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最初由刘勰提出。“物色”既是中华古典艺术审美“感物”“感兴”“比兴”得以发生的对象来源,又是古典艺术“意象”“气象”“意境”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础。物色论是进入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感兴美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学界对物色论美学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物色”美学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学术谱系。“物色”美学范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和气感哲学。“物色”是宇宙元气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之声色状貌光影中的感性闪耀,同时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与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动呈现。物色成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物色论美学可与西方美学的自然美论、形式美论、审美感性论、灿烂感性论、存在境域论加以比较,亦可与德国古典美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相互发明。物色美学范畴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和普遍价值,值得展开系统研究和现代阐释。     

审美主体:感兴论的价值生成前提

在中国古典美学感兴论的研究中,阐述者大多对感兴论中所包含的重视外物触发作用的内涵格外关注。作为中国古代艺术创作机制的主导理论,感兴论的确是以感物和偶然为基本内涵,感兴就是审美主客体偶然遇合的创作冲动,是艺术精品得以产生的重要契机。然而,感兴论的全部内涵不止于此,在其完整的理论框架中,创作者的胸襟品格和艺术禀赋是至关重要的主体条件。关于审美主体的丰富阐述亦是中国古典感兴论中不可忽视的理论内容。审美感兴不仅发生于创作之始,而且贯穿于作品物化之前的整个创作过程,尤其是在艺术构形阶段,它是形成主体内在视像的重要审美情感。中国古典美学中关于审美主体的胸襟、性情、学养、敏悟等方面的理论论述都与感兴论有着根本的内在联系,是建构完整的审美感兴论所不容忽视的理论资源。     

自然之美与人格培养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感应学说的影响 ,中国古代美学注重自然与人格的融会 ;从先秦到六朝的“比德说”与人物品藻 ,便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古代美学主张从自然中获取人生自由与人格独立 ,摆脱世俗的束缚 ,得到真淳的审美愉悦 ,培养高尚的人格。这些思想对我们今日的美育都很有启迪意义     

移情自然美——《自然审美雅俗共析》之六

本文将西方美学中的移情说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情景交融”、“情景妙合”、“物我同一”、“托物感兴”等审美经验结合起来,细致分析自然审美和艺术创作中的移情现象,在中西方美学的融合中作一些经验描述。     

论六朝绘画理论中的本体论审美观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风采独具的时期。一方面,它以其动荡纷乱、黑暗沉重而著称于中国历史;另一方面,它又以其灿烂的思想文化深深地吸引后人。六朝美学以其高迈超逸的风神卓然标峙于中国美术史。它结束了先秦两汉时期的美学依附于政教道德的狭隘的境界,将审美和艺术创作与士人的生命意识与个性追求融为一体,形成了并列衣被后世的美学范畴,从而产生了“体大思精”的美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可以说中国完整意义上的美学始于六朝。其具有承前启后的转捩意义。六朝美学与先秦两汉以及唐宋之后的美学相比,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具有自己内在的逻辑…     

“畅神“说与中国古代美学精神

美学意义上的“畅神”说 ,是产生于道家古老哲学之上的一种自然审美观。它是以人的精神自由为出发点 ,在摆脱功利欲求杂念的状态下 ,以超然的心境去观照自然物的审美原则。以审美主体的精神自由为特征 ,促成了直观性的认识方法和创造性的审美心理的产生。“畅神”自然审美观 ,形成了中国古代人对自然的审美趣味的偏好和特殊的人格修养取向 ,把审美与人类所追求的最高生活境界联系起来 ,从而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精神的独特魅力     

论“味”——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与中国古代美学的本质特征

“味”是一个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孕育、产生和形成它的深厚土壤是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它鲜明地体现出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特性,表现出中国古代人的审美意识。 一 我国古代美学把审美观照及其审美体验以直观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概括为“味”、“体味”、“玩味”、“咀味”、“寻味”、“品味”、“研味”等的过程,认为审美对象的审美意蕴只有通过审美活动的审美主体的玩味体悟,才能转化为审美主体自己的审美情感,从而在自己的想象中形成有关审美对象的真实世界。     

中国古典美学中感兴论研究综述

感兴论一直都是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感兴论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就感兴论的研究成果而言,学界大体从以下范围进行探讨：一是“兴”的本义研究,二是“兴”的起源问题,三是探讨经学意义的“比兴”,四是将“兴”与诗歌艺术联系进行研究.在诸多研究中,就“兴”与诗歌艺术联系进行研究最为丰富.整理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当下学术界对于感兴论的研究成果,期望对当下的感兴论研究能有帮助.     

《世说新语》审美范畴摭论

作为审美范畴,“清”、“远”、“神”产生于魏晋人物品藻,而最早集中体现于《世说新语》一书中。这三个范畴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共同昭示出六朝美学的新转变,标志着中国古代独特的超越美学的诞生。     

王士祯“神韵说”的审美意蕴辨析

“神韵说”在中国古代诗论中是颇为重要的一支,它以标榜“神韵天然”而独具美学价值。但历来对其褒贬不一,引起较大的争议。文章拟从中国传统诗论及结合国外新的美学观点的角度,对王士祯的“神韵说”的审美意蕴作些探究。主要通过对“神韵”的解说、“神韵说”美学蕴含的内容以及动态的创作过程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较完整地揭示“神韵说”内涵和审美价值。     

登高·游历·饮酒——论"寻兴"作为中国古代文人形而上精神境界的美学追求

“感兴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包蕴其中的审美心理发生模式就是通过对“兴”的多重阐释获得的。古代文艺家们通过登高、游历、饮酒去“寻兴”从而达到对艺术、生命、人生的觉解与了悟,突破日常生活常规对现实人生的钳制与束缚,达到现实人生向审美人生的升华与超越,从而实现审美的愉悦和精神的解放。     

