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作为政治家的评价

朱熹是我国历史上孔、孟以来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是新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从十四世纪开始成为统治思想后,影响越出了国境,不仅在东方而且在西方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西方学者喜欢把他的哲学思想与亚里斯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圣·托马斯相比拟。然而,此公在当代中国却是颇为时运不济的。某些论者不仅对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而且作为一个政治家都横加非议,多所责难。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朱熹的生平,就会对这种倾向感到疑窦丛生。     

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评论

分析20世纪中国儒家学者徐复观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并将徐复观的批判言论放在20世纪东亚思想史的视域加以衡量.首先归纳徐复观对近代西方文化与思想的评论,他认为西方近代文化缺乏人类爱,而且充满反理性主义倾向;接着将徐复观对西方文化的评论与中日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意见互作比较,以观其异同;然后将徐复观对西方文化的意见,与他同时代的钱穆与唐君毅加以对比,以显示所谓"当代新儒家"这个学术社群的同调与异趣;最后综合全文各节论述提出结论:徐复观既通过他所理解的中国文化价值而批判西方近代文化,又经由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而完成更深刻的"自我理解".     

清人李光地的论“学”思想——《榕树语录》及其著述特色

作为清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李光地论“学”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光地论“学”内容丰富,除了主要论述读书之道外,还涉及到士人的品质修养和学术态度等方面.李光地有感于世事的学术风气的败坏,试图匡正时弊,引领、开创一代新的学风,其论“学”内容实质上是对孔孟、朱熹等儒家为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可以说,李光地不仅是政治家和思想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教育思想家,他的论“学”思想处处闪耀着作为教育思想家的真知灼见.     

“第三代新儒家”刍议

“第三代新儒家”是沿用了目前大陆学界通行的说法,意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即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的新一代新儒家学者。他们在继承前辈新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又与时俱进,使当代儒学发展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即多元化倾向、方法论的自觉、批判性与现实性、“道问学”的转向与“生活世界”的开掘。     

陈荣捷与20世纪美国的朱子学研究

20世纪,无论是欧美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都对儒学在世界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所带动起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世界影响力,彻底改变了西方学者所谓中国先秦之后有宗教而无哲学的论调,大大推动了美国与世界的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家哲学研究进程。这一认识转变和方向转化的重要助推力,即是来自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的积极贡献。朱熹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陈荣捷先生倾其后半生研究宣传朱子思想,在取得朱子学丰富研究成果的同时,有力推动了20世纪美国的朱子学研究,使美国与西方世界深刻认同了中国哲学的真实存在与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的恒久魅力,大大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论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与时代认知

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体现为“天”与“命”的统一;时代认知表现为对天命的认知.朱熹在融合了各历史时期儒家天命思想基础上,对其丰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朱熹天命观不再把“天”与“命”看作是对立的两种事物,而把“天”与“命”看作统一构成体,他们统一于理之中,以此适应时代的需要.朱熹天命观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思想、言行、都要适合君之命令,这是人的天命.朱熹天命观的时代境遇还在于人们对天命的认知,以此自觉的引导人们思想精神,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朱熹天命观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这是“人”之所以“成人”的关键.     

朱熹和李滉哲学之比较

朱熹和李滉二人堪称是中国和朝鲜理学的代表者。二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李滉继承了朱熹的思想,但在辩证法、知行观等方面与朱熹有所不同。对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辨其同异,追其根源,索其影响,这对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哲学和朝鲜哲学的血脉联系及其不同的特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及“天下”传播

《天下》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中国人所办的一份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文文化期刊,致力向英语世界自主传播儒家学说,摆脱西方传教士译介儒家经典的宗教性解读与理解的宗教色彩,多角度传播、阐释儒家学说,既有中国学者以20世纪心理学为基础对儒家圣人形象的"还原"努力,也有西方学者从中西思想比较入手,对中国儒家学说所做的比较研究,是20世纪下半期儒学研究之先声,推动多元化儒学思想阐释。     

