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诠释”及其诠释有效性——以孙复的尊王观念与欧阳修的人情观念为例

"观念的诠释"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来自北宋理学的孙复以"尊王"观念诠释《春秋》和欧阳修以"人情"观念诠释《诗经》的经典诠释。从普遍意义上说,"观念的诠释"是指一种思想系统自觉地借由一个建构出来的观念进行文本阐释与自我论证的诠释范式。对于"观念的诠释"有效性的审察,不仅是对惯常使用的文本原意与诠释意二分框架的反省,也是对经典诠释一般方法问题的思考。任何满足逻辑充分性与意义充分性的"观念的诠释"都可以用"不同的诠释意向"来进行正当性论证,但其使用需要在方法论上具备分辨不同诠释系统的理论预设与问题意识的能力。     

文学诠释与罗伯-格里耶诠释——答《如何理解罗伯-格里耶——兼与张唯嘉教授商榷》

文学诠释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其本质并非重构或复制“作者意图”。罗伯-格里耶的“形式本体论”有其理论缺陷，不能成为诠释罗伯-格里耶小说文本的金科玉律。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悖谬关系：小说只能是现实主义的，也同样顽固地是非现实主义的。我们可以从自称为“书记”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文本中解读出“虚构”和非现实，亦可从强调“虚构”的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文本中解读出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现实。     

激进的诠释策略:引用、延异、异轨

本雅明、德里达和德波建构了一种激进的诠释学,它打破文本的原意,寻求创造性解释的空间。本雅明的策略是“引用”,德里达的策略是“延异”,而德波的策略是“异轨”。这种激进诠释提供了新的文本意义,但同时也落入责任和虚无之间抉择的伦理困境。     

宋儒读经法中的感通诠释初探——以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为视野

围绕诠释学的核心问题,亦即创造性诠释如何可能,重新审视儒学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及其当代价值。伽达默尔赋予时间间距以创造性价值,提出视域融合的诠释模式,以此建构了哲学诠释学。但其时间间距主要用于筛选诠释的好坏,它的创造性价值并没有获得充分发挥。反观宋儒读经法,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一种感通诠释的诠释学思想。感通诠释以转化个体生命为旨趣,将文本解读与本体感悟合而为一。它不仅囊括了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诠释学理念,还充分发挥时间的创造性价值,并且提出了可操作的步骤来实现与经典之间的视域融合,能有效克服伽达默尔诠释学陷于本体思辨的思想困境。      

《彖传》诠释对《易经》的哲学突破

《彖传》之所以能在诠释《易经》的过程中实现“哲学突破”,关键在于它创建并运用了新的适当的诠释方法,即诠释卦象以为先导、诠释卦名以定基调、诠释卦辞以明义理、揭示文本隐含诠释空间以引申义理的诠释方法。而《彖传》诠释对《易经》“哲学突破”,主要表现为它立足时代前沿,在诠释过程中建构起了一系列新的重要的哲学理论,即“天施地生”论、“顺天应人”论、“与时偕行”论、“刚柔皆应”论。     

诠释之度与翻译之界——“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翻译与诠释均以意义问题为核心,是融合多方面主客观因素的有机整体.在解构主义的思潮中,翻译与诠释领域出现了“过度翻译”与“过度诠释”的现象.艾柯关于诠释与过度诠释的论述以文本意义为中心,分析诠释过程中“作者意图”、“作品意图”和“读者意图”三者之间的矛盾与联系.这一思想给予翻译研究重要启示.全面系统的翻译研究应以“作品意图”来限制译者诠释的限度,综合考量翻译内外各项主客观因素,避免“过度诠释”对翻译研究产生的消极影响.     

圣人，圣言与圣行：作为一种经学判断的“孔子作《春秋》”

从观念构成及话语运作来重访“孔子作《春秋》”的争议问题,可将这一声明解析为三项话语要素：即作者、文本与书写。在汉代,对《春秋》作者的溯归与形塑,关联着《春秋》文本和书写的定位,三者协同运作,表征着不同的经学立场与判断。在中国经学话语空间中,诠释主体与话语系统是相互生产的,而圣人、经书与书写这样的观念更需要被视为话语系统内部具有自我指涉与交互指涉意义的符号。“孔子作《春秋》”这一经学声明极为典型地体现了话语述行的能量：经学诠释主体通过言语行为的反复实施来构建话语事实,也施行经学实践本身。     

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借用经典注释的形式创造和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这种传统和思想创构的内在思想机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缺少深入的探究。跨文本诠释和融贯性诠释可能是借重经典注释而创建新的哲学体系的两个关键性因素或方法。朱熹《论语集注》中的若干实例可以说明朱熹是如何运用跨文本诠释方法的;同时,朱熹将理学的主要概念一以贯之地全部注入对语、孟、学、庸的解释之中,则是融贯性诠释的范例。在经典诠释活动中存在着两种定向的紧张和冲突。两种定向的简单表述即是面向文本与历史的客观性定向和面向当下和现实的主观性定向。一部诠释作品就是两种内在定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思想“化石”。在处理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性方面,在处理注释之形式与体系之建构之间的矛盾方面,朱熹都是成就最突出的。但是朱熹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和抹煞两种定向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以及语孟学庸与二程学说的不同。     

