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签署，中国农产品出口迎来了新机遇。近年来，中国与RCEP成员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呈明显上升趋势。运用GL指数、BI指数和MIIT指数测算2006—2022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指数，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双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且双方产业内贸易增量源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货物贸易结合度、市场开放度差异、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市场规模差异和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对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货物贸易结合度影响最为显著。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英国产业内贸易研究

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该倡议符合沿线国家发展要求,得到了普遍的赞誉和支持。英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宣布加入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行列,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以中国和英国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作为研究对象,联系SITC三分位商品贸易有关的数据,并结合GL指数、MIIT指数测度2007—2016年中国和英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结果表明:中英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在两个国家的贸易中占有着比较重要的位置,其中制成品十分突出,尤其是SITC5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比较高,然而SITC0~4类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相比之下却比较低,STIC8类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要比SITC5~7以及SITC9类产品低。最后,就如何进一步扩大中英产业内贸易给出相关建议。     

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基于细分商品角度

文章采用Gij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从农产品总体和细分角度对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农产品贸易呈现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共生并存的态势,而农产品贸易增长则以产业间贸易为主。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挪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与挪威农产品贸易发展迅速,为进一步探讨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及结构特征,可以通过G-L指数、Brulhart指数和Thom&McDowell指数对中挪农产品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挪农产品整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平均值较低,且产业内贸易水平增量主要由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引起。由此提出了我国应取长补短、加强自身优势,深化农产品加工,提高农产品竞争力等发展两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相关策略。     

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实证研究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对1992-2011年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研究了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在中澳农产品贸易中,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同时存在,并且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较低;中澳农产品贸易增量变化主要来源于产业间贸易,但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在逐渐增强;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变化主要来源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作用在近年来有所增强;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差异、澳大利亚市场开放度、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和农产品贸易不平衡对中澳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结构具有显著影响。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及其虚拟耕地资源流量估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互利共赢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农业合作,特别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粮食出口国经贸关系,对中国更好地充实耕地资源占有量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实施有重要现实意义。以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为例,分析了1995—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演变趋势,并估算了双方粮食贸易的虚拟耕地资源流量。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量持续波动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净进口地位且净进口量不断增长,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增速更快且中国主要出口稻米、主要进口稻米和玉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的2008—2012年和2013—2016年,中国通过粮食贸易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83.60万公顷和403.53万公顷,其中通过稻米贸易分别累计净进口虚拟耕地73.84万公顷和239.74万公顷。     

中国与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及结构分析

采用Grubel-Lloyd指数和Brü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国和东盟2001—2010年农产品整体以及各章产业内贸易水平进行了静态和动态的测算比较,在Brülhart指数的基础上应用Thom & McDowell指数对产业内贸易类型结构进行细分。测算结果表明过去十年中国与东盟农产品整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但以部分农产品为代表仍然存在突出的产业内贸易现象,十年间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增长较为缓慢,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增长较快。     

“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 提升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作用

基于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1995~2015年“一带一路”71个沿线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效率和总贸易效率,重点探究了“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对沿线地区贸易效率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沿线国家（地区）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能够降低双边贸易成本及促进地区间交流,进而提升自身的出口效率和地区间的进出口效率,其中港口建设项目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据此,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的时代契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要素密集度视角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及提升路径研究——基于254种产品贸易的证据

十年来,“一带一路”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亮点。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以“一带一路”沿线60个国家为研究样本,利用2001—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从空间视阈运用动态空间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检验了要素禀赋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合作效率的变化特征,并分析了不同类别商品贸易的合作潜力,进而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和贸易潜力的适配性提出未来释放贸易合作潜力的路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互联互通指数构建空间互联互通矩阵,检验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时间—空间双重正向依存关系,自然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一定“竞争关系”,创新要素的贸易促进效应尚未充分发挥。在控制变量方面,东道国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水平、两国间存在共同边界、签订协议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均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合作,地理距离仍然是阻碍双边贸易合作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双边贸易合作还会受到非效率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合作尚有较大拓展潜力,以上结论经过贸易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方面,进一步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存在明显产品异质性特征。在贸易效率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效率不断提升,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从贸易潜力层级看,再造型贸易伙伴数量最少,成长型贸易伙伴居多,不同类别产品贸易潜力层级结构呈现非均衡结构特征。最后,结合二维矩阵思想,依据要素禀赋与贸易潜力的适配性,可将贸易伙伴划分为集约高效型、效率引领型、稳步提升型和规模扩张型四类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提出单边突破式、扬优补短渐进式和跨越式三种贸易潜力释放路径,为促进“一带一路”实现“贸易畅通”,高质量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本文依据HS商品分类将农产品分为196类,利用我国各类农产品历年的进出口数据,分别计算出2009到2012年我国总体农产品对外贸易的GL指数、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ThomMcDowell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发现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较低、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主要来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据此,提出发展我国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对策建议。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与潜力预测

