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歌》与苗族鼓社祭制度

《蝴蝶歌》是苗族古歌的重要篇章,但长时间以来,学者们一直没有对这部古歌进行过专门研究。本文认为,该歌对鼓社祭中各种执事人员、所需各种什物和一些民俗事像的来历等进行了具体阐述,它实质上是苗族鼓社祭的制度史。     

苗族“歌棒”上的文字符号浅析

苗族“俗无文字,交质用竹木刻数寸,名为刻木”。(《乾隆·镇远府志》)的确在文献志书上很难找到苗族有文字;在平常的交谈中也认为苗族无文字。但在苗族古歌《开亲歌·刻木》中,就保留了苗族原始文字符号,并有实物歌棒。歌棒长约一尺五,三十多个文字符号。关于这些文字符号的历史至今没有得到考证,但它却随着苗族古歌流行在民间已经很久了。     

“歌花”与“歌骨”——苗族古歌传承的变异性与稳定性刍议

苗族古歌(也称苗族史诗)在苗族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学界关注到了苗族民间艺人口述中的"歌花"与"歌骨"现象,并将之作为民间歌手的习艺方式进行了系统的讨论,但对其中隐含的古歌传承规律没有作更深入的阐述,也未将之上升到民间文学"稳定性"与"变异性"这一理论层面进行辨析,大都停留在简单的描述层面上,往往仅介绍古歌传承中存在着这一现象,也没有进一步从学理上进行理论抽绎。本文旨在对苗族古歌这一民间口头叙事传统进行研究,来分析整部古歌的流传、变异过程,重点论述"歌花"与"歌骨"背后所隐含的古歌的稳定性、变异性特征,以此来对民间口头传承文学中这两大特征进行初步探讨。     

曹寅《巫峡石歌》给曹雪芹的启示

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阐述曹雪芹的《红楼梦》和他祖父曹寅的《巫峡石歌》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从作品的构思技巧、框架结构以及情节安排、思想内容等方面探寻相似点,证明曹寅《巫峡石歌》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有很大的启示     

文化哲学视域下的土家旷世奇歌——《梯玛神歌》

被誉为＂土家史诗＂的《梯玛神歌》,它与摆手舞、哭嫁歌、撒尔嗬、茅古斯等文化因子共同构成了土家文化系统,展现了土家人死生豁达、因果报应、纯朴憨厚以及生命纯朴本性的生命意识。本文把《梯玛神歌》放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中进行考察,分析《梯玛神歌》所包涵的地域性、文化多元共通、神秘浪漫等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透析《梯玛神歌》及其仪式所蕴孕的文化哲学思想。     

《所罗门之歌》:黑人的自我追寻

《所罗门之歌》是非洲裔美国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在受到白人奴役的历史过程中,黑人的文化不断受到冲击,黑人也在白人文化的腐蚀下渐渐丧失自我,但托尼·莫里森始终坚持恢复黑人文化。《所罗门之歌》正是象征着黑人对自己文化历史的一种追求和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认可和复原。     

古歌《薤露》的历史探秘

《薤露歌》最早为楚地田歌中的单鼓歌,后从田歌中分离,用于抬柩和节,以寄哀思,被运用于丧事而成为丧歌,以泣以咏,以踏以节。至今在楚地阳新民间流传。     

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

汉乐府中存有一些当时用于演唱的挽歌曲目,如《薤露》、《蒿里》、《梁父吟行》等。这些挽歌歌辞能够在丧葬活动中实际演唱的情况,一改先秦"禁乐"的丧葬制度,佐证了汉代挽歌送葬的丧葬礼制。汉代挽歌之所以能够纳入丧葬礼制中,一是与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礼乐观有关,他否定旧礼,为民间存在的丧仪风俗争得了合法地位;二是因为汉代挽歌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如安慰死者,规范活人的行为,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等。     

论欧阳修《日本刀歌》中所诠释的日本观

在欧阳修众多的诗文中,难能可贵的有一首专门描写日本刀的《日本刀歌》。《日本刀歌》不仅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还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和思想文化价值,《日本刀歌》是中国文人对中世日本文化的一种诠释,更是研究古代到近代的中国文人的日本观、中日关系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所谓"以诗证史"者云。欧阳修的这番诠释,也影响了直到明清为止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日本观。本文将试着结合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知识,对诗中诠释的日本文化及中日交流作一个全面的解读。     

《自我之歌》——惠特曼生命精神的体现

惠特曼创作的《草叶集》是美国浪漫主义时代精神的全面体现,而其中的《自我之歌》则是浓缩了的《草叶集》,它是诗人对于生命以及宇宙万物所作的哲学及宗教的思考,它的实质是惠特曼生命精神的体现     