王阳明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探析

王阳明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就是读者运用自己的“良知”,去与经典文本意义中体现出来的圣人的“良知”相交融。从了解经典文本的符号意义,进而了解经典文本意义中的“理”,最终达到对于圣人“良知”的体悟,实现自己的“良知”。     

荀子儒学经典诠释方法论发微

荀子感应战国末期社会转型的特定需要,总结各家各派的经典诠释经验,重新确立了诠释儒家经典的基本目标,重新建构了关于儒家经典的文本观念,并且以此作为建构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的引导.而就创建新的儒家经典诠释方法论而言:荀子首先重视的是"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亦即通过诠释与思索,而将儒家经典文本之所讲所论贯穿起来以发掘并洞明其中的道理;荀子特别重视的是"布乎四体,形2乎动静"、"为其人以处之",亦即通过诠释儒家经典,诠释者能够对儒学精神学以致用,在致用中加深理解与诠释;荀子十分重视的还有,它能促使诠释者逐渐进入一种理想境界,亦即"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     

经典诠释的悖论管窥——以《论语》诠释为例

历代经学家解经都以符合经典文本及其作者的原义为最高旨归,追求经典诠释的绝对客观性,但由于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的缺失和不可复制性以及诠释的个性化特征,客观上经典的原义无法完全复归,其中蕴含着主观追寻原义复归与客观上不可完全实现之间的悖论。经典诠释需要不断超越诠释悖论,克服企图通过重建经典原义以实现训释绝对客观性的障碍,通过创造性诠释,探寻坚守原义与当下创生之间合理关系的调和路径。     

从“道生”与“神说”看中西经典诠释思想之异同

在西方诠释传统中,《圣经》作为一种神圣文本是中世纪诠释学的焦点所在,对神圣文本的理解与解释具有代表性意义; 而中国古代《道德经》中的诠释思想则是中国诠释传统的典型。以《圣经》中的“神说”与《道德经》中的“道生”作为两部经典中的核心线索,对比分析两者的相通性和差异性,进而揭示中西经典诠释思想的异同,有助于厘清中西诠释思想不同的发展方向。     

王船山《中庸》诠释特点析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成果蔚为大观,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中庸>的诠释过程中,"兼综汉宋"的诠释宗旨、实学化的诠释立场、护教学的诠释目的以及跨文本诠释是其<中庸>诠释的几个特点.     

哲学诠释学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易学

中国古代易学就其诠释特色而言,可以分“筮术”易学、“道术”易学、“象数”易学、“图数”易学和“无言”易学。五种诠释特色下的易学,形式上表现为“此消彼长”的不同学派,本质上却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哲人对世界认识的深刻性,以及由此深刻性带来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巨大潜力。易学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对于它的诠释,曾经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作出过突出的贡献,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发掘传统易学的时代内涵,构建新的易学诠释体系,必将为当代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在人际关系中创造性转换的自我”何以可能？——评杜维明对儒家“哲学人类学”的“创造性阐释”

杜维明以哲学人类学的视角对儒学作出“创造性阐释”，把儒家哲学阐释为一种哲学的人类学。认为儒家的人性自我的实现除了需要内在主体在自我修养中不断深化外，还需要在外在人际关系的层层拓展与交互作用中进行创造性转换。但这种“创造性阐释”方法仅仅是观念的诠释，既不符合儒家思想的本意，也缺乏历史条件的支撑，更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实现创造性的转换。     

天人贯通：《周易》《春秋》交互诠释中的经义整合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最终绾合出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此后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历代学者，均会根据不同的学理或政治需求，对经典目录与经义思想进行统合，构造形态各异的经典体系与诠释方法。     

从“经”“纬”维度看中国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

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     

现代性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今昔间距转换的纽带

社会历史的时移世变促动着语言文字表述形式的变革,近现代的横断性事变促使着中国社会纵向的断裂划分,置身于这一历史链条上的观念文化要域的中国哲学,其自身就背负了传统与现代相差异的问题；要使哲学的传统焕发新机,对其进行现代性诠释是接通今昔间距的转换纽带；现代诠释需有下述应当性的践识:诠释经典原理以立其本是其基本立场,诠释子学思想以归其域是其理论要务,接续“义理发挥”以开其新是其方法理路.     

王船山老庄诠释之学的文本形态与思想旨趣

王船山老庄诠释之学的文本形态有两种:其一是狭义的内部性诠释文本,即《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等三部道家经典诠释专书;其二是广义的外部性诠释文本,即王船山在不同体例的其他著作中写下的直接或间接随机评议阐说老庄的大量文字。比较这两种文本可见,在诠释不同经典时,王船山对老庄之学的理论观点常发生变化和漂移。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一方面可归因于船山作为儒者和遗民所具有的微妙复杂的心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船山惯常采取因顺文本的诠释方法,而不同的经典文本固有的内在语境和思想逻辑难免会对诠释者产生干扰甚或裹挟效应。     

诠释目的与中国传统经典诠释

本文明确区分了西方诠释学的三种诠释目的,即追求原意、追求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以及隐微与显白相区分的诠释目的,而中国诠释传统中也有"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和"微言大义"这样的诠释理路与之相对应。但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诠释路向与西方诠释学的相应诠释目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表现在西方诠释学中的诠释目的是对文本意义和作者意图的理解,而中国诠释传统则除了这一点之外,其根本目的在维护某一固定教义,在此种固定教义之下来诠解经典,因此中国传统哲学中尚不存在独立的一般诠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