饮的席位,这个意义上的"爵"可称"席位爵",以区别于作为官员秩次的"品位爵".乡饮酒礼的坐席分三等:士(即子弟)的堂下站位,大夫(即大人、父老)的堂上坐席,"卿"(即族长、乡老)的主人之席.若官员前来观礼,则要按三等命数,分别在士之位、大夫之位及贵宾之位就坐.这三等席位之法及三等席位之名,被朝廷飨燕之礼袭用,其时三个层级的官员分别在三等席位就坐,由此卿、大夫、士称谓发展为官员秩等之称,变成"品位爵".     

论《记丁玲》的"细事"与"人性"

《记丁玲》正文本之外,还有《〈记丁玲女士〉跋》等对文本意义有建构功能的副文本.在《记丁玲》副文本中,有沈从文对创作的主观意图的说明和阐释,即《记丁玲》在文本内容上,关注日常生活的"细事"与传主"人性"的一面;在文体选择上,运用小说笔法与夹杂议论.这种叙事侧重和文体选择,反映出沈从文小说的叙事特点及以作品表现"人性"的文学理念.     

《文艺报》与"十七年"作家自我批评空间建构——以"检讨书"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批评发展进程中,<文艺报>上的"检讨书"参与了作家自我批评空间的建构.本文认为,"检讨书"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检讨书"的文本中透露出<文艺报>的媒介价值观及媒介姿态;"检讨书"传递出<文艺报>在作家自我批评领域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造文化认同的历史角色作用.     

李提摩太以耶释佛英译《大乘起信论》探析

“佛学第一入门书”《大乘起信论》在20世纪最初十年两度英译,也引起了教、学两界的关注,其中,李提摩太以耶释佛的翻译方式更是引起了众多关注和争议。文章探讨了译本以耶释佛背后的价值取向以及李氏以耶释佛的表现形式,并尝试以新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语境,进而发掘和肯定了译本的文化建构意义。     

回归“人间”的词话——被误读的《人间词话》

人们对王国维“无我之境”的阐释往往脱离《人间词话》这一文本语境,以中国古代传统的思想观念或是西方理论资源为指引灯甚至为目标,断章取义地进行生发,而忽视了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原文表述和总体审美取向。笔者认为解释文本不能完全以解释者的“先见”来代替或歪曲文本语境以及作者本人的思想和生存境域,对《人间词话》还原式解读可以帮助我们切实地理解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说。回到文本本身才是文艺美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柳宗元《乘桴说》与《天爵论》述义——兼论柳宗元“统合儒释”的复杂性

柳宗元对儒学和佛学都有较深修养,对"统合儒释"也有高度自觉。学界对"统合儒释"的方式的讨论较多地偏向于柳宗元所自述的范围,即以儒学为本位裁量佛教、对佛教进行抉择,可概括为"援儒入佛";但"援佛入儒"这种更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方式也存在于柳宗元的思想成果中。《乘桴说》体现了重视心性的倾向和新颖的儒学阐释之风;《天爵论》重视智识和意志的思想是受到佛教影响的同时对儒学传统的重新发掘和塑造。二文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援佛入儒"的特点,也体现出"统合儒释"的创新性和深度,在中唐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思想意义。     

"马加爵案件"带来的高校德育教育的反思

从马加爵案件给高校德育工作的反思,在于丰富内容更新德育观念,切合社会现象,加强针对性;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消除学生"心理危机";改革德育工作模式,转换思想教育思路;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增加学生法制观念.     

辽金元绝句诗探骊

辽金元绝句诗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前代的水平,将中国古代绝句创作推向新的高度。辽代绝句诗创作始于耶律倍,圣宗以后在艺术上逐渐成熟,终于到耶律弘基、萧观音臻于艺术水平的最高点。金绝句诗的发展分为三期:前期借才异代,为草创阶段;中期国朝文派的绝句诗创作出现高峰;后期是绝句诗的繁荣鼎盛阶段。元绝句诗的流程以延祐年间为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元绝句诗为中国古代这一体类的诗歌提供了很多新的因子。辽金元绝句诗是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发展的,是民族融合、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     

说《诗经》“终逾绝险”中的“绝”

"终逾绝险,曾是不意"是<诗经>中的一句,对其中"绝"字的词性不少人认为是程度副词,但我们认为"绝"不是先秦程度副词,"终逾绝险"中的"绝"应是形容词,表"非凡的,最高的"的意思.另外一种可以把"绝"解释为"险恶的", 与"险"字的含义接近.句中"绝险"是同义词连用,同样受到动词"逾"的支配.     

大雅君子社稷纯臣——春秋时杰出的政治家韩厥

韩厥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其生活年代正是晋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但韩厥于兼并动荡的岁月独能以清醒深远的见识,正直无私的人格和稳健谨慎的作风,为晋国的稳定和强大作出贡献,且保全了自己,成为春秋中期晋国少有的善始善终的政治家。     

《广绝交论》新探

南朝刘孝标的<广绝交论>是一篇奇文,<南史>认为此文意在讽刺到溉、到洽兄弟,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从"兰台聚"诸子与任NC038的交谊及任NC038卒时他们的官职、地位、处境来看,能够并应该伸出援手的不仅是到氏兄弟,而且还包括任NC038在世时与其相交颇深的一大批士人,梁武帝和沈约也在其中.因而,<广绝交论>针砭的主要对象,是齐梁时期的炎凉世风,而不仅仅是个别人士.<广绝交论>之所以入选<文选>,主要原因不是刘孝绰在其中的作用,而是其本身在思想和艺术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     

“挖”“掘”的历时替换及其相关问题

"挖"和"掘"在汉语史上存在着竞争替换关系。"挖"始见于唐代,明代以后用例逐渐增多,在《老乞大新释》中已占据绝对优势。由此可大致推断,18世纪中后期,"挖"已取代"掘"成为通语中"挖掘"类概念场的主导词,这样的格局一直持续到现代汉语。     

元代诗人袁桷的诗歌创作

袁桷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山水田园诗较为出色，善于描摹事物，特别是声音，诗歌中表达了强烈的思乡之情。     

清季首任专差驻意大利公使许珏评介

近代意大利的国情与中国有不少相似之处.作为首任驻意大利公使,许珏表现出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态度,他主持翻译了大量有关意大利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不但为清政府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借鉴,而且为意大利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受其出使经历的影响,许珏保守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发展过程.     

王安石七言绝句新议

王安石创作了大量七言绝句,他的七绝深婉精工,与他“尚用”的文艺观相比,其七绝创作却十分注重艺术技巧的追求。他的七绝风格形成既有他性格和境遇的因素,又与他对前代诗家转益多师密不可分。     

“诡谲的即”与孔颜乐处

"诡谲的即"是牟宗三圆善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创立这一概念旨在表达德福关系中既不同于综合又不同于分析的新型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复杂,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辩证关系,而通过辩证关系所得到的幸福正是传统儒家孜孜以求的孔颜乐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