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郭沫若史剧创作情感论

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人物形象具有浓厚的情感因素.从郭沫若的情感导向、情感寄托、情感展示和宣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史剧艺术形象渗透了郭沫若的文化观念、情感体验、个性气质、审美心理和创作移情.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创作的情感体验性原则

基于文艺的情感本质认识,郭沫若在抗战史剧的题材处理中,特别强调了情感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题材处理的原则,即情感体验性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在他的抗战史剧题材处理中,普通生活情感体验、"革命受难"压抑性情感体验、文化战斗激情等情感因素对史剧题材处理有着重要意义,对他史剧的浪漫主义风格形成也起到了根本作用。对于这一原则,郭沫若在他的史剧创作理论中将之总结为"兴"的史剧创作方法。     

郭沫若的史剧观及其历史剧的美学风貌

郭沫若的历史剧是我国现当代戏剧创作领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郭沫若的史剧观可从其有关论述和史剧创作中去探寻。它大致包含三个紧密结合的要点：浪漫主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的本质；战斗意志的张扬。郭沫若史剧观的形成有时代和个人的因素。郭沫若的史剧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史剧创作的独特手法，并进而形成其史剧作品鲜明的美学风貌：激情澎湃，诗意浓郁；崇高悲壮，韵味纯厚；政治性强，古为今用。     

酌奇而不失其真 翫华而不坠其实——郭沫若史剧理论探胜

一 我国当代史剧大师郭沫若先生,以杰出的创作成就成为一代宗师。他的史剧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都驰誉当代剧坛。他的史剧创作实践以及他的有关论述,为我国当代史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的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与整理。 郭沫若的史剧不属应命之作,但却总是应运而生,他严于取材,巧于运构,用历史的精灵唱出现代人的心声。他敢怒敢骂,歌哭由我,始终把作品锋芒指向封建专制主义与恶势力。他的史剧总是以澎湃的诗情、磅礴的气势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在维护国家尊严,主张民族团结,创导民主正义,追求光明进步等方面,为我国现代史剧创作树立了一面现实主义的旗帜。     

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论

文章结合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实践，分别从史与剧，历史与现实，史剧人物论，史剧结构、情节、冲突，史剧语言等方面探析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观，指出：“失事求似”，以艺术为主，以科学为辅是郭沫若处理史与剧关系的原则；强调史剧家的责任在于发展历史的精神是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系统的创造性部分；史剧人物“合理的发展”论是郭沫若在史剧人物论方面的贡献。     

从史剧《屈原》看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特色

《屈原》作为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无疑也是郭沫叵本人独具特色的史剧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实践。本文拟结合《屈原》的具体内容，从“史剧创作的目的”、“史剧创作的原则”、“史剧创作的方法”三个方面，对郭沫若的史剧理论作一扼要述评。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题材处理中的时代隐喻性原则

在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写作中，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一个理论焦点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史剧理论与实践中，探讨了史学家和史剧家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史剧题材处理中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代隐喻性原则。这一原则在郭沫若的理论探索与史剧实践中包含了三个层面：历史隐射层、精神同构层和象征意味层.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情绪表现的艺术世界

郭沫若早期诗学观中,文学的本质是“诗”,也就是“有节奏的情绪表现”,这对于理解他早期的历史剧来说,这是根本起点。本文正是试图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对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做一个全面的理解和诠释,以“情绪”的表现为目的来解析历史剧的题材、情节、人物和结构,以图对郭沫若的早期史剧做出较为切合艺术自律的分析。     

论郭沫若史剧的立点（上）

论郭沫若史剧的立点（上）周若金，吴启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任何一位作家的任何一个作品，都有它的视角和立点。立点的不同，作品的立意和价值也会不同，然而同一作家同一时期的作品也可能有相同的立点和视角，郭沫若的史剧创作即是如此。郭沫若的史剧...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语言特色

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总是首先通过他的语言特色表现出来。因此,要把握作家的艺术个性,就必须研究他的语言特色。各种文学体裁对语言都有特殊要求,如戏剧语言的基本特征是诗化、性格化和动作性等。但这些特殊要求非但不能抹杀作家的语言个性,反而总是通过每个作家的语言个性表现的。因而,我们研究一个剧作家的语言特色,不是研究他的语言是否具有上述三个基本特征,而是研究他是以怎样的语言个性体现这些基本特征的。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语言大师,他语言的突出个性不仅表现在《女神》等诗歌创作中,形成郭沫若式的诗的语言,而且体现在他的史剧创作中,形成郭沫若式的戏剧语言。郭沫若式的戏剧语言具有两个鲜明特点:雄辩性和抒情性。在他的史剧中,诗化、性格化和动作性等戏剧语言的基本要求都是通过雄辩性和抒情性的语言个性表现出来的。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真实与艺术之间:试析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

