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阳本神魔小说探析

自明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刊行之后,书籍销售市场反响良好,善于捕捉商机的建阳书坊主们紧随其后,相继推出十余种神魔小说作品,对神魔小说流派的形成具有开创之功.这些建阳本神魔小说大都以民间信仰中香火兴盛的神道为题材,采用模仿“西游”、杂抄众书的编撰手法,呈现出宗教气息浓、文学气息弱的整体风格特征.     

杭州西湖非明圣湖考辨——兼论“西湖”名称的沿革

近来浙江省出版的一些书刊上,介绍杭州西湖名胜的许多文章,几乎都认为古代的明圣湖就是今天的西湖.又《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第一版《伟大的祖国》栏内登载的《春到西湖》说:“杭州西湖是我国著名的游览胜地,汉时称明圣湖,唐后始称西湖”.新编《辞海》在《明圣湖》条也说:“古湖名.即今浙江杭州市西湖”.     

评钱起诗歌

“大历十才子”中的钱起,是唐代诗坛的名家之一。从现在关于“十才子”的几种资料来看,虽然具体人名略有出入,然而钱起都包括在内。据四部丛刊印明活字本《钱考功集》,钱诗有十卷之多,辑入《全唐诗》凡四卷四百二十余首。而历来对钱起诗歌评价歧异颇大,毁誉不一。《四库全书总目·钱仲文集提要》在指出大历诗歌的特征和     

再谈《大夏国葬舍利碣铭》的撰写时间——与吴天墀先生商榷

《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以下简称《碣铭》),是一篇重要的西夏文献。著录在明《嘉靖宁夏新志》(以下简称《嘉志》)中。由于著录有误,笔者在《<嘉靖宁夏新志)中的两篇西夏伊文》(以下简称《佚文》)①中,对《碑铭》的撰写时间,进行过考证,认为《嘉志》原文“大夏天庆三年八月十日建中的“天庆” (桓宗年号1194——1205年),应是景宗李元昊“大庆”(1036——1038年)之误。1930年拙文发表以后,     

《瘗鹤铭》新语

《瘗鹤铭》原在焦山阴崖石上(《京口三山志》云:“焦山西南日瘗鹤岩,今沦于山麓乱石中”.《明镇江志》云:“铭之所余断石,今在山之西南观音庵下滨江崩崖乱石间,春夏水涨石没,秋冬水落,始可摹拓”,并见明正德十三年顾元庆撰《瘗鹤铭考》,所引国朝《镇江志》,盖正德戊宣前旧志),铭曰“山阴爽垲”,又曰“瘗尔作铭”(阙文依王昶《金石萃编》补字,规以识之),知瘗鹤之所,近在崖侧矣.     

《说文解字诂林》的编纂体例问题

《说文解字诂林》及其《补遗》(以下简称《诂林》正补)是丁福保历时三十年对《说文解字》“积久钻研”、“有一隙之明”后,以“博采通人、信而有征”为宗旨,“集萃众说、校正异同、推究义蕴”编纂而成的、震惊中外学术界的专著,在学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治《说文》者最便利之捷径”(《诂林》评语),实具继往开来之功.本文拟着重讨论《诂林》正补的编纂体例问题,并对前人所论《诂林》的价值有点补充.     

视域融合下的《节义鸳鸯塚娇红记》读解

晚明曲家孟称舜《节义鸳鸯塬娇红记》在80年代之前,学界对之评价较低;1982年之后,随着《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的出版,其地位与价值不啻霄壤。基本缘由根于它的悲剧性及“同心子”恋爱观的大胆提出。但学界却疏干对晚明学术史脉展开探讨,直接导致“同心子”恋爱观现代性爱特征的有力建构缺乏稳固的学理根基;另外,此剧在创作上的继承与创新亦因此而模糊不清。因而我们应该把传奇文本与小说文本的读解相结合;亦应该把传奇文本《娇红记》置于晚明时代大境域之中来读解,晚明学术发展流变及文学发展演变相结合;孟称舜自身学殖与《娇红记》的读解相结合,才能使我们对《娇红记》的读解更加逼近真实。     

以虚写实 运真入幻——谈《促织》的艺术技巧

《聊斋》艺术技巧之妙是多方面的.冯镇峦曾称赞说:“每篇各具局面,排场不一,意境翻新”.在艺术性这方面,《促织》可为代表,堪称一绝.吕毖《明小史》云:宣宗酷好促织之戏,遣取之江南,价贵之数十金.枫桥一粮长,以郡督遴觅,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骏马易之,妻谓骏马所易,必有异,窃视之,跃出,为鸡啄食.惧,自缢死.夫归,且畏法,亦自缢焉.     

