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意象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意象,从公宴聚会的华丽,到香草意象的寄托、寺庙山水的义理,到真正山水的清新描写,昭示着山水诗意象从美颂比兴到自然审美的发展。唐代寺庙道观成为山水诗的审美所在,梅竹和亭意象的固化,是宋代山水诗意象的代表。题山水画是唐宋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表现了诗画合一的审美。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名家名品山水画题诗出现,进一步发展了梅、竹松、鹤等高洁意象,特别是诗人别号、文集体现的山水诗意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呈现出前代少有的边远、异域山水意象,表现出时人开放、广袤的情怀。     

魏晋南北朝山水文中的奇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已成为了人们主要的审美对象之一。在魏晋南北朝山水文中,除借山水以娱目遣情、适性自得之外,欣赏山水之奇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审美追求。"奇"作为魏晋南北朝新兴的一种山水审美趣味,在山水文学中影响甚广,魏晋南北朝山水文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章,明确地流露出了对山水之奇的钟爱。魏晋南北朝山水文中的"奇",可以分为雄奇与幽奇两类,其中雄奇在山水文中又具体表现为形奇与势奇两种类型,幽奇在山水文中则具体表现为空灵、澄澈、迥异三种不同类型。     

技法的不断创新实践的成功探索--评苏厂元先生的《写意山水画写生技巧研究》

山水画和山水诗一样,均萌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谓的"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就是描写了当时山水诗萌芽的状态.古代诗画同源,山水诗的萌芽与兴盛,也带动着山水画的萌芽与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的神异形象及其文化解读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解读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民间诸葛亮神秘怪诞的形象。作为俗文学,作家的审美趣味必须迎合读者（民众）和历史的需要,反映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倾向。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诸葛亮神秘怪诞形象的萌芽,正是接受美学中所提到的“视野融合”这一重要原则的体现。魏晋南北朝的诸葛亮故事接受的神奇化特征,表现出这个时代追求奇异美的审美趣味与趋向。     

论陈郡谢氏家族文学对“意境”理论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很多文学家族,其中陈郡谢氏家族文学成就和影响最大,尤其是诗歌方面的独创性,是其他世家大族所难以企及的。中国文学"意境"理论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山水诗中完成的,而山水诗的创造又几乎是在陈郡谢氏家族内部完成的,其中,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以及谢朓对山水诗创作的继承和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标准由"风骨"向"意境"转换的关捩点上,谢氏家族在完成山水诗创造的同时,对中国文学"意境"理论的形成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先唐山水观发展变化的特征与基本脉络——兼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文学成熟的原因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山水文学艺术作品赖以形成的审美性的山水观便已产生,这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认为,审美性的山水观的真正形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从概念性的山水到具体的山水;从片断的山水到全景式的山水;从客观存在的美到主客观结合的美.只有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同时符合具体的、全景式的、主客观结合的美这三个条件的山水形象时,才标志着真正审美意义上的山水观的产生.正是这种山水观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文学才得以产生并发展成熟.     

东晋玄言诗的类型及其对山水田园诗的影响

玄言诗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一群有着特殊审美趣味和人生观念的文人所创作的一种文学形式,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东晋是玄言诗发展的至盛时代,内容上已经不再是对玄理的一味陈铺,而是把一些自然景物引入玄言诗中来作为喻象,尤其是东晋后期"融玄于景"这一类玄言诗更是把玄理融入到自然山水中,开启了山水诗的先河,其类型和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始知急雨非无故 天欲老夫看瀑布——试论中国古代诗人的瀑布描写

山水文化源远流长,历代诗人大多纵情于山水,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大小谢”到盛唐的“李杜王孟”再到宋代“坡仙”以及清代的钱谦益、魏源等,他们共同缔造了中国古代一幅异彩纷呈的山水诗画卷。在这众多的山水诗中,瀑布作为一个重要的题材在唐以后的诗坛上为许多诗人所钟情。瀑布诗不仅呈现出独特的美感形态,具有旷远、悠渺的塘界,而且是诗人个性、意志与情趣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副词"都"研究

范围副词“都”起源于东汉 ,发展和完善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都”反映出它在语义和句法结构两方面的重要发展和创新 ,为其后取代“皆”准备好了条件     

玄学思想对魏晋文学家的影响探析

玄学作为魏晋南北朝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思潮,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诸多方面,使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态势。通过玄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家的审美取向、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影响的研究,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思潮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论玄学与谢灵运山水诗

晋宋是玄学的鼎盛时期,随着宋文帝对“四馆”的设立,玄学一跃而成为了当时的“官学”。玄学助长了当时社会的归隐之风,使诸多文化精英将目光投向了山水田园。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问世的谢灵运的山水诗,乃具有明显的“玄言特色”。而采用“三段式结构”进行创作,在诗中“言必称玄”,则是谢灵运山水诗受玄学影响所呈现出来的最为明显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之“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说法,并不符合山水诗发展的历史真实。     

