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的影响——以承运人的义务与责任为视角

2008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了<鹿特丹规则>.该规则较之以往的<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在承运人的义务与责任方面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反映出<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的影响并进而揭示出新规则对承托双方利益的平衡.     

《鹿特丹规则》下混合原因致货物毁损时赔偿责任的分担

当承运人不能将一个是承运人要负责的和一个是承运人可免责的两种原因所造成的同一损失分开时,承运人赔偿责任承担原则依次经历了"瓦里斯库拉原则"、"平均分摊损失原则"的实施过程. 2009年9月由联合国成员国签署的<鹿特丹规则>确立了不同的赔偿责任分担规则--过失责任原则.<鹿特丹规则>对船舶不适航、承运人未履行管货义务与免责事项混合致货损时赔偿责任分担作了更为合理规定,这对于法官获得更为充分的自由裁量权,船货双方积极举证产生了更为有效的法律效果,同时,对于我国海商法的修订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合同自由原则的适度回归--《鹿特丹规则》第80条评析

为了防止具有垄断地位的承运人损害货主利益，长期以来在海上货物运输法领域形成了以《海牙规则》为代表的强行法体制，通过立法和司法干预排除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但在当今许多学者对这一强制性体制提出了质疑。《鹿特丹规则》第80条，对批量合同回归合同自由原则，允许当事人在批量合同中背离公约中的强制性规定。但同时这一回归也附有严格的条件。考虑到国际海运市场的状况和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在修改《海商法》时应采纳《鹿特丹规则》第80条的规定，但同时应注意对批量合同的定义加以限定，并采取一些公法上的措施加强监督，防止承运人利用合同自由原则损害小托运人的利益。     

《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责任的权衡:一个得失兼具的体系

相较于既存的三大海运公约,作为最新国际海运立法成果的《鹿特丹规则》对承运人体制做了较大变革.无论是责任期间的扩展与限制,还是归责原则的加重与缓和,都体现了立法者在承运人责任确定问题方面不断权衡、反复平衡的态度.应当看到,权衡之间有得有失,合理改进之处为数不少,但不妥争议之处亦不在少数.     

论船长订立海难救助合同的权利

海难救助是海商法所特有的法律制度。海运实践中 ,海难救助是通过船长与被救助人订立海难救助合同来进行的。本文对船长代表货主订立海难救助合同的权利作了论述。     

无船承运人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无船承运人具有承运人的法律地位,并继续享有海上货物留置权,但其签发的提单有别于一般的海运提单.为此,有必要协调不同法规、部门之间对无船承运人的法律监管,以完善无船承运人管理制度.     

海运提单中仲裁援引条款效力的重建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货物运输的纠纷往往参照海运提单中的仲裁援引条款解决。虽然这一做法已成为商业习惯而被广泛应用，但从法理上这类援引条款的效力仍饱受质疑，适用规则不清晰。基于对海运提单流转方式和仲裁条款独立性的考量，海运提单中仲裁援引条款的效力主要来源于双重法律结构，在该结构中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通过明示的援引条款并入海运提单，成为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间的仲裁合约，对当事双方产生合同效力。我们应从海运提单中的法律性质出发，论证海运提单中仲裁援引条款的法律属性，阐明仲裁援引条款的适用规则。     

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绕航的法律适用

现有的国际海上运输法律对地理上的绕航无有统一的界定标准，在法律实践中绕航的合理与否应既考虑到是否符合承运人和全体货主的共同利益，也考虑到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和当事人的事先约定。不合理的绕航导致与其具因果关系的实际损害及构成重大违约，承运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海上货物运输权责二元制与一体化：从喜马拉雅条款到海运履约方制度

海上货物运输承运人与其代理人、雇用人、分合同人、受托从事实际运输任务的人、履行或承诺履行承运人任何义务的其他履约方的权利与责任,以及相应的货方的权利与责任,从喜马拉雅条款下的二元对立,发展到实际承运人制度下的融合一体,再发展到海运履约方制度下的深入一体化,体现了贸易、航运产业利益博弈的均衡。这一发展规律对我国如何对待最新的国际海运公约《鹿特丹规则》具有启发意义。     

海运索赔中承运人过失举证责任分配的启示

从关于海运索赔中承运人过失举证责任分配的国际立法的历史变化和部分国内立法的有关规定对举证责任分配诸学说的挑战中得到的启示是,不存在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性标准,更不应过于迷信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责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我国目前可以考虑用法律解释的方法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论无资格无船承运人海运合同的法律效力