网络时代的马克思、朱熹思想研究与复兴

网络思想混乱是一个应该正视的事实,正规思想、教育要逐步参与网络思想的发展.网络思想发展的根本问题是要让网络思想有灵魂;马克思、朱熹是对中国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思想家,复兴马克思、朱熹思想研究对网络思想发展有决定意义;要实行网络宪法,结合网民和学者,复兴对马克思、朱熹思想的研究.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试论孟子“民贵”思想的被动性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儒家学者尊称为＂亚圣＂。＂民贵＂是孟子思想的重要方面之一,但是从其出发点分析,论其实质,＂民贵＂是各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其实际上可以称之为＂被民贵＂。＂民贵＂是统治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也是孟子被时代所迫而妥协的产物。     

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

自宋代以来,"道统"观念便成为儒家的重要话题,而朱熹的道统论尤为后辈学者所尊重。"道统"一词并非朱熹首创,其最早的出处是唐代初期曲阜县令盖畅的墓志铭,意即儒家传道的系统。在朱熹的不同文本中,道统的谱系略有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哲学化的意味和"爱本朝"的思想。考察北宋以来"道统"一词的用法,可以看出其与"治统"的关系非常密切。余英时认为,朱熹这样的理论在他的时代是有具体目标的。一方面,朱熹建立尧、舜、三代的"道统"系针对着陈亮为后世(包括宋代)"骄君"助威的议论而来;另一方面,朱熹要证明孔子"开来学"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将来儒者有方法可以治国平天下。     

朱熹著作东传日本及其影响

朱熹是"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其著作与理学紧密联系,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影响.从日本人引进、复刻、研习朱熹著作的角度入手,考察日本人对朱熹思想的吸收与应用,从而找到日本社会僧侣、武士、儒家相互制约、长期并存的根由.     

元代新安理学家弘扬朱子学的学术活动

元代的新安理学家为学为师 ,都“以朱子为宗”。其学术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捍卫朱子学。有些学者对背离朱子学和与朱子学相抵牾的观点进行批驳 ,“力正其非” ;二、阐明朱子学。他们对朱熹的著作进行注疏 ,根据朱熹的观点和言论注疏儒家典籍 ,使朱子学“大明于世” ;三、发展朱子学。有些学者论证“道问学”与“尊德性”同为“修己治人”不可或缺的功夫 ,提出朱子与陆子各有优缺点 ,朱学与陆学各有千秋 ,应取长补短 ,对明初新安理学的鼎盛产生了重要作用。他们在许多领域均有“发前人所未发” ,但是 ,其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未尝出朱子窠臼外”     

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政治思想探究

在18世纪启蒙思想家群体中,休谟、斯密、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政治思想常常被忽视乃至误读。在国家观上,这一群体并不倾心于"最小国家",而是主张一种"有限国家"与"服务国家"。在政体论上,因应新的政治实践,他们拓展了孟德斯鸠的政体思想,开创性地探究了政党政治与政治体制的变革等问题。在自由观上,尽管当今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者都能从苏格兰启蒙学者那里发现诸多他们各自推崇的思想元素,但苏格兰启蒙学者主要诉求的是"法律下的自由"。这些丰富的思想意蕴及其稳健、渐进与调和的理论风格对我们当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重要的思想启迪与实践价值。     

民国学人对朱熹心性论的心理学分析

民国学者汪震、江恒源、陈钟凡、陈青之等从心理学的层面对朱熹心性论作出分析,并对其心理学思想作了阐述,认为朱熹对心、性、情、欲、意、志、才、知觉、思虑等心理要素作了界定,对各心理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建构了初步的心理学体系。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分析朱熹的心理学在宋代心理学乃至中国古代心理学史上的地位。这种从心理学层面对于朱熹心性论的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省察梳要

五四新文化运动已过去八十余年了,检讨"五四"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新儒家站在民族文化本位的立场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一方面,他们对"五四"思想启蒙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认为新文化运动有功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另一方面,他们对"新青年"学者盲从西方的激烈反传统态度和唯科学主义思潮表示强烈的不满,具有否定"五四"的倾向。他们在反省"五四"的基础上,提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方案,充满着哲学的睿智,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现代新儒家的区分问题探析

现代新儒家自从20世纪20年代形成之后,至今已有80余年的时间。随着时代的变换,他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怎样区分现代新儒家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综观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发展轨迹,能够看到他们的思想在每一社会变革时期都反映出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他们所注重的学术观点也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通过分析变化中的不同时代特征,能够看到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趋向,通过考察新儒家思想的发展轨迹,又能够解决现代新儒家的区分问题。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