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伦理美学的主要范畴:“文”和“美”

朱熹伦理美学的主要范畴是"文"和"美"。"文"在朱熹的学说中是个宽泛的概念,有众多的解说,但在朱熹美学中有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含义,几乎涵盖了朱熹美学中的所有审美现象。"美"在朱熹的著作中也有不同的解释,但与审美现象也有密切的关系。"文"和"美"共同组成朱熹伦理美学的核心范畴。     

朱熹与《尔雅》

朱熹学识宏富,遍注群经,却惟于<尔雅>一经既无专门著作,又极少论说,学者对朱熹与<尔雅>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十分罕见.从总体上说,朱熹对<尔雅>持一种较为明确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其"不足据以为古".尽管朱熹对<尔雅>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但在其著作中对<尔雅>解说进行正面驳正的例子却极少,更多的则是对<尔雅>解说的撷取.朱熹对<尔雅>的态度,首先与<尔雅>一书的词典性质有关,词典的形式使它无法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其义理思想,因而难以引起主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更大关注;其次,朱熹对<尔雅>的怀疑态度,是宋代以来疑古辨伪思潮的必然结果,朱熹怀疑<尔雅>也是其辨伪学的重要成果.朱熹对于<尔雅>的言说应当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吕祖谦致陈亮信考释举例——兼与姜书阁先生商榷

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南宋两浙东路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大师,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他的学术成就对当时和后世影响颇大.宋代学者刘宰说:"乾道、淳熙间,东莱先生     

苏辙、朱熹《诗集传·关雎》观点比较研究

苏辙,朱熹同名著作《诗集传·关雎篇》观点有何异同?本文试从对君子与淑女的理解上探讨其同;从对"兴"的理解,对"采荇"的理解及解诗的思想上探讨其异。在《关雎》的主旨上,二人都认为是文王寻后妃。但是,由于朱熹以"理"解诗,苏辙以"人情"解诗,所以朱熹注重心性修养,学诗目的为"养心",苏辙注重"情性"修养,解诗的目的是"解情"。     

民国时期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同观点——以胡适与冯友兰为中心

民国时期,对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既有批评者,也有辨护者。胡适批评朱熹的理欲论,认为朱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绝对的推崇理性而排斥情欲",但是又推崇朱熹理学对于理性的倡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人人平等思想。冯友兰赞同朱熹的理欲之辨,以为朱熹所要"灭"的"人欲"实为"私欲",还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对于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     

朱熹与呈坎

文章从三件事情上回顾了朱熹与徽州呈坎的历史渊源,对朱熹所题"呈坎双贤"作了重新诠释,对罗汝楫、罗愿等人作了重新评说.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朱熹《西铭》研究之影响

<西铭>是张载著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字,对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西铭>研究在<西铭>的诠释史上具有最突出的地位.对于<西铭>理学地位的形成而言,二程虽开其端,但定其尊则是由朱熹最终完成.朱熹以"理一分殊"注解<西铭>,成为后世学者解释<西铭>的基本模式;通过注解、讲论和论战的不同方式,使得<西铭>的影响更加广泛;也正是由于朱熹的孜孜努力,使得<西铭>在张载的著述中获得了最突出的地位,后世学者谈张载著述者无不首标<西铭>.     

朱熹与儒家环境美德论的发展

朱熹之学的主旨是修身成己,完善自己的品德.朱熹认为,对禽兽、昆虫、草木等其他生命的道德关怀事关"防养善端、培植治本",关系到人美德的保存与养成.朱熹改造了儒家"成己""成物"思想,认为儒者的修养方法——"格物致知"是格物之"所当然",这是从自家性理出发,因"物之理"而行,合内外之理,"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实行"时禁",遵循儒家环境行为规范.朱熹认为,圣贤帮助、促成天"生物""成物"职能的实现,裁成外物是圣人的美德.朱熹从修身成己的角度,对儒家传统环境政治、道德思想进行改造、整合,构成了较完整的儒家环境美德轮思想.     

从《静女》看《诗经》毛亨朱熹解释的差异

毛亨和朱熹《诗经》解释的不同特点比较典型地体现在二者对《静女》一诗的不同解释上.在解释视角上.毛亨强调"经世致用".朱熹主张"以诗解诗";在解释程序上,毛亨以"诂一训-传"为特定程序.朱熹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为主要特征;在解释方法上.毛亨着重"以意逆志".朱熹突出"视界融合".而这种种不同.又是由于二人《诗经》文本观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时代的文学 文学的时代——芥川龙之介文学创作思想探幽

近代日本文坛新思潮派最为代表的作家——芥川龙之介,其文学作品多为短篇小说,尽管文字不多,情节简单,但其中所蕴涵的主题深刻,艺术水准高超。前期的创作主要是以历史事实为题材,映照现实,观察、解释人生,并以此为根基和载体,将自己的观点、思想及审美渗透到作品之中。后期的创作主要是根据其自身的经历、体会、感悟等,借助文学作品等来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前途的失意与幻灭意识。芥川龙之介文学思想中有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情结,他的中国之行与自杀标志着一个时代即日本大正时代文学的结束。     