合同自由原则和合同有利于有效原则,无疑是贯穿私法领域的重要法律精神,对合同的尊重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法律对私权利的干预必须慎重。以一个案例作为基础,引出并论证了不具有无船承运人资格的主体所签海运合同的效力问题。     

论无资格无船承运人海运合同的法律效力

合同自由原则和合同有利于有效原则，无疑是贯穿私法领域的重要法律精神，对合同的尊重是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法律对私权利的干预必须慎重。以一个案例作为基础，引出并论证了不具有无船承运人资格的主体所签海运合同的效力问题。     

海运提单项下的提货权与承运人无单放货责任的认定

通过对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的分析 ,引申出海运提单项下的提货权的概念 ,提出持有提单是主张提货权的必要条件 ,提单持有人可以凭提单而请求提取货物是主张提货权的充分条件 ,指示提单只有通过有效的背书才能成为提货权的凭证 ,承运人无单放货行为侵犯的客体是提单项下的提货权 ,提货权是索赔人以承运人无单放货为由向承运人提出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     

海上货物运输法中合同相对性原则突破的考量

“喜马拉雅条款”常常与涉及提单持有人的诉权、涉及第三方效力的合同、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以及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相关联.英国法下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约定化的“喜马拉雅条款”和《鹿特丹规则》法定化的“海运履约方”制度均有效地突破了传统的合同相对性原则,对我国合同相对性原则理论及《海商法》的实际承运人制度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建议我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认条款的效力或者引入“海运履约方”制度予以应对.     

清洁提单保函与交易安全研究

托运人向承运人开具清洁提单保函、承运人向托运人签发清洁提单的做法在当前国际货物海运中极为普遍。国际公约、国际组织规则、各国法律以及司法实践对清洁提单保函的性质、效力等仍存在诸多争议。在国际货物海运中,因清洁提单保函引发的纠纷层出不穷。尝试厘清清洁提单保函的性质和效力,探讨清洁提单保函无效的法律后果及其对交易安全的影响,提出针对性的保护方式,旨为应对清洁提单保函带来的问题提供参考。     

《鹿特丹规则》对提单制度的影响

<鹿特丹规则>问世以其显著的创新机制引起相关行业的密切关注,公约中包含的一大变革,就是提出了以运输单证覆盖提单的概念.这对于理解运输单证与提单的关系,对于传统提单的地位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会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困惑.我国关于运输单证的法律规定尚欠缺,提单的法律规定也存在缺陷,而提单的地位还不应被取代.作为应对措施,我国可以借鉴<鹿特丹规则>的相关规则,在修改<海商法>时,考虑提单与运输单证规则的衔接,为航运业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货运代理业务中表见代理问题的法律探析

在货运代理业务实践中,货运代理人作为从事货运代理业务的主体,其身份既复杂又特殊,既可以作为货主的代理人,契约承运人,实际承运人,又可以作为多式联运经营人,承运人代理人,当其以代理人身份从事货运代理业务时,由于转委托、委托事项不明、代理人未尽认真谨慎义务而引发的表见代理纠纷,如何认定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又如何完善表见代理制度以期维护货运代理业的稳定将在本文中探讨。     

国际海上运输规则与货运提单上“至上条款”的效力——兼论韩国商法中海上运输合同“至上条款”的效力

通常海上承运人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广泛使用免责条款。为了限制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国际社会制定了国际海上运输规则——“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规定,国家立法机构认可该规则的国家,没有必要制定“至上条款”,而没有得到认可该规则的国家,必须制定“至上条款”。而“汉堡规则”规定,如果属于该规则使用范围,没有必要另行制定“至上条款”,而不属于该规则的使用范围,必须制定“至上条款”。韩国的商法尚未批准上述国际规则,因此在使用上述规则时,必须设定“至上务款”。     

承运人"概括性免责"之研究

中国海商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承运人的12项免责事由,其中最后一项为概括性免责,即"非由于承运人或者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的过失造成的其他原因",立法规定的抽象和理论研究的不足,使实践中出现许多争议.     

中远在美国的成功公关

问题 中远公司是最早“走出去”的中国国有企业之一。但中远在美国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困难在于美国的立法体系。根据美国相关法律,中远因其国有海运企业的性质而被视为“受控承运人”。这使得中远在经营方面受到诸多掣肘,特别是在调整运费费率或新增运费项目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