作者在台刊《中国文化月刊＠22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郭沫若的戏剧全是历史题材,这与他本人丰富的史学知识有关,但同时也是作者对戏剧功用的期望,希望籍由历史事件来反映社会现实,吸取历史教训D,因此在他的历史剧中,有着一脉相承的中心思想,即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戏剧为政治现实服务。本文试图从郭沫若所创作的历史题材戏剧尤其是以4O年代的6部史剧入手,探讨“历史剧”这一观念,希望能够在绝对真实与艺术想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找到共通点或平衡点。真实与艺术之间:试析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林淑薰     

让历史进入美的王国——《屈原》创作论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史剧创作的一代矫岳,他从“五四”诗创作爆发期开始史剧创作,到抗日战争时期接着出现了史剧创作爆发期,这一时期他写的历史悲剧代表了他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而历史悲剧《屈原》则是他艺术发展最高阶段的冠冕。     

论郭沫若史剧的思想立点（中）

论郭沫若史剧的思想立点（中）周若金，吴启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任何一位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有它的视角和立点。立点的不同，作品的立意和价值也会不同，然而同一作家同一时期的作品，也可能有相同的立点和视角，郭沫若的史剧创作即是如此。郭沫若...     

论郭沫若的史剧观

郭沫若同志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史学家、史剧家。他的历史剧创作和他的新诗创作,同是发端于“五四”,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他在达两个创作领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过程还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历史剧的理论主张。这些理论主张,旣是继承过去中外戏剧家、理论家的传统,又有所发扬,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史剧观。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重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对于他的戏剧理论主张,以及他根据自己创作实践所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却沒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当前戏剧界、学术界正在开展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比较系统地研究郭沫若的戏剧理论和主张,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而且对目前这个领域的探讨向纵深发展也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得失之间的“戏”——郭沫若历史剧戏剧本体的再探讨

一在80年代初中期,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曾是郭沫若研究中成就最为辉煌的一个部门。此后,这一部门很少再有突破性的成果出现。相比之下,这些年来郭沫若诗歌研究没有“原地踏步”。在这个领域从学术观点到研究视角的不断刷新,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研究者向郭沫若诗歌本体的不断延伸。当看到郭沫若诗歌研究已在较深的层次上走进“诗”的时候,郭沫若史剧研究者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已有的辉煌多是“外围作战”的成绩,     

古典小说描写中“笑”的妙用

笑是人正常的生理现象,也是一种情感表现。由于笑是人的心理情感表达的最基本的方式之一,因此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表现笑往往是作家写人传情的重要方法。“笑”成了刻画人物形象、传递主体情感的一种媒介。古典小说家自觉运用艺术辩证法,通过对人物不同的“笑”态的描写,把读者带进变化多端、五光十色的人物内心世界,向我们展示不同人物不同的情感世界,使得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屈原》简论

如果说五四时期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一个高涨期,以诗集《女神》为代表,那么,抗战时期则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二个高涨期,以六部历史剧为标志。特别是历史剧《屈原》,更是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一个里程碑。     

郭沫若战国史剧创作的文化根寻

郭沫若的战国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的反秦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观察视角的局限被搁浅了。本文试图从作品蕴涵的楚文化因素入手,打开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一个深层奥秘,这样,反秦问题之意义也就了然分明了。一楚文化是崇尚自然的,这与南楚故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绕”(《汉书·地理志》)的地理环境     

建国前郭沫若的死亡观

郭沫若从少年开始,死亡悲剧就无时无刻不叩击着他的心扉。冥思死亡的意义,探求有限与无限的分裂,便成了郭沫若浪漫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他的许多诗作、史剧都是探索生死关系的绝唱。死亡,对郭沫若来说,既是生的逃避和不堪承受的浊世的解脱,也是促使新生命创造的前提,更是一种高度自觉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个体毁灭。 为叙述的方便,本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郭沫若死亡意识形成、发展变化分为早期(少年时代)、中期(“五四”时期)和后期(大革命以后)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