中国山水诗的咏叹

中国山水诗萌芽于《诗经》与《论语》的某些章句,功能是为了诗的起兴。汉武帝的《秋风辞》,曹操的《观沧海》等已得山水诗的雏形,到六朝已形成玄言诗与山水诗的固定形式,并流传有序,历代继承下来。晋有陶渊明;南朝宋有谢灵运,齐有谢;唐代李白的豪放、王维的禅悦是中国山水诗的顶峰;宋代苏拭的清雄,陆游的苍凉;至元已觉局面狭窄,引起山水画家诗的勃兴;明清的山水诗境界狭小,部分折射唐宋,满足其感情世界,明代李攀龙、清代吴梅村和王世正各有建树。因山水而造就了的历代诗人,又引起对山水诗的咏叹,本文并探讨了这些山水诗的美学特征。     

谢灵运诗歌的士族色彩、情调之成因与表现

诗发性情之和。诗人性情之产生与出现 ,常常与他生活的社会时代与政治环境紧密相关 ,并直接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谢灵运生活在晋宋交替时期 ,士族政治地位的下移 ,给他的心灵带来了种种创伤和忧愤 ,为此 ,他在政治上曾作过努力的奋斗 ,但失败了。他的诗歌创作便是在这种境遇下展开的 ,因而具有强烈的士族感情色彩 ,忧时悯世 ,慷慨凄婉 ,孤寂冷峻的情调。     

魏晋赠答诗的兴盛及当时诗人的交流心态

文人相与赠答之诗 ,始于汉末 ,盛于魏晋。现存魏晋各类诗歌 ,在数量上以赠答诗居第一 ,在质量上 ,赠答诗也堪称上乘。当时诗人以赠答诗为心灵交流的重要手段 ,并赋赠答诗以“新诗”、“嘉诗”等专门名称。这些赠答诗人 ,主要出于邺下文人、正始文人、东吴遗少、二十四友、兰亭诸友等文化群体 ,赠答诗与之相应 ,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魏晋赠答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文人的交流状态及复杂的交流心态 ,凸现出魏晋诗人珍惜生命、张扬个人价值的基本心态     

从"诗言志"到"诗缘情"

情志产生于人与自然分离的时刻 ,最初天真的歌、乐、舞表达素朴的情志。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 ,情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表达情志的诗乐的本质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 ,是上古社会诗乐礼三位一体的必然结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由于个体意识和审美意识的觉醒 ,产生了“诗缘情”说。在“言志”说的基础上 ,“缘情”说强调个体审美情志、以情含志。两说相互辉映 ,对中国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试论杜甫的生态诗

在被宋人视为诗中六经的杜诗中,以自然万物为主要描写内容或意象的“生态诗”很多。这类诗不仅可以使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使人真切地了解其时生物系统中人与物,物与物,人、物与自然、社会环境所构成的和谐或不和谐的生态状况。“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生态诗以物人相通的浓浓人情味,细腻的描写与精妙的对仗等,给人们展现了物物相容的和谐的生态美。     

东晋仙道文学中的性别分析

东晋仙道文学中对女性的抒写是东晋仙道文学的一大特色。此前,有关女性的抒写多是在诗赋中,只有从东晋开始,在志怪小说、仙传体裁与道教典籍中,以散文与诗歌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了众多女仙及其权力系统,女仙身上所寄寓的特质表现了东晋士人的想象,也折射了东晋社会的性别观念。     

中国山水诗的产生与永嘉山水

先秦两汉是中国山水诗的孕育期。《诗经》中已经出现描写山水景物的诗句。《楚辞》中山水景物的句子大大增多;渐趋于具体;景与情进一步契合交融;借景物以象征自我心志和人物、事件。汉代赋体的景物铺叙更加细致,更加具象化。魏晋则是山水诗的催生期。曹公父子感怀、宴游、游仙诸诗标志着山水诗阵痛的到来。文章认为魏晋时期中国山水诗有三大催生因素：江南明媚秀丽的山水景物诱发了诗人的灵感;隐逸、隐居山林之风盛行;五言诗的日臻成熟。而山水诗最终完成于谢灵运的永嘉山水诗,其特点是将山水作为自觉的、直接的、特定的审美对象,将山水情化诗化,而又极貌写形、刻画入微。     

佛禅与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

佛禅思想、观念、情感、意识和思维模式对金朝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意境营构、夸诞玄想和求真征实三个方面。金朝文学对意境营构的追求主要反映在诗歌创作上,以撷取"现量境"、无所执著和追求"境生象外"为基本特点。佛典禅籍夸诞玄想、高度形象化的宣教手法对于丰富金朝诗、文、小说、戏曲的艺术表现能力有深刻而显著的意义。立足于"真空"、"假有"的理论基础之上并强调以直觉的方式把握真如、实相的佛家"真实"观对金朝作家主张"亲历"、"亲证"和体验生活、求真征实的创作理念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谢朓诗声律的接受史考察

谢诗歌是"永明体"的典型代表,对唐代格律诗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要弄清中国古典诗歌从古诗到近体诗演进过程,则必须研究谢诗之声律的接受状况.其间有三个极为重要的关捩:一是沈约、钟嵘与"调与金石谐"的论断;二是以<四声指归>为代表的北朝及隋对小谢声律诗的传播与接受;三是<文镜秘府论>所代表的唐代的接受状况.连点以成线,共同构成了谢之后世诗人及文学理论家对谢诗声律的承继与接受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