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试论柳宗元诗歌在山水风物描写中的贬谪心态

柳宗元在处理山水风物题材时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其实是他那种抑郁愤悱的贬谪心态的自然流露.受南楚间的自然风物及文化传统的影响,使他心态中因负向贬谪而产生的沉郁愤悱感受得更加沉郁感伤,"闷即出游"的山水或田园生活体验成为他贬谪情绪得以渲泄的重要途径.     

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嬗递

中国隐逸文化中的山林传统,以儒道隐逸理论的核心价值为思想资源,围绕"道统"与"政统"之间的文化调节而产生,逐渐成为相对于朝廷、政治的自足的文化系统,是士人维系个体独立、缓解与政治威压紧张关系的重要平衡力量。在山水审美的自觉意识萌发并融入隐逸文化的魏晋之前,中国早期隐逸中的山林传统经历了从"岩穴之隐"到"林泉之隐"的嬗递。考察这种嬗递的历史动因和演变形态,有助于理解在专制政治环境下"山林"所彰显的隐逸精神价值,也可以从中厘清山水审美依托隐逸活动而发生和发展的逻辑脉络。     

灾害记忆·时间——“记忆之场”与“场之记忆”

灾害记忆会随着社会成员的死亡形成代际中断,随着现代性而被淡化,与此同时,灾害经验也正被所谓科学主义所取代。然而,面对仍不断出现的灾害,地域社会为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为尽快重建恢复社会生活及秩序,总会通过各种方式动员灾害经验、灾害记忆,以进行灾害文化的建设。在这其中,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灾害记忆,都早已成为了博物馆、纪念馆永久性的主题,形塑着整合意义角度的"集体记忆"。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所确认的地域社会时间观念的复杂性呈现出集体记忆"解释共同体"内部的复杂性,并表明这种复杂性在生成多样的灾害文化以应对自然灾害时具有积极意义。     

魏晋南北朝的隐逸与山水旅游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纷扰、玄学的感召使具备较高文化素养的士大夫遁迹山林、寄情江湖,而在山水旅游方面留下隐逸的文化创造。山水从纯粹的道德伦理象征变为人们畅神娱性的自觉审美对象;山水游览之作大量涌现;自然景观通过士人的登临吟咏而显名于世     

唐代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

贬谪是封建统治者对罹罪官员的惩罚,是中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贬谪文学是政治制度的产物。唐贬谪文学是唐代士人人格的一面镜子,唐代的贬谪文人促进了唐贬谪文学和文化的繁荣,丰富了唐诗的内容;贬谪文人通过对贬谪地的山川、风物、人情的抒写、宦海沉浮的叙述,表达自身政治的失落、人生的悲惨、迁谪的痛楚,以此来表现贬谪文学的主题,其创作手法丰富多样。     

山海之隔:贬谪意象的生成与衍变 ——以 《囚山赋》 与 《幽海赋》 之比较为中心

金镇圭拟柳宗元《囚山赋》而作《幽海赋》,"幽昧之罪"的共同贬谪性质使二人产生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其文本上的最大差异是贬谪意象由"山"到"海"的转变,这种现象并非特殊,古代朝鲜被贬谪或流放之人的诗文中常常出现"海"意象,其与贬谪意蕴的联结象喻海之"牢狱",在大量的创作实绩中,形成贬谪文学之特殊题材"囚海文学"。山水与贬谪文学的互动具有"江山之助"与"虚构超越"的双向性质,主体情感在此过程中分别导向"山水之乐"与"山海之隔",《囚山赋》作为经典作品的典范意义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因素正是导向后者的重要原因。山海意象之贬谪意蕴也因之于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得以固化。     

从宋之问后期诗歌看其贬谪心态

宋之问两度遭贬时的贬谪诗简练自如、真切感人 ,并反映出了诗人在贬谪期独特的心态特征。认为宋之问的心态特征主要有 :巨大反差之下的逐臣心态 ;思乡怀友的游子心态 ;向佛悟道的消散心态。后期诗歌通过抒写亲情与友情 ,体验自然山水与佛意 ,使诗人因道德失落遭贬而倾斜的心态逐渐复归平衡     

集体记忆中的“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

集体记忆的提出与发展,超出了西方记忆理论的传统认知与探讨,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采用“生成性记忆”和“固化形式记忆”两个涵括性更强的术语,对集体记忆研究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以降的理论发展和演进理路进行分类讨论。生成性记忆指集体记忆的流动与易变特征,是哈布瓦赫本人以及扬·阿斯曼所探讨的沟通记忆所具有的特征；固化形式记忆则强调集体记忆凝固化、意识形态化特征,具体以身体习惯记忆、文化记忆、记忆场等论题为研究者所关注和讨论。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属记忆的功能与特点,可以推进集体记忆研究在更丰富、更广阔的视域中展开。     

