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农户结构、金融需求与发展对策的实证分析

首先基于农户行为模式对中国农户进行了分类,并借助于农户收入分布和收支状态分析了陕西农户的结构特征,指出陕西农户金融需求的特点是消费性融资需求占有重要地位,农业融资需求处于额度小、空间成本高的硬约束状态,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落后制约了非农生产经营性融资需求。提出的对策是：应发展多元化的资金供给体系来解决消费性融资问题,以推动农户发展规模经营和产业升级来促进农业融资市场发展,农村非农金融应当以推动与农业、农民生活相关的第二、三产业发展为重点。     

农户信贷需求与融资偏好差异化比较研究——基于江苏省588户农户调查问卷

通过对江苏3个县区588户农户问卷调查,了解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苏北、苏中、苏南农户信贷需求的特征,比较三个地区在贷款用途、融资渠道、融资偏好等方面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信贷需求数量与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苏北农户信贷需求的频率最高,但借款金额相对较小,大多是消费性用途;苏中农户信贷需求的频率相对较低,但借款金额较大,贷款主要用于生产性用途;苏南农村已经完全城市化,信贷需求主要是消费性用途。三个地区农户的融资渠道都明显表现为以民间融资为主的特征。从总体样本的融资选择次序看,第一选择是亲戚朋友借款,第二选择是银行,第三选择是信用社,最不情愿的选择是高利贷。建议加快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引进新型的小额贷款机构和其它金融机构,满足农户多样化和差异性的金融需求。     

云南省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Panel Data模型

采用包含信息充分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建立变系数和变截距模型对1993~2004年的云南省城乡消费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样本期间云南省城乡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差距小于收入差距。认为分析城乡差距时,如果直接采用收入比较就会夸大差距的水平而导致负面影响加强,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应该考虑农村居民收入中的非货币化部分。采用城乡居民的消费性支出来测量这两个群体的差距,这样更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云南省城乡消费存在着显著差异,具体为食品、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的平均消费水平差异以及衣着、居住、交通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城镇和农村居民新增消费支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食品—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食品—居住—文教娱乐”;城乡消费差距有扩大化趋势。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农民增收太慢造成的,对此提出具体的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     

农户的融资需求、约束条件与农村金融发展——基于湖南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实证研究

农户在生产与生活中的资金缺口构成了农户的融资需要,但形成金融需求则还受其他条件的约束.通过分解农户的支出结构,发现随着农户的市场交易范围扩大,农户的消费性需求在日趋增长,特别是住房、医疗与教育投资适成为拉动农户消费性金融需求的强大动力;生产性金融需求则主要受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户的家庭类型、产业结构、劳动力流动以及赊销等因素的影响.提高农户的生活水平.改善农户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公共产品投资,将进一步改变农户资金融入过程中的约束条件,促进农村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吗?——以安徽省为例

数字普惠金融有望打破金融业“二八定律”,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金融机会和服务。基于2013-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并利用DEA方法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果进行效率评价。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教育投资力度提升对收敛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消极作用;地区城镇化率程度与政府支出比重增加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高、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均能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且高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收敛作用更强。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其普惠性与便利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全体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     

土地流转、数字普惠金融和城乡收入差距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和城乡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的双重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发挥的作用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基于我国2011—2021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在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作用下土地流转能够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以数字普惠金融为门槛的不同门槛区间,随着土地流转程度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均显著缩小,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低于门槛值时相比,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高于门槛值时土地流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减小作用有所加强。基于此,在促进土地流转、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同时,建议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城乡发展、提高普通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让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落实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为助力土地流转和缩小城乡差距发挥作用。     

数字金融对城乡居民收支差距的影响与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为缩小城乡居民收支差距提供了新路径。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城乡收支差距的影响;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支差距;数字金融每提高1个单位,城乡收入之比和城乡消费支出之比分别缩小0.0012和0.0015;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扩大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进而缩小城乡收支差距。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在农村地区进一步推广发展数字金融,引导鼓励农民使用数字金融,同时在发展过程中注意城乡协调,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丰富农村消费市场。     

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1985—2014年金融发展和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VAR模型实证分析我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长期相互影响的均衡关系,我国金融发展是城乡收入差距加大的格兰杰原因。VAR模型的实证分析及其脉冲响应函数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一个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我国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原因在于城乡金融投资的不平衡和农村资金外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从发展农村金融、遏制农村资金外流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着手解决,加大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     

基于农户视角的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国明确指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尚不明确。因此，文章选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等方法，采取来源于2013—2019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农户健康人力资本以及教育人力资本的增加，对平抑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效果；在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效应十分显著，具体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及迁移人力资本极大地缩小了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验证了人力资本投入受经济发展水平及政策导向方面的增量作用。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1)增加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尤其是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以及迁移人力资本；(2)更加重视中、西部地区农户人力资本投入，实现各项人力资本同时发力；(3)重视偏远农村地区卫生医疗保健服务，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培育职业农民，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机制等。     

