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尚任

孔尚任,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塘,自称云亭山人,山东省曲阜县湖上村(曲阜城东南三十里)人,生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卒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是清初杰出的戏曲家和优秀的诗人。 一、 孔尚任出身于曲阜孔氏大家族一个地主家庭,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祖父闻讷“笃志好学,闭门著述”,“足迹不入城市”(《阙里文献考》卷九四)。父亲贞璠是明末祟祯     

《采菽堂古诗选》的命名及成书过程研究

《采菽堂古诗选》是清初诗论家陈祚明评选的古诗选本。据笔者考证,原著书名并非《采菽堂古诗选》,翁嵩年刊行之时以先师陈祚明书室为该书命名。陈祚明以"采菽"命堂的原因与陶渊明归隐的心态非常接近。《采菽堂古诗选》评选的时间起点不晚于顺治十二年(1655),止于康熙十四年(1674)春,编选过至少三次。陈祚明既抱着愉悦之心享受评选的过程,又对该书寄托了"立言以不朽"的期望,态度极为严谨。     

嘉庆《泾县志》评议

(一)嘉庆《泾县志》的由来 泾县(位于安徽东南部)修志始自南宋,宁宗嘉定年伺知县王栐首倡志事,撰成县志十三卷,其书早佚。明代凡三修:正德年间泾人左顺撰志八卷。成化丙申(1476),曹迁撰成增志十卷,赵昌为之校正。嘉靖辛亥(1551),王延幹受知县邱时庸礼聘,主持志事,越数月而志成。该志凡十一卷。明代三志,惟嘉靖《泾县志》尚见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入清,《泾县志》又经三修。顺治年间知县孙登第奉部院李日芃檄令,聘举人王云龙、赵时可等纂成县志一部。乾隆十八年(1753)郑相如私纂《泾县志》四十五卷本行世,人称《郑志》。《郑志》采用纲目体,纲仿《春秋》,目仿《左传》、《谷梁传》、表志列传则取法班马。     

《西厢记怡情新曲》研究——一部用“西调小曲”创作的孤本戏曲文献

藏于我国台湾省"台北故宫博物院"傅斯年图书馆的《西厢记怡情新曲》(精钞本),是顺治十三年(1656)金圣叹之《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的改编本,成书于雍正十一年八月西域军营一个匿名文人之手,嘉庆十七年(1812)八月十五日被收入京城书坊"二径堂",1922年前后流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来随所迁到我国台湾省。《西厢记怡情新曲》是以广义俗曲类"西调儿"为主而创作的戏曲孤本,狭义[西调儿]为"主曲"的套曲数量最多,[正调小曲]类之单曲出现频率最高;是用来"放眉畅怀"的案头赏玩之本,而非剧坛演出底本。它为后人保存了清初许多俗曲的具体文辞格律样式与曲牌联套歌唱形式,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     

孟称舜《贞文记》传奇的创作时间及其他

《贞文记》,据卷首“题词”,成于明崇祯癸未(1643),徐朔方据孟称舜任松阳教谕的行历,考定其成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或略后;今传祁彪佳之《孟子塞五种曲序》,实即《贞文记序》,祁氏卒于顺治二年(1645),故此序属于伪托.邓长风则据董康所记述的久保天随旧藏本,认为徐说不能成立.今人多从邓说.笔者目验今存于台湾大学的久保氏旧藏本,认为它与《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之影印本为同一版本,唯尚存封面及祁彪佳"叙".邓氏之说,系误读董康之语而致;署祁彪佳撰之"叙",确系假托,但当是得到孟称舜本人的首肯,甚至可能即出孟氏自撰.     

张廷玉等著《明史·舆服志》源流考

《明史·舆服志》自康熙十八年至乾隆四年,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纂修。第一阶段由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初步删定,成《明史》四百一十六卷,其中《舆服志》共四卷。收载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奠定了《明史·舆服志》的基本框架。第二阶段由总裁官王鸿绪在万氏《明史》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加工,经过多年的删改、润色加工后,最后成《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其《舆服志》仍为四卷,在《明史·舆服志》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阶段由总裁官张廷玉对王《志》略作删改而成定稿即今之《明史·舆服志》。     