选取2006—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互联互通视角,构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贸易非效率模型,测算并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及主要影响因素,预测出口潜力及拓展空间。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的经济规模、伙伴国的人口规模以及使用共同语言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国的人口规模、两国的地理距离均对农产品出口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效能、自贸协定、班轮运输连通性、铁路货物运输量、贸易自由度、进口清关时间、货币与金融自由度均对贸易效率具有促进作用,文化差异和政体水平差异均对贸易效率具有阻碍作用。中国对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效率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潜力较大,未来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     

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影响研究

为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交通-经贸”的影响,推动沿线地区经济协同发展,选取亚欧通道沿线24个经济体的2010—2019年相关经济数据,基于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对影响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将研究样本按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组回归,探讨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不同样本组的影响; 通过测算沿线国家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分析各国运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并概括其脆弱性影响因素。研究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分组回归结果有所不同,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系数显著大于发达国家; 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显性竞争优势指数整体较高,运输业直接投资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影响各国运输服务贸易脆弱性的重要因素。研究还认为,中国内陆港建设与亚欧通道沿线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呈现协同发展趋势,大多数亚欧通道沿线国家的运输服务贸易均呈现出较强的竞争力,中国内陆港建设对亚欧通道沿线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影响程度大于发达国家。研究表明,需要发挥物流枢纽的规模经济效应,构建“海-陆”联动机制,创新“交通-经贸”发展模式,以“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为契机,以内陆港和自贸区建设为依托,推进内陆地区“物流、经贸、产业”深度融合,是培育中国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有效路径。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产茶国茶叶出口竞争力比较——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的主要茶叶出口国也是茶叶消费大国,中国的茶叶贸易对世界茶叶贸易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一带一路”框架下研究中国与沿线主要产茶园茶叶出口竞争力提升具备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主要产茶国出口竞争力指标分析,指出中国茶叶出口相比“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茶叶出口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提升中国茶叶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     

中韩文化创意产品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产业内贸易指数、贸易竞争力指数对中韩文化创意产业各类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现状、中国文化创意产品对韩竞争力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证明:中韩各类文化创意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还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与韩国文化创意产业相比,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竞争力明显偏弱。     

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通过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2000～2017年农产品贸易数据的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和贸易总额均有显著阻碍作用,对进口有促进作用,不同文化维度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不同;就不同地区而言,文化距离对沿线亚洲和欧洲国家农产品出口和贸易总额具有负向影响,对进口的影响有所差异,亚洲国家为负,欧洲为正;就不同阶段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文化距离对农产品贸易起显著阻碍作用,之后起促进作用,但不显著。基于此,需要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高贸易便利化;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减轻文化距离对贸易的阻碍作用;充分尊重不同文化,发挥其对农产品贸易尤其是进口的促进作用。     

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的 规模测算及影响机制研究

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是实现我国与沿线国家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重要途径。结果表明,中国向“一带一路”国家产业转移呈现规模大、差异大和种类多等特点;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数量、基础设施、技术水平、政局稳定性等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地理距离和资源禀赋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显著为负。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产业转移,一方面要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以及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要科学识别与防范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政治风险和“资源诅咒”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出版业 “走出去”问题研究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实践过程中,出版业走出去成为我国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的有力抓手。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整体,划分六大区域,以重点国家的出版贸易为着力点,分析了近五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版物贸易的现状与问题,并剖析了出版“走出去”借助国际文化交流和出版合作与国际展会平台扩大版权贸易和释放出版贸易潜力。最后,从顶层设计、数字出版和人才培养角度提出建设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影响等问题,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产品出口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面板因子分析法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借助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沿线国家的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研究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文化产品的出口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种类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对书籍和报刊类产品的出口影响最为显著。研究表明,应持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方位合作与文化交流;深化数字文化产业融合,改善文化产品贸易现状,实现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