普惠金融视角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门槛效应

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城乡收入差距的状况与城镇化进程存在必然的关联影响。基于我国31个省市2009~201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模糊评价法构造区域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门槛变量,使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进程的动态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U"型,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严重阻碍该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倒"U"型,但是结果并没有获得统计上的支持;在城镇普惠金融发展门槛下,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是非线性"U"曲线,且结果在统计上高度显著。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三产业占比以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都会推动地区城镇化进程。面对较长时期金融资源配置中严重存在的城乡地域非均衡问题,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非常有必要通过恰当的政策干预矫正金融资源配置格局和实现金融普惠性发展,并最终为实现普惠金融促进城乡收入提升和助力新型城镇化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农户融资需求与对策的静态博弈分析

农户贷款难、融资需求不足给农户的农业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制约。目前农村金融市场供需呈现多元化,不同农户面对不同的金融需求会选择符合自身的金融主体。不同的金融主体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选择不同的借款者。通过研究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与农户的静态博弈来找出资金供需的最优抉择。根据对浙江省资金互助社的实地调研,结合相关金融政策提出破解贫穷农户融资难的相关对策和方法。     

新型农民消费安全的理性思考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培养新型农民、扩大农民消费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在扩大农民消费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农民消费安全,培养新型农民消费安全意识,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焦点之一,也是化解当前金融危机的有力举措。根据新型农民消费的实际情况,对农民消费安全形成的原因、问题存在的根源进行分析,对农民消费安全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农民收入现状及增收对策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农民收入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增收是缩小城乡差距,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农民收入纵向和横向比较,分析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并提出了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浙江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关系研究

在文章中根据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对浙江省1982——2005年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率、农村从业人员的结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等指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存在格兰杰因果检验，并长期稳定的存在协同互动的均衡关系。同时，根据灰色关联理论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由此对农村金融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来促进农民收入提出了政策建议。     

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促进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研究

随着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对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提出了新要求。但目前的农村金融服务受金融机构创新动力不足、农村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农民金融意识不高等因素制约,严重落后于新农村建设的需要。为此,应从创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资金信贷模式、金融产品、金融服务方式和提高农民金融意识等方面采取措施,确保农村金融服务工作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     

农村互助合作金融模式绩效分析

互助合作金融是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的一种创新融资模式，尽管其组织化、制度化经营时间短、经验少，融资能力还很微小，但已经表现出财务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满足农户小额贷款方面的补充作用十分显著。资金互助合作密切了社会成员的相互关系，改善着农村社会关系，社会整体信用水平、将为之提高。论题分析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颁布前后农村互助合作金融模式的制度绩效、功能绩效和社会绩效。     

农村金融及其组织发展探讨

中国“三农”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中存在着过多的金融抑制,金融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通过对农村金融组织状况以及有效金融组织发育所需的条件进行分析,探索建立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金融组织,以解决农村发展所需要的资金问题,并进而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在作为农业大国的情况下不仅发展相对落后,其支农的力度、结构都存在不足,导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实证分析1978-2011年中国农村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冲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外生于中国经济内生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农村金融却没有很好地促进农民增收.财政支农在力度和结构上都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导致无法发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同时,农村储蓄和农业信贷由于“金融抑制”、“金融门槛”等不合理农村金融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无法从根本上发挥其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加之国家发展战略的配合,进一步加重了农民的贫困.     

基于农户增收视角的融资渠道绩效比较研究

基于2011年调查数据,运用独立混合截面数据模型分析农户从正规金融途径借贷和非正规金融途径借贷对其增收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偏好从非正规金融借贷,非正规金融借贷规模是正规途径借贷规模的4．15倍,在满足生活消费和生产性投资方面发挥着较正规金融更为重要的作用。不到50％的非正规途径借贷农户将资金用于生产性投资,而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的农户90％是用于生产投资,且二者的生产性资金投向存在较大差异,非正规金融借贷资金主要投向畜牧业和非农产业,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则主要投向种植业和农机具补贴,资金借贷规模和资金用途是致使非正规金融绩效高的原因所在。基于此,提出解禁非正规金融,提高农村金融覆盖率,加快基于农户实际需求的金融产品设计,尤其是抵押担保品创新,防范非正规金融市场金融风险等政策建议。     

屏南小额农户贷款模式的检视

小额农户贷款是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金融工具。通过对福建省屏南县小额农户贷款模式的调查发现,屏南县通过创建信用建设促进会和＂三三一＂农村金融服务平台并以此为抓手对小额农贷的工作流程进行优化改良,从而取得了可喜的成效。小额农户贷款屏南模式的特色和经验主要有：构建小额农户贷款的原则;建立＂三农＂信息数据库;创建农村信用建设促进会,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强化政府部门的引导、组织和服务职能;扶持和鼓励担保中介组织的发展,开拓新的担保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农村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明确统一目标,保障服务＂三农＂的大方向,并为此提供综合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