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旅游与中国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

中国民间信仰对旅游业发展中的多个方面如旅游资源开发、旅游景观建设、旅游生态环境保护等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当前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给民间信仰的流传、发展与演变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深层关系,既可拓展中国旅游文化研究的内容,又能为当前正确处理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中的民间信仰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城市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以福州“游神”活动为例

民间信仰是传统社会生活模式的折射，城市是现代化生活方式上演的舞台，城市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景建构，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观念之间矛盾与共生的体现。论文从福州民间信仰仪式中的“游神”活动入手，来探讨城市化环境下，传统民间信仰仪式声音景观的建构与变迁。一方面，在快速流动的现代化社会中，民间信仰仪式的声音空间被重塑，城市“噪音”为其塑造了新的声音基调，信仰仪式活动中民间艺术的传统性逐渐被削弱；另一方面，新的声音和新的“传统”不断诞生，丰富着城市的多元声音景观，而民间信仰及其孕育出的传统音乐文化，则是城市地方声景和文化记忆塑造中不可或缺的根基。     

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甘肃陇中汉族民间信仰

如果用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观照民间信仰,就会发现在多神信仰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强烈的崇拜意识。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民间仪式满足了广大民众的社会需要,民间信仰也成为建立在现实秩序基础之上的一个象征体系。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民俗现象,而且也是对民间社会的象征性表述。     

田阳敢壮山布洛陀信仰的宗教旅游价值

田阳敢壮山是布洛陀文化的发源地,布洛陀信仰具有重要的宗教旅游价值。全球宗教旅游热引发了民间信仰的升温,而民间信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布洛陀信仰的重要文化价值在于其人文始祖的地位,而人文始祖信仰则是民族寻根旅游的缘由之一;田阳敢壮山是周围地区乃至壮侗语族民众朝圣和假日旅游地;布洛陀作为一种民间信仰,不可避免带有神秘文化特征,神秘文化作为文化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审美价值,同时可以满足人们探寻新奇的心理特征,在此意义上说神秘文化旅游也是布洛陀宗教旅游价值的一个方面。     

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汉代民间信仰新变化

汉之前,民间信仰的对象主要是自然崇拜以及对某些有功于民的古圣先贤的信仰.西汉中期后,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儒家伦理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对基层民众的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民间信仰的变化,便是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一方面是以儒出仕的官吏成为民间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是世俗忠孝传说故事和孝感动天信仰的流播.可以说,符合儒家忠孝伦理的神灵成为西汉中期以后民间信仰的新的对象,这是不同于以往民间信仰的新特点.     

礼俗互动与民间信仰:以微山县两城镇伏羲庙为中心的考察

微山县伏羲庙位于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两城乡凤凰山南麓陈庄村,宋元明清以来,地方社会基于各种原因,多次对其进行重修.虽然立碑年代各不相同,但碑文都表达了对伏羲氏的敬仰,并对民间盛行的伏羲、女娲兄妹二人配为夫妻的说法进行了驳斥.贯穿伏羲信仰发展的主线,即强调伏羲作为上古圣贤人物的功德,并努力将其形象神圣化.宋代以后,随着理学的盛行以及国家对民间意识形态控制的加强,地方官员和士绅开始有意识地对民间的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以"礼"化"俗".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两条途径就是圣贤人物的神圣化与民间神明的道德化.地方精英阶层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对伏羲信仰进行"改造",其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对民间信仰进行道德渗透,确保儒家思想向基层社会的延伸.     

基于民间信仰文化的漳台旅游开发研究

漳州作为台湾的主要祖籍地,漳台两地民间信仰的神祇大多相同,具有共同性和从属性,这为双方旅游的合作和共同开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目前双方之间的旅游合作在市场开放程度、客源流动的自由度等方面仍有待提高,统筹规划、联合开发的格局尚未形成。漳州与台湾应以两岸共同的信仰文化为基础,实现两地的旅游对接,推动两地的旅游合作向纵深发展。民间信仰文化旅游也是维系两岸骨肉亲情、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唐代长江流域“信巫鬼、重淫祀”习俗考

长江流域的民间信仰与祭祀由来已久,民间信仰是由社会成员集体自发创造,并由社会成员直接参加的信仰活动,它产生于民间,盛行于民间,活跃于民间,扎根于民间,成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和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是民间信仰的一种表现,唐代长江流域的“信巫鬼、重淫祀”的习俗十分风盛,文章利用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资料相参证研究唐代的民间信仰与祭祀习俗,对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民俗文化差异进行比较、鉴别,探讨唐代该区域民俗文化的演变、地域特色与历史特征.     

闽台彩扎艺术源流探析

彩扎是传统民间工艺的一种仿真艺术,至今已有千年的传承史,其产生与民间习俗活动息息相关。闽台历史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融合体,两岸同根,闽台一家。福建和台湾文化底蕴相通、民间信仰习俗相似,文章试图通过闽台相同相近的民俗习惯窥探闽台彩扎艺术渊源,探究其在闽台两地的文化变迁和艺术的流变形态,参考台湾地区有益的市场化发展方式,促进闽台民间艺术的传承和保护。     

论湘西的苗传道教

湘西巴代扎系统的民间信仰尊崇张赵二郎为启教祖师,信奉三元法主、家先等神祗以及一些地方神,在仪式中主要使用牛角、竹卦、师刀、牌带等法器,最重要的法事是还傩愿。这些都是梅山教的重要特征,因此湘西巴代扎系统的信仰实为梅山教,或曰湘西的苗传道教,其传入湘西的时间大约为元末明初。     