"畅神"说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

美学意义上“畅神”说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自然审美的一种观点。中国古代自然审美观经历了一个由自在状态到自觉状态的理论发展过程 ,即中国古人对自然山水的认识 ,经历了“实用”、“比德”到“畅神”的历程。“畅神”审美观通过人与自然建立的精神关系 ,来达到对自然山水审美的超然境地 ,登上审美的最高层次。“畅神”自然审美观 ,强调心与自然相接 ,人与自然和谐 ,影响到中国美学 ,是情景交融、心物感应、物我合一这些富有中国民族特征美学观念的形成     

苏轼论“身与竹化”的审美意象

在生活中有触于中,自然产生感兴,随物赋形而产生审美意象,用苏轼的话就是了然于心,成竹于胸,身与竹化,然后了然于口与手,辞达而转化为艺术形象.这就阐明了创作过程中形成审美意象的规律,并对孔子辞达说作出新的解释,是苏轼美学思想的杰出贡献.为形成胸中成竹的审美意象,要求作家有虚静的审美态度,进行身与竹化的审美体验.苏轼吸取佛老美学思想,对孔子辞达说作新的发展与解释,是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观点.苏轼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政纳万境.”作诗应有一种虚静的心境,是构成审美意象的前提条件.处于静的境界,可以掌握各种动态;处于空的境界,可以容纳万般景象.这确实是欲令诗语妙的必备基础.     

美与丑:美学所面临的困境——读《当代科学与美学的变革》

美学:一个历史的冤案美学的美与我们在审美描述中的美的概念是同一的吗?这是理解现代美学所面临困境的关键契机。我们知道,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心范畴不是美,而是以“道”“气”“象”为中心的一系列审美范畴。正是“道”“气”“象”审美范畴的确立才使主体不是按照美与丑的标准来形成自己审美判断和审美描述的语言系统。而是从对“道”的把握,对“仁”的维护角度出发来建立审美评价系统,于是产生了二十四诗品以及中国绘画美学的气韵生动,澄怀味象等美学命题和审美判断标准。当然中国古典美学中也有美和丑的概念,如《淮南子》中说过“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丑。”(《说山训》),这里的美和丑是古典美学中的一般性概念,而     

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

由王国维奠基,经由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20世纪中国美学家深化和完善的“意境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核心范畴”,甚至被标举为“中华民族最高艺术审美理想”.然而,这种“意境说”并不是中国传统美学和诗学所固有的,而是上述学者依据德国美学传统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建构起来的.“意境说”的发展也基本上是沿着德国美学传统的轨辙运动的,德国美学的若干主题,如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一般与特殊的统一,为“意境说”提供了统一的理论基础.从思想实质上说,“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一种中国变体.“意境说”的现代建构是中国学者为了重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而进行的“传统的现代化”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实践过程中,这种“传统的现代化”转化成了“自我的他者化”,从而进一步深化了近代中国所遭遇的思想危机.     

"物感"说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影响

《乐记》里提出的“物感”说探讨并分析了艺术创作的发生论 ,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追求心物交融统一的特点 ,并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直接影响了后代的文论和诗论 ;影响了“兴”从修辞学概念向美学范畴的生成 ;影响了中国“意境”论的形成。     

真善相融的规讽性审美原则——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的审美特色

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原则中的真和善,与中国古代美学中的真、善、美的命题,既有联系亦有区别。作为美学命题的真、善、美,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中,解决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表现为“情景合一”,最终体现为艺术的真和善。这种情和景的相融合一,既是创作原则,也是审美鉴赏原则。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原则中的真与善的相融,既是审美主体审视审美客体的基本原则,也是调整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使审美客体更好地为审美主体服务的指导思想。真与善在政治讽刺诗创作中,一方面,表现为“情景合一”;另一方面,这种情与景的相融合一却存在着明显的互制性,即审美主体一方面要坚持真情实感与真境真景的统一,以体现真美,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规讽的原则,以体现善美。就政治讽刺诗的创作实践而言,这种规讽性的善美往往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鉴于此,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原则中的真也往往受善制约,从而显示了真善相融的规讽性审美原则的独特性。     

论刘勰的情采观

自魏晋六朝以来,我国古代美学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对文艺的本质、还是对形式美价值的认识,较之先秦、两汉都有了新的突破。“缘情说”的出现及尚采观念的形成,标志着“文的自觉”时代已经开始。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都注意到诗的重要审美特征是情和采,提出了“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等观点,但第一次将情和采推及于文,并对其作了哲学和美学方面系统论证的是刘勰。《文心雕     

中国艺术的美学追求--尽善尽美

尽善尽美是中国古典艺术和美学的最高追求之一,它是在中国社会氏族血缘关系的制约下形成的.尽善尽美的审美追求导致中国艺术特别重视艺术与社会的紧密联系、重视艺术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重视艺术对人格修养的促进与提升作用.尽善尽美的美学原则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提出的,在汉、唐、宋等社会相对稳定的时代得到了尊崇和强化,但也受到魏晋六朝和明末清初回归艺术美本身的倾向的强烈冲击.     

朱熹关于美的本体论和生成论思想

朱熹是徽州理学美学的开山祖师,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探索美的本体和生成,形成了自己完整而独特的美学体系.面对中国古典美学的根本问题,朱熹从其理学的角度出发,成功地回答了“美何以存在”和“美如何存在”的命题,建立了自己的审美本体论和审美生成论的思想,完成了中国古典美学从“道体论”向“体道论”的转变,这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