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动因探析

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的地方分权改革实质上是国家权力在中央与地方的再分配,是为平衡中央与地方关系而采取的区别于中央集权的路径选择。其在我国的实行受特定的政治环境、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最根本原因在于行政体制内部没有清晰界定纵向间的事权、财权和人事权。本文即是旨在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综合分析,从内外因两个方面重点对我国政府间纵向关系中地方分权改革的动因进行详实的论述。     

论现阶段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法制的视角分析

府际关系是各级政府间的互动关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地方各级政府间的纵向关系,以及同级地方政府间、没有隶属关系的不同级别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关系。纵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各层级政府间的权力关系和财政关系,横向府际关系较多地体现经济利益关系,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横向府际关系表现为竞争、合作和冲突的形式。另外,不论是分析纵向府际关系,还是分析横向府际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对我国府际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府际事权的划分、府际财权的分配、地方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间合作五个方面进行。对于问题的分析是从法制的视角进行的,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将从府际关系法制化的角度来考虑。     

地方分权化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及其建构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视角出发,改革的过程是权力逐渐下放的过程。市场经济和地方分权相互作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推动地方分权,地方分权激活市场经济的活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地方分权在促进发展的同时,也使宏观调控能力减弱。这是中央与地方双方互动的博弈过程,是市场经济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重构,需要制度与法律的规范作用。     

论建国初期大行政区体制

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权力的纵向分配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成为探索当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大行政区体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地方政权建设的主要模式,反映了我们党在构建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最初设想和基本理念。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历史分析的方法对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代表的大行政区体制的产生背景、历史沿革和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从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角度重点阐述了大行政区体制的经验与教训。     

论中国地方政府横向间府际合作“囚徒困境”及其消解

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促进了地方政府间府际合作水平,使地方政府间关系从＂零和博弈＂趋于＂合作博弈＂。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成为当前治理变革的趋势。从多维度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间府际合作的＂囚徒困境＂,在多视角原因分析的基础上从多角度提出困境的消解方案。     

我国地方高等教育建设重点大学的战略选择

本文从江西组建南昌大学的实践出发，论述了地方高教在建设重点大学这一发展问题上所作出的四项战略选择，即：高教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对发展观念作出的选择；地方区域经济与地方高教的互动关系对发展模式作出的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发展机遇作出的选择；必要与可行的关系对发展方法作出的选择。从江西文化的建设道路上揭示了我国中部地区文化教育领域中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     

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设想与尝试

５０年代中后期，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改进集权体制、适当分权给地方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根本内容，就是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重点又集中在权力下放、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上。毛泽东的体制改革设想，得到了中央的一致认可，并于１９５８年进行了权力下放的尝试。这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两点有益的启示：正确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分权与收权，不能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自治权"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研究

国际社会所谓的"地方自治权"从公权力的角度上看,是一个国家通过宪法或者法律确定,由地方自治政府为了本地方居民的利益而管理本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排除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非法干预,因此它是以国家权力纵向划分的"地方分权"制度为前提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的"自治权"则是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拥有与一般地方政权不同的、比一般地方政权机关更为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力,因此它不以"地方分权"为要件,而是在特定地方政权机关(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与一般地方机关权力的横向比较基础上建构的,其与国际社会"地方自治权"在制度设计、运行机制和制度价值目标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此,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更有优越性.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历史解读

一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变迁史警示我们,中央过度集权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法外敛财,进而导致政府征税缺乏边界,私有财产权缺少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反过来,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则会导致中央调控失灵、国家分裂等经济、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最佳模式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但财政分权立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财政分权立宪的焦点是地方税收立法权及财政收入自主权的法治保障。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2001-201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区际交易拓展：对政府与市场分野的思考

我国分权化改革所产生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政府权力赋予”的激励功能上，却忽视了“权力约束”对政府所能产生的市场维护和市场发展的合理激励。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设定了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严格前提，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的对称性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地方政府扩展市场和分割市场的正反两种行为趋向，从制度视角分析了分权化体制对地方政府悖论行为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基于对体制纠错的思考对我国分权化体制的“分权激励与权力约束非对称”的制度安排缺陷进行了反思，在以西方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权力约束为假定的条件下，从分权激励的逻辑推进上论证了政府权力约束的重要意义及实现政府权力约束的“依法行政”路径。     

谈市场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的作用

经济的发展总是受政府调控和经济规律两个方面的影响 ,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或者说是惯性作用 ,使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适应缓慢 ,作用错位 ,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讲阻碍着全社会经济的发展。该文通过对现状的分析 ,提出地方政府应转变思想观念、职能 ,改变“游戏规则” ,更好地发挥作用 ,走上法制经济的道路 ,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健康地发展。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关系及对策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呈现出新的景象和趋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利益博弈主体,围绕着对经济管理"责、权、利"的重新定位和分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也始终进行着利益的博弈。为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强化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与控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划分,并使之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各地方政府之间应相互尊重、因地制宜、发挥强势互补的效应。     

财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纵向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失衡在财政体制上的原因，并提出了以分税制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及解决措施。本文认为，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实行分税制和分权制，必然要求以财政及其它经济手段作为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手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在农村经济中的职能分析

文章讨论地方政府在农村经济中应该履行的职能—宏观调控职能 ,市场秩序维护的职能等 ,履行职能的现状—贯彻中央政策僵化、服务职能弱化等等 ,以及地方政府如何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在宏观调控上下功夫 ,在为农服务上下功夫 ,在大力开拓市场上下功夫等 ,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论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各国经过长期的实践已形成共识:政府与市场协同发挥作用。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应当发挥主导作用或决定性作用,但并不等于市场决定一切,因为市场经济中客观存在的市场失灵、市场缺陷,正是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中国围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成功指导了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引导这一体制逐步完善,而且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形成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认识。通过明确经济发展的内涵、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和政府履行职能的手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系统、全面、深入地阐释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指明了道路。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与经济体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相适应,我国的财政体制也逐步由集权型向分权型演进。这种演进受到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约束,由此形成了具有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二维属性的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它赋予了地方政府特有的双重激励即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展开激烈的标尺竞争。本文试图对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给与理论和经验的系统解释,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我国政府不能放弃组织公有经济的职能

政府参与组织实体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为此,我国政府要主动担责,不怕被问责,不怕被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