关于《甲申岁弋闯志》和新得《野拂墓碑》——李自成死事问题探讨之四

一、《甲申岁弋闯志》辨伪 在湖北通山九宫山“闯王陵”“李自成生平陈列室”内,有一件颇引人注目的展品,名曰《甲申岁弋闯志》。此志并《通山县志》、《程氏宗谱》、《九宫山志》及马镫之类,被视为李自成“殉难于此”的有力证据。展品原件墨书抄本,除标题“甲申岁弋闯志”外,正文十二行,约三百六十余字,末署“顺治二年乙酉腊万年掘录”;“民国元年仲秋八世孙麟安移录”。万年为何人?待考;民国元年为一九一二年,上距顺治二年(1645)已二百六十八年。易言之,此志是二百六十八年后的一个传抄本,整整相隔有清“享祚”的一个朝代,它把李自成死难于     

《敕住善果旅庵月和尚奏对录》:有关顺治出家的重要原始文献

《敕住善果旅庵月和尚奏对录》顺治康熙间刻本,当为《嘉兴藏》本,不见于传世《嘉兴藏》,应是遭到雍正、乾隆之禁毁,今仅存国图藏孤本。《敕住善果旅庵月和尚奏对录》载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顺治皇帝对旅庵和尚所说发愿早日正式出家,旅庵劝说不要舍弃皇位出家为僧,顺治回答“恐朕未能若此”;顺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景山顺治梓宫火化时旅庵恭述两偈,言顺治因彻悟而决定舍弃皇位出家,火化只不过是烧了个空梓宫而已,顺治应不会违背速脱帝王家的出家誓愿;均足以弥补玉林琇、木陈忞、 溪森诸禅师语录、年谱相关记载之不足,是有关顺治出家史事之有力旁证,迄今未见学者述及。     

《河南通志》与《山西通志》的创修人究竟是谁?——对《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几处著录错误的纠正

明成化年间编纂的《河南总志》与《山西通志》,是我国较早编出的省志。历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所修的《明史·艺文志》对《成化河南总志》著录为:“胡堙:《河南总志》十九卷。”乾隆年间编辑的《四库全书》,不唯没有收录该志,却在     

《同治〈鄞县志〉(点校本)》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张如安教授点校,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计六册, 3345千字. 同治七年(1868),鄞县知县戴枚礼聘徐时栋、张恕、陈劢三人总修,另聘陈继聪、袁杰、周宗坊、刘凤章四人为协修,于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完成《鄞县志》初稿,戴枚、张恕于光绪二年(1876)为之作序.在排版刻印的两年时间,该志仍有所增订,正文中多有"光绪"年号.《鄞县志》今传刻本牌记为"光绪三年丁丑冬十二月初竣",实际正式刊刻在光绪四年八月以后,由杨坊之子出资印行,故又称光绪《鄞县志》.同治《鄞县志》堪称历史上鄞县志书中资料最为详尽、考证最为严谨的一部鄞县志,是这一时期方志界崇尚征信的产物,亦是这类编纂的典范之作.该志精于考订,以考核严密著称,纠正了旧志的大量错误,甚至纠正史学大家钱大昕、全祖望的失误亦不在少数.诚如其凡例云:"钱《志》所收碑记之类,以诸家遗集、宋元明旧志及石刻拓本校之,多有舛误,今俱改正."同治《鄞县志》堪称清代晚期方志中的上乘之作,并成为民国《鄞县通志》的直接蓝本.     

巴尔达奇墓碑的发现和碑文略释

巴尔达奇(齐)是清初我国达斡尔族的著名首领之一,世居黑龙江左岸精奇里江地方。1634年率部归顺皇太极,于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1649年(顺治六年),巴尔达奇携家来到北京,受封为阿思哈尼哈番(男爵)。1654年(顺治十一年)死于北京,清政府遣官致祭,镌石立碑。1976年4月,北京德胜门外大屯公社     

烟水散人著作考

署名"烟水散人"的作品是否为徐震所作,学术界对此观点不一。经过考辨和分析可以发现,《女才子书》和《赛花铃》确由"烟水散人"徐震纂辑或校阅,其他如《桃花影》《春灯闹》《梦月楼情史》《鸳鸯配》《珍珠舶》《合浦珠》乃是书坊借用"烟水散人"的名号进行的伪托。"古吴烟水散人"的名称是清代乾隆年以后才出现的,是书坊啸花轩刊刻《前后七国志》时的伪托,和清初的烟水散人没有太大的关系。作《玉支玑》的烟水山人是民国年间书坊醉花楼的伪托。署名"烟水散人"的作家并非清初徐震一人。书坊之所以打着烟水散人的名号刊刻小说,乃是基于商业的目的。     

