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校证

利用《楚辞》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它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借助《楚辞》以外的研究成果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梁启超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学者,虽不以《楚辞》研究著称于世,在他1400万字的著述中,《楚辞》研究成果所占比重也不大;然而,在整个《楚辞》学史上,梁氏的研究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梁启超研究《楚辞》的著作主要有《屈原研究》①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②二种。《屈原研究》是作者1922年为东南大学文哲会讲学的讲稿,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屈原的身世、思想、人格及文学     

《楚辞》校证(二十一则)

利用《楚辞》文本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相关传统文献以及充分吸收前儒时贤的研究成果。可以对今本《楚辞》的部分文本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也能对一些重要的《楚辞》学术史内容进行重新的审视和认识。     

《楚辞》英译本之描述研究——兼谈平行语料库在《楚辞》英译研究中的运用

《楚辞》丰富的文化内涵及语言自身的复杂性成为英译的巨大障碍。本文首先描述了《楚辞》的英译历史,简要评述了现有《楚辞》英译研究的不足,认为目前国内外译界对《楚辞》英译文本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存有可以拓展的多维空间,而平行语料库应该是《楚辞》英译研究中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自建《楚辞》平行语料库,结合语料库的定量研究法与翻译研究的定性研究法,以《楚辞·离骚》植物词汇为个案,对不同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原文与译文及译文间的差异性,为我国《楚辞》英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屈复《楚辞新注》注疏研究

屈复《楚辞新注》以其鲜明的注疏特色,在清代诸家楚辞注本中显得不落窠臼而独树一帜.《楚辞新注》有着"知人论世"的注疏特色,在正文注疏楚辞之前,编选有关屈原生平际遇和思想的三段文献材料,还原再现屈原的创作视域和原意,使得读者在初读《楚辞》之前,对于屈原和他创作的社会历史环境,都有所了解和认识,形成一定的知识储备、批评导向和情感基调.同时,《楚辞新注》又有着"去繁就简"的注疏特色,它对于楚辞字词、名物等的注解,往往简明概要,并不深究、不做繁复枯燥的整理工作,更不以此为注疏的重点;对于文句的注解,往往能贯穿上下文,将文本浓缩、拈定至几个词甚至是一个字,如线贯穿,以此诠释和探析《楚辞》篇章结构之精妙、立意之精深,做到提纲挈领、微旨精义.     

《楚辞》校证(十五则)

今本《楚辞》所载作品多有倒、脱、衍、讹等错误现象,通过利用《楚辞》文本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前修时贤于《楚辞》或于其它典籍的研究成果,以及利用新出土文献材料进行校勘,将有益于该类作品的进一步校理.     

汉代楚辞学述略——《楚辞学史》之一

楚辞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现存典籍来看,最早评论楚辞是汉代。刘安奉诏作《离骚传》发其嚆矢,司马迁撰《屈原列传》、刘向编纂楚辞专集奠定基础,王逸著《楚辞章句》集其大成,形成了楚辞研究史上第一个高潮,开楚辞学之先河,掀开了楚辞学史光辉的一页。     

论《楚辞》的篇次

《楚辞释文》不是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刘向《楚辞》十六卷按照以传释经的体例编篡,屈原的作品为经,祖述屈原的作品为传。从刘向《楚辞》的篇次和编篡体例,可以知道《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屈原赋二十五篇。     

论闻一多《楚辞》研究中的创见

闻一多研治中国古典文学,以《楚辞》时间最长,用力最勤,成果最丰。他的研究方法,一方面继承清代朴学大师重考据和训诂的实证传统,扎实地做了扫除文字障碍的工作;另一方面力主创新,从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社会学,甚至用地理学和戏剧学的视角多层次地研治《楚辞》。这种将“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后来的《楚辞》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辞》校证

利用<楚辞> 本文所据<楚辞>,以中华书局2002年10月印刷出版<楚辞补注>本为准. 及王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今本<楚辞>以外的其它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有益的勘正,同时借助<楚辞>以外的研究成果也能对一些既有的重要学说予以重新的审视,从而有助于<楚辞>文本的进一步校理.     

论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在中国楚辞研究史上颇有影响。他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又有开阔的视野 ,既能站在较高的思想层次和文化层次上考察楚辞产生的原因 ,又注重对楚辞文本的研究 ,比较正确地评估其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 ,因此 ,他的许多观点以及研究楚辞的方法对后世的楚辞研究都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戴之麟《楚辞补注疏》评介

戴之麟是民国时期湖北钟祥的著名学者, 与赵鹏飞、关云门合称为"钟祥三怪"。戴之麟著有《楚辞补注疏》稿本12册计70余万字, 填补了《楚辞补注》专书研究近800年的空白, 在楚辞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意义。戴之麟及其《楚辞补注疏》在楚辞学史上都有其不应忽视的地位。文章对《楚辞补注疏》的优点与不足进行了分析。     

姜亮夫先生与楚语研究

楚语,是楚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和楚声、楚地、楚物共同形成了"楚辞属楚"的这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研究楚辞中的楚语,是楚辞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楚辞中的楚语研究是四者中最薄弱的环节。东汉王逸及宋代洪兴祖为后代的"楚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楚语"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楚辞》中之"楚语"的专著。姜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他深厚的学术根基两方面相结合,为20世纪楚语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     

《汉书·艺文志》为何不录《楚辞》

本文以探讨《汉书.艺文志》为何没有著录《楚辞》入手,梳理了《楚辞》一书的结集过程,探讨了《别录》与《楚辞》二书完成时间的先后,认为刘向写《别录》在先,结集《楚辞》在后,所以《别录》中没有收录《楚辞》,班固因袭《七略》既成体例,故不录入。     

屈原作品叙述方式刍议

楚辞是以抒情为特征的，但是，其抒情的特点又蕴涵在对事件、个人遭遇、感情的叙述之中。其独特的遭遇和感情正是通过奇特的叙述方式体现的，因此，屈原作品经久不衰的艺术成就也体现在作为抒情诗的叙述方式方面，屈原作品叙述方式的奇特是其艺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屈原作品在叙述方式方面表现为叙述结构的极端无序化，以女人自比以及大量出入于鬼神之境，叙述语言的华艳与悲剧性的叙述基调等。     

《楚辞章句》校证（三十四则）

利用《楚辞》及王逸注《楚辞》之用语规律,并结合通行的《楚辞补注》以外的《楚辞》本子及相关的传世文献相佐证,可以对今本《楚辞补注》中所见王逸《楚辞章句》部分“倒、脱、衍、讹”的错误内容进行合理性的勘正,从而有助于《章句》的进一步校证。     

论贺铸词对楚辞的接受

楚辞自诞生以来就成为后世文学的重要资源,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北宋词人贺铸其词有明显接受楚辞之处,文章从其词的意象、表现手法、内在精神三方面探讨贺铸词对楚辞的接受,并指出楚辞的影响也是形成贺铸词独特风格的一种重要质素。     

《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求索

《楚辞》中的宗教蕴涵,包括宗教沉思与生命修炼的两个层面。宗教沉思表现为对于神灵世界的向往、对于神圣原则的追求以及与神灵亲近交游的激情。《楚辞》中的生命修炼术则有吐纳餐气、服食药饵、凝神守一等多种。宗教沉思与求索不仅是《楚辞》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艺术构思的重要因素,因而深深地渗入《楚辞》的内在精神之中。     

萧纲与楚辞

本文通过对梁简文帝萧纲的生平经历、文学理论以及诗文创作的分析研究来考察萧纲与楚辞的关系,进而对楚辞的艺术性以及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