屈原卒日之谜

鲁迅先生说过,《离骚》之“辞述己之始生,以至壮大,迄于将终”(《汉文学史纲要》),简洁无比地绘出《离骚》宏伟的艺术构成和序列,《离骚》开头明叙己之诞生,结尾暗示我之死亡,前呼后应,浑然天成.不知其事,则误解横生.但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三辰相会”之“人日”,摄提岁星“重华”(舜)进入月神(?)訾(常仪)之宫;日月五星交逢营室之良辰,而卒于五月五日之凶忌,未免太巧太奇,发生怀疑和争论也是自然的.这里仅略述屈原死期诸说并揭示疑难,以供学界讨论批判参考.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辞书通假误注事例

误将异体字判为通假字。 《辞源》修订本谓“翊”通“翌”(第三册第2505页),误。“翊”与“翌”,同在立部,从羽,是音与义均同之一字异体,只是这两个构成形声字之两大部件摆的位置不同而已。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云:“昱,日明也。”清段玉裁注:“‘日明’,各本作明     

从《说文解字注》看段玉裁在语言研究上的历史观点

对许慎《说文解字》的研究在清代进入鼎盛时期,注家蜂起,研究专著达数十种,其中最优秀,影响最大的就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著名小学家王念孙为这部书作了序,推崇说:“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江沅的后叙也说:“悬是书以为的,而许氏著书之心以明,经史百家之文字亦无不由此以明。”段书的卓越成就和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段注体大思精,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本文试图就段氏的历史发展观点作粗浅的探索。 “语言是许多时代的产物”,它在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形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发     

《文心雕龙》论文不及当代乃因其“讹”不称于“休明”辨——兼说其论宋代何以仅“略举大较”

《文心雕龙》论文之所以不涉及当代 ,并非“避于恩怨”或“避忌” ,而是因为当代之文“讹”极而不称于“盛德” ,褒之 ,有违本心 ;贬之 ,有损“休明”。论宋而仅“略举大较” ,乃因如此既免陷于两难 ,又有以寄其矫“讹”之意。     

“大良”新说

“大良”是壮族的一个支系。明·邝露《赤雅》卷上曾说:“獠之有侗,犹僮之有大良也。”至于何以称为“大良”,一种意见认为:“大良”即“大狼”,“良”、“狼”同声,译写字形之异而已。但笔者以为:“大良”并非“大狼”。其理由是: 首先,“大良”与“大狼”两种名称有着不同的内涵。“大良”乃是汉族封建官僚和文人,对所谓“归化”封建统治,耕田、编户、输税、性驯的部分壮族人口的称呼,其全称实应为“大良僮”。明·邝露《赤     

《岑象求诗话·解题》等误漏举正

吴文治教授主编的《宋诗话全编》 ,继《明诗话全编》(1997年 12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后 ,迅速于 1998年 12月面世。这两种卷帙浩繁的诗话著述的问世 ,意义深远。但是 ,参编者众 ,数近 3 0 0之多 ;素质不一 ,颇有良莠之别。既“全”且“准” ,谈何容易。因此 ,不“全”不“准”处 ,往往得见。《宋诗话全编》点校之错 ,较《明诗话全编》为少 ,本文即对《宋诗话全编》部分《解题》之误漏作出举正     

说《杂卦传》

历来说《易》的儒生都不重视《杂卦传》。《汉书·艺文志》叙《易》:“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孔颖达在《说卦》标题下注:“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文言》第九,《说卦》第十”,都不提到《杂卦》;即使一一计算“十翼”,如孔颖达周《易正义》序《第六,论夫子‘十翼’》:“一家数‘十翼’:……《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学之徒并同此说,故今亦依之”,也把《杂卦传》附在“十翼”之末,占一个卑微的地位。 《杂卦传》是“十翼”中最短的一篇。它的形式在“十翼”中有这些特点:第一,它是一个口诀式的短篇;通篇用韵,而且换韵频数(共十九个韵),而音节和谐。第二,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锦州千年古塔——大广济寺塔

在渤海之滨的古城锦州,有一座千年古塔,即大广济寺前的大广济寺塔。据《续通志》载《大广济寺塔记》中有“清宁三年立,旧在锦州。”清宁为辽道宗耶律洪基年号,道宗于一○五五年即位,清宁三年应为一○五七年,据今已九百三十多年。应是锦州市现存最早的建筑。嘉靖十一年,大广济寺曾重建前殿,明宣大巡抚文贵曾撰文《广济寺重建前殿记》中说此塔“藏皇太后所降之舍利子也”。据说释迦牟尼死后,曾经留下四颗牙齿,佛教奉为珍宝,筑塔供奉。《大般涅槃经后分》下《圣驱廓润品》四:“于佛口中右畔上颔,取     

<史记>"孔子生年"索源

自异载孔子生年之《史记》问世,二千余年孔诞之争不决;然,《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者,何所据源,诚当考辨析明之。考《世本》载记孔子生年说,纯系子虚乌有。至今所见文献,可为《史记》“孔子生年”载记之源者,惟公、谷二传《春秋》耳;不过司马迁之误解《春秋》历纪,乃助后世曲纪孔子生辰千有余年矣．     

朱熹的“小学”之教与“成人”之道

“成人”教育是传统儒学教育的基础和根本,成德、成圣都是从成人中展开出去的.朱熹做为教育家以教授初学者“做人的样子”为目的,根据其理学思想的新内容和特点编订了《小学》一书,以完成“小学”“大学”一体的教育体系.特别是贯穿于《小学》的“敬”思想,赋予了儒学德性教育更为鲜明的个己意识,在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中发现、认定自身,在“成己”中才可实现明德新民的“大学”之道.《小学》“为己之学”的立教理念和方式对当今教育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