试论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的教育作用

科尔沁蒙古族作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有着13世纪至今的悠久历史及文化,其艺术更是当今学者颇为关注的历史遗产。其中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作为民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数量较多,而且所反应的内容也丰富多彩。如：民族的历史文化、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杰出的英雄人物、重大的社会事件,甚至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礼仪等等在叙事民歌中都有鲜明生动地体现。特别是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具有多方面的教育作用。本文主要从文化知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来试图研究科尔沁蒙古族叙事民歌的教育作用。     

“日本体验”与学堂乐歌运动的发生

"日本体验"是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运动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学堂乐歌运动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它伴随着新学的诞生、发展,使救亡图存和富国强兵等新思想和西方音乐文化有效地在中国大地普及,为"五四"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音乐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少数民族酒歌的类别、特点及社会文化功能

中国是文明古国,酒文化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酒令是酒席宴间劝酒助兴的手段,种类繁多,少数民族的酒歌就是其中的一种。按应用的时间和场合划分,酒歌可分为日常待客酒歌、婚礼酒歌、满月酒歌、祝寿酒歌、贺新房酒歌、节日酒歌、祭祀酒歌、丧礼酒歌等。按内容和作用划分,酒歌可分为敬酒歌、劝酒歌、谢酒歌、拒酒歌等。酒歌除了一般酒令的实用和娱乐性功能外,还具有鲜明的教育功能;历史、文化的承载和传播功能;情感、信息的传递功能等多种社会文化功能。     

薤上朝露何易晞，蒿里千载有余哀——从挽歌的角度看《薤露》、《蒿里》的演变

挽歌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薤露》、《蒿里》这两首乐府古辞经历了从挽歌到丧葬仪式的过程,在魏晋南北朝发展为乐府诗《薤露行》、《蒿里行》.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曹操的《薤露》、《蒿里行》.在此过程中既反映了文学如何从实用走向抒情,又借此演变体现出挽歌在文学发展中的意义.     

客家山歌文化渊源新论

以往关于客家山歌文化渊源的探讨,主流的观点是从中国文化中原中心论出发,片面强调客家山歌直接继承《诗经》的文化传统,根在中原。但是大量的材料表明,客家山歌主要有两个渊源:一是春秋战国以来吴、楚文化的传统,另一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后者的作用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客家山歌根不在中原,而在赣闽粤客地。     

试论德、意语艺术歌曲的不同风格——从语音差异中探寻演唱特点

德国、意大利艺术歌曲语言优美精炼,曲式结构简洁、严谨,旋律风格丰富多彩,它们在演唱时要求声音流畅、音色柔和、音量适中,强弱对比的幅度相对平稳;不同之处在于两国音乐文化背景和语音的差异。只有充分分析和理解德国、意大利艺术歌曲的发展概况,掌握两国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和语音特点,才有助于我们在演唱时对德、意艺术歌曲进行科学的声音定位,从而准确地体现两国艺术歌曲的不同风格。     

东海渔歌语言的韵律美

从渔民捕捞作业中产生的渔歌是民歌中富有特色的一枝.东海渔歌数量庞大,豪放优美,幽默质朴,风格多样,在我国渔歌中颇具代表性.渔歌除了可从其乐曲和歌词内容进行研究外,还可以从其语言形式上进行分析.以东海渔歌为例,单就其言辞节奏韵律美的角度,能够欣赏其无穷的魅力.     

论黔中布依族礼俗歌

黔中布依族礼俗歌指使用布依语第二土语的布依族同胞在婚、丧、新居落成以及社交等仪式上演唱的歌曲和韵语。内容主要为客主之间的相互问候、相互赞美和祝福以及对涉及礼俗的一些事物的＂追根溯源＂。黔中布依族礼俗歌有吟唱的＂歌＂和念诵的韵语,分别有用本民族语言演唱（诵）和用汉语演唱（诵）。赋、比、兴和复沓是常用的表现手法,演唱过程中表演的特点很浓。黔中布依族礼俗歌对认识布依民族的文化性格,了解布依族文化的基本特征等,有着重要文化学价值,并且为研究汉文化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以及黔中布依族文化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汉族丧歌与巴人土家丧歌的比较研究

汉族丧歌和巴人土家丧歌的起源、演化和发展都受到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和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汉族丧歌在西汉时由于官方的介入,纳入了仪礼的范畴,因而进入上层社会,由于大量的文人参与,致使产生了很大变化;巴人土家族由于长期信仰民间巫术、白虎崇拜习俗而使土家丧歌变化较慢,相对保持稳定。     

乡村文化建设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以西府民歌为例

乡村文化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乡村文化内涵的调整不可避免,乡村文化建设内在要求其内容和形式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对于以西府民歌为例的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保护,既要做好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又要做好实践方面的传承和发扬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