“山水抒愤”范式的确立——张说山水诗之审美价值试探

张说山水诗,通过"山水抒愤"范式的成功运用,将贬谪文学的情感内涵和山水诗的抒情策略相融合,营构了一独具审美张力的话语据点.这不仅为山水诗培育了新的增长点,也为贬谪文学的创作指出向上一路.沾溉后世,其泽甚远.     

贬谪流放文人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贡献初探

贬谪流放文人的独特身份和地位,使他们到了贬谪之地后,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才干,通过倡导教化、开馆授徒,改造陋习、移风易俗,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团结,交游问学、发掘地域文化,诗赋山水游记风土人情、促进文化交流等方式,用自己悲壮的人生为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山川”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建构

"山川"对于探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类型及其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象征价值。大禹治水体现了对"山川"关系的理性认识,推动了以"家天下"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家的形成;西周分封制度中"山川"所体现的"形便"交通秩序,具有大一统的政治意蕴,分封制瓦解,"山川"则演化为诸侯国崛起标志的"形势";秦以后的帝国时代"山川"作为区划的原则之一,其实构出的行政区划,因与中央集权冲突,不断地被解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基本面貌。在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及其发展中,对"山川"地理标志价值取向的变化,反映了以"家天下"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农耕社会国家发展的历程。     

论后殖民知识分子 ——重读赛义德《知识分子论》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中国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培育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再论历史流传物 ——文化实践解释学阅读札记之二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宋代眉山苏氏婚姻与党争

北宋中后期的眉山苏氏姻亲,多与苏轼、苏辙兄弟的政治倾向相同或相近,一定程度上都反对新法,或在变法中持中立态度,并因此在激烈的党争中遭受了党祸的牵累,或落贬夺职,或遭受罚金,或文集被毁,从而使眉山苏氏婚姻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自觉不自觉地打上了党争的烙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北宋党争中,眉山苏氏与“声气”相同的姻亲互相援引、祸福与共,为谋求家族的发展空间在婚姻上做出了努力.     

晚明东林党人“生命意识”析论——关于士人精神的一种政治文化阐释

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中,晚明东林党人是“以身殉道”的典型。文章对这种行为背后的生命意识进行分析,认为他们秉承了儒家文化中关于道德理想的优秀传统,在现世的道德追循过程中体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然而,由于“对王权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本身就是其道德理想的主题之一,因而他们在循道过程中的“精神超越”必然回归于君主政治。结果是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选择中,难免陷于“精神巨人”和“政治侏儒”的两难境地。     

从士风看北宋后期士大夫的闲暇生活

受党争影响,北宋后期士风由中期昂扬向上、积极进取,转为入世意志淡化,偷安自适、任性逍遥,主要表现在以自我追求为主导,或游心物外,寄情山水,游宴饮酒来排遣内心的忧愁;或寄情于诗词、书画,聊以自娱;或耽佛习禅,以禅定之乐来排遣经世的悲痛和人生的痛苦,专心营造个体心灵的满足。     

论张孝祥绝句的情思蕴涵

在张孝祥的诗歌作品中,绝句数量近半,其内容包括描绘美好河山、不畏强权、模山范水、归隐情结等许多方面。在丰富的情思蕴涵之中,始终贯穿着爱国爱民的主线,在南宋初期的士人群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唐人的价值取向与咏侠诗创作

唐代是咏侠诗的繁荣鼎盛时期。唐代诗人将英雄之梦寄托在游侠身上,通过咏侠来表达自己的功业追求和人格理想,抒写浪漫不羁的情怀、士不遇的愤懑和对民主平等的向往。唐代咏侠诗体现了唐代士子积极入世而又坚持人格独立的精神风貌,完整地体现了唐人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     

宋初山林隐逸的精神转向与理想人格的重构

宋代士人面临严重的信仰危机，迫切要求重建价值体系，重构理想人格。在这一重构进程中，宋初隐逸诗人群体率先进行了排除功利、融通仕隐的隐逸尝试，在追求闲雅怡然、任情淡泊的审美化人生中，塑建了兼容道义又保持个体独立的理想人格，使山林隐逸精神较之唐末五代发生明显的转向，并对仕宦群体吏隐的人格取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