论日本评论界对川端康成战后初期作品的评价

日本的川端康成研究大都认为川端康成的创作与现实有相当的距离甚至有脱离现实的倾向。正因为如此,对川端战后初期作品的评论在这“自明”的框架下,无论是论及他的“回归传统”还是“进入魔界”,都把它仅仅归结为川端康成“艺术”上的探索,而不深入挖掘这一问题与日本的社会现实、即与日本战败的现实的关系。固然不同作家的创作在反映现实的程度上有别,但是任何一个作家都是现实当中的一员,他们的任何一个文本都处于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上,如果深入探讨川端战后初期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川端康成战后初期的创作反映了他对战争以及战败的深刻的思考以及如何在破灭中寻求自救的苦心。而对川端作品中的这种深刻的思考及自救的苦心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只是看到川端战后初期作品中川端的哀愁与寻求再生的表象,应该说这是日本战后川端评论的一个盲点。     

丰子恺散文创作简论

本文着重从丰子恺一生不同的创作阶段来观照其思想发展和艺术主张。作者的创作大致经历了抗战前、抗战期间、解放后（５０—６０年代初）和晚年创作几个阶段。他的散文随笔大多撷取身边小事,抒发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思考,艺术上则遵循着“小中见大、弦外余音”的创作原则     

从叩问时代到等待黎明——《梦十夜》第四夜之主题解读

《梦十夜》是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一部微型小说,是他创作高峰期的代表作之一。其第四夜篇幅更为简短,梦境更为飘忽,哲理内涵更为隐晦。文中,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从过去、现在、未来等不同时间维度,向日本近代化提出了四个基本问题,向当时的日本社会发出了叩问和警醒;表达了他对于日本近代化的强烈愿望和执着信念。     

《都鄙问答》与石田梅岩的哲学思想

石田梅岩是日本近世庶民哲学家,是石门心学的始祖。研究梅岩的思想,离不开研究他的原著。《都鄙问答》是根据他每天回答人们的疑问所作的粗略手稿写成的,包含了有关梅岩哲学思想的大部分。《都鄙问答》阐明了梅岩有关“俭约”、“精业”和“忠孝”的哲学思想,在日本社会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日本思想史、日本经济史、日本教育史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有岛武郎创作中的基督教思想

有岛武郎是日本近代文学“白桦派”代表人物之一。他为探索人生的奥秘而成为基督徒,随着对社会、宗教认识的深化而告别了上帝。但基督教的“罪与罚”等思想意识却是他创作的中心主题之一,同时也是他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一个显著标志。在有岛武郎的作品中,他以艺术化的手法演绎了近代社会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与基督教文化的“罪与罚”理念的冲突,提出了人类拯救与自救的命题。     

特殊的视角 深刻的批判——从讽刺艺术角度解析《我是猫》

夏目漱石的代表作《我是猫》是日本文学史上的讽刺佳作，作者灵活运用夸张、反语、主观评论与客观叙述相结合等手法，对明治三十年代日本社会及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讽刺，形成了以“滑稽尖锐”为特征的讽刺风格。这种讽刺风格的形成与日本传统讽刺文学注重“游戏与笑”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公义的审判：《离骚》与《约伯记》主题再比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前后,日本学者三泽铃尔称＂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的＂屈原否定论＂一出,即在我国楚辞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学者们大多从屈原及其作品的不容否定出发,对其进行了批驳。本文舍却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从约伯和《离骚》抒情主人公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角度出发,对两篇巨著的主题进行再比较,认为《约伯记》和《离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同者为约伯和屈原都怀揣着对人间绝对公义的执着追求;所异者为在这种追求遇阻之时,约伯最终为自己找到了现世的出口,屈原却只能以毁灭肉身来抵达精神的彼岸,希求在另一个精神天国中去实现自己的人间理想。     

想象中国古典抒写人生理想--论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作品群

本文把芥川中国题材作品看成一个有机体进行整体观照,分析了它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内涵,指出芥川借中国题材作品进行古典中国想象,并不是出自对中国的好感.他只不过借此题材抒写他的人生理想而已.作品中表现出的某些心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总体态度.     

外史论先驱者三上义夫的科学史观：文化史视野下的科学

承认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科学的外部环境对科学发展具有影响的外史论思想原则是科学技术学(S&TS)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之一,在走向科学技术学的今天对科技史学史中的外史论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科技史研究加以研究与借鉴,理应成为这一学科的题中之义。对国际著名科技史家三上义夫的外史论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了三上义夫从文化史视角对科学技术进行考察的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科技史研究对科学技术学的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