浙江民间信仰的历史形态与历代政府控制

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生活在浙江地区的人们在认知环境、认识自我以及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这些信仰,不仅在其生产、生活和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变迁中。其变迁的过程既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状况,还与中国社会整个历史变迁以及人口迁徙、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过程紧密相连,更与历代统治者的信仰及政策取向、治理举措息息相关。综观历代封建王朝对浙江地区民间信仰的控制举措,民间信仰的禁而不绝,一方面与无常的自然灾异有关,更与专制社会紧张的社会关系和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对民间信仰实施社会控制的本质,是以一种新的更具"主流价值"渗透力的社会控制形式取代旧有的松散无效的社会控制形式,旨在寻求不断巩固王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更广泛的社会信仰基础。     

被“社会政策”悬置起来的民间信仰

长期以来,由于民间信仰及其得以正确社会定位之困难,使得民间信仰只能存在于民间而难以体现其社会性和公共性。尽管很多地方参照了《宗教事务条例》,试图对民间信仰进行有效管理,但民间信仰政策的不统一及其管理主体的不确定性等,导致民间信仰在其民间社会的表达和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民间信仰大多被卷入到"非遗"文化建设,成为新农村文化及地方经济发展诸多热潮中的一种依附关系,深入其中又缺乏其明确的主体性定位,更缺乏社会政策方面的有效支持,最终形成了被社会卷入、却又被社会政策悬置的存在形态。其实质在于,既缺乏一个统一而行之有效的民间信仰政策支持,又缺乏国家法律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定位。因此,本文认为的民间信仰社会化建构路径,并非制度宗教的指向,即进入到"五大宗教"才能具有合法性,而是从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出发,将民间信仰与社会建设统一起来,建构一种自立自在的民间信仰型组织,才是当下民间信仰建设之题中要义。     

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趋向

近些年来，民间信仰成为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提出了作者对民间信仰的定义，论述了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在阐述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后，文章分析了已有研究在视野、重点及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并将其视为今后研究的突破口与增长点，认为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会有以下发展趋向：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控制及变迁仍将受到关注。民间信仰与社会的生态、生活、宗教、现代化及和谐发展的关系，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等问题可能成为新的亮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强化。     

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成就与未来的趋向

近些年来,民间信仰成为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提出了作者对民间信仰的定义,论述了民间信仰研究的价值;在阐述了20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后,文章分析了已有研究在视野、重点及理论建构上的不足,并将其视为今后研究的突破口与增长点,认为社会史的民间信仰研究会有以下发展趋向:信仰领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社群关系、民间信仰与乡村社会的整合控制及变迁仍将受到关注.民间信仰与社会的生态、生活、宗教、现代化及和谐发展的关系,各区域之间民间信仰的比较等问题可能成为新的亮点.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将会强化.     

民间信仰对女娲形象的双重演绎

在远古神话中,女娲创造世界、孕育人类,是一副大神的气派,而在后世驳杂的民间信仰中,女娲形象又被重新演绎塑造。民间信仰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复杂扭结造成了女娲形象双重演绎过程,一方面将女娲由远古神祗演绎为人类慈祥的母亲,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另一方面女娲又被赋予无所不能的神力,成为万人敬仰的大神。这是一个交叉式的双向互动,其复杂性是和民间信仰的混沌性共生的。女娲在民间的这种存在方式最终决定了女娲文化信仰现存状态和未来演变的流向,这对于民间女娲文化信仰的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代闽台民间信仰史的几点比较

闽台民间信仰同根同源,1949年以来两岸的分治与社会政治的变迁,使得民间信仰遭遇了诸多曲折变化。文章对闽台两地民间信仰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作了几点比较研究,探讨异同,以求有利于闽台民间信仰今后的交流与发展。     

公祭、文化遗产与民间信仰——以天津市G镇三霄娘娘信仰的恢复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政府的公祭活动与民间信仰的恢复一同成为学者瞩目的焦点。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及其实践的展开,各种民间信仰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天津市G镇三霄娘娘信仰的恢复过程说明了国家公祭活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对于三霄娘娘信仰恢复的促进作用。换句话说,公祭活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代表了国家的价值诉求,而在此之下,民间信仰仍然按照原来固有的逻辑在国家的价值诉求之下寻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闽东木拱廊桥空间中的民间信仰文化研究

闽东木拱廊桥除了具有连接交通、村落造景功能以外,还与神灵崇拜连一起,是闽东乡村民间信仰依托的载体,是闽东乡村民间信仰的最集中的场所,成为闽东区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在。闽东木拱廊桥民间信仰有广泛的受众基础,木拱廊桥的信仰神来源广、种类多,功能多样,所构成的信仰体系连接了历史与现实、生与死、精神与物质,体现了闽东区域民间信仰巨大的包容空间。闽东木拱廊桥信仰以其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成为闽东农村乡民的＂精神家园＂,在农村社区中扮演着＂精神诊所＂的作用,丰富了木拱廊桥作为区域文化的精神内涵,对闽东木拱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民间信仰概念与特点新论

中国古代已出现与民间信仰相关的概念,例如唐代的佛教文献多有"信仰"一词,但其含义是指敬神的宗教情感,并不同于民间信仰的含义.民间信仰是在人民大众中自发产生的对具有超自然神力和超人神力的对象的崇拜.民间信仰与人为宗教相比,具有民间性、自发性、多元性和世俗性等特点.     

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黄河水患与河神信仰

中国古代河神信仰由来已久,不但在民间极为盛行,亦为中国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明清时期,开封地区频发的黄河水患给沿岸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使当地河工不断。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频繁的河工使得开封地区河神信仰极为盛行。在官方和民间崇祀的众多河神中,以金龙四大王信仰最为盛行。河神信仰的盛行对开封地区黄河水患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祭拜河神成为官方治理黄河水患的重要手段,修建河神庙宇则成为河工告竣后酬神报功的重要举措。河神信仰在民间有着极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修建河神庙宇成为官民情感联系的桥梁和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