汪学群著《清初易学》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汪学群教授撰著的《清初易学》一书,于2004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以清初顺治、康熙两朝近80年为限,依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丛书所录清初易学家和易著为考察对象。在逻辑结构上,该书除铺垫性的导论部分外,共分六章:明遗的宋易学、明遗的程朱易学、明遗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批评、清廷的程朱易学、儒臣的程朱易学、儒臣对宋易图书先天太极说的辨伪。     

韦昭《洞纪》考论

《洞纪》叙事始自传说中的伏羲氏,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六年。对刘歆《三统历》既颇相讥弹又多所因循的它,以日蚀星变及与之相对应的人间变故为考述对象,无论形式抑或性质,皆与《隋书·天文志》所谓的"灾变应"或《晋书·天文志》所界定的"史传事验"别无二致。然而,该书尽管突破了传统叙述模式而将原本附骥于史书的"史传事验"之文扩展为专书,其立意构思却并无新特可言,从而表明以史才见称当时的韦昭,其实仅长于融汇而拙于创新。     

论"江南奏销案"

清顺治末年,清政府继"通海案"、"哭庙案"之后,又制造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奏销案.此案公开的理由是追补钱粮逋欠,实质则是借清理财政之名打击反对清政府的江南士绅.文章拟从清初奏销制度着手,探究清政府兴此大狱的原因,以及从此案的审理中反映的清初法制状况.     

《魏书》、《陈书》勘误二则

一、《陈书·袁宪传》:“大同八年 ,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诏下国学 ,宣制旨义。宪时年十四 ,被召为国子《正言》生……在学一岁……寻举高第。以贵公子选尚南沙公主 ,即梁简文之女也。 ·大 ·同 ·元 ·年 ,释褐秘书郎……(开皇 )十八年卒 ,时年七十。”《南史》所载亦同。按 :此处之“大同元年”有误。应为“中大同元年”。袁宪于大同八年 ( 54 2年 )时为十四岁 (以卒年证之 ,此处所记大同八年为十四岁不误 ) ,则大同元年 ( 535年 )为七岁 (实为六周岁 )。七岁孩童即尚公主 ,并释褐秘书郎 ,于理不合。又 :以行文顺序窥之 ,叙大同元年事…     

王船山历代诗歌评选成书时间新考

王船山历代诗歌评选的起讫时间比较模糊,几部年谱和当代学者对其评选时间有所涉及,基本确定了历代诗歌评选的时间开始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左右,但对其评选时间下限则众说不一。经过考证,笔者认为船山《唐诗评选》主体部分的成书,应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之间,最晚不迟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而《古诗评选》《明诗评选》则基本同时或者稍后。     

《读史方舆纪要》大同地区路、堡记载辨误

《读史方舆纪要》系顾祖禹撰写的历史地理名著,对后世裨益颇深,但由于篇幅宏大、流传曲折,传世本中仍有错漏之处。整理本《读史方舆纪要》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的记载便存在数量、名称前后矛盾以及错漏情况。究其原因,或存在两种可能：其一顾祖禹撰书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其二后人整理过程中出现了疏漏。通过相关史料的比对,可以发现顾祖禹在撰写《读史方舆纪要》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明清易代的影响;但从《读史方舆纪要》对清初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建置变化缺载的情况来看,顾祖禹对大同路、堡地理方位及建置沿革的记载,应只涉及明朝。《三云筹俎考》《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天下郡国利病书》《（康熙）山西通志》等书对大同东路、大同中路、大同西路所辖堡数目的记载与《读史方舆纪要》所总结的基本相同。《读史方舆纪要》中的错漏,可通过上述史料补正。     

再谈《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撰写时间——与吴天墀先生商榷

《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以下简称《碣铭》),是一篇重要的西夏文献。著录在明《嘉靖宁夏新志》(以下简称《嘉志》)中。由于著录有误,笔者在《<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伊文》(以下简称《佚文》)①中,对《碑铭》的撰写时间,进行过考证,认为《嘉志》原文“大夏天庆三年八月十日建中的“天庆” (桓宗年号1194——1205年),应是景宗李元昊“大庆”(1036——1038年)之误。1930年拙文发表以后,     

评清初小说《金云翘传》——由＂才子佳人＂向＂妓院流俗＂的转变

中国古典青楼小说从唐传奇开始,就奠定了"才子佳人"遇合的高雅浪漫模式,而此类小说到清末狭邪之作中却一变而为描写妓院现实与审美趣味世俗化。清初长篇小说《金云翘传》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