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现代性:空间与个人主体的博弈——从赵树理的《三里湾》说起

在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解构往往伴随着个人主体性的消解,而与此同时,小说中的地理叙事却突破了这种藩篱,以空间主体性的姿态冲击着对于现代性的表述,使之呈现一种暧昧不明、模糊不清的状态,赵树理的《三里湾》即因此而受到现代性的质疑。在《三里湾》中,个人的主体性是一个被吞没、消解的过程,与此同时,也是空间的主体性不断壮大的过程,空间将个人都收罗进来,由此使其自身成为整个文本世界里着力要表现的对象。在这种对立与博弈中,因隐匿了的个人主体性而被误认为是现代性的缺乏。其实,赵树理小说所突出呈现的空间主体,也是一种"现代"的创造,这种创造从空间内部结构的摩擦和力量的对比中显示出一种复杂性来,这种"变化了的新空间"与文本中"擦肩而过的个人"在叙事主体性上的对抗,体味出另一种暧昧的现代性。     

试述小说《色·戒》的叙事技巧

在小说《色·戒》中,张爱玲运用现代叙事方式显示出其作品独特的叙事魅力。这里运用叙述学理论,从形式角度详尽剖析张爱玲小说现代叙事艺术,指出个人叙事对宏大叙事的消解、限知视角对全知视角的侵入、叙事时间对故事时间的超越是小说《色·戒》叙事的主要特色。     

试述小说《色·戒》的叙事技巧

在小说<色·戒>中,张爱玲运用现代叙事方式显示出其作品独特的叙事魅力.这里运用叙述学理论,从形式角度详尽剖析张爱玲小说现代叙事艺术,指出个人叙事对宏大叙事的消解、限知视角对全知视角的侵入、叙事时间对故事时间的超越是小说<色·戒>叙事的主要特色.     

农民工小说叙事的戏剧性

农民工小说叙事借鉴了一些戏剧手法,表现出突出的戏剧性。农民工小说叙事借鉴戏剧在极度困境和紧张状态中表现人物命运的手法,将危难情境中的农民工打工生活的矛盾冲突聚光和放大,有效表现了农民工的沉痛和苦难;借鉴戏剧现场呈现的方式,用干脆峻急的事件式叙述和最大限度隐匿作者叙述声音的方法,有效强化了他们残酷的"戏剧人生"。但是,戏剧的本质是行动对心灵的后果,农民工小说叙事主人公思想的欠缺和叙述主体对人物心理缺乏深度的开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表达的效果,也影响到农民工小说叙事的戏剧性本身。     

叙事方式的渐变与话语权力的获得--以《简·爱》为例

《简·爱》通过文本的对话性展现女主人公在不同时期探索自身主体性的成长过程,小说的叙事方式也伴随着人物主体性的逐步形成和女性心理成长的轨迹,探索事实真相与道德升华之间的平衡点,以女性的视角探求叙事方式与故事的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情节的设置以及叙事方式的渐变开辟新的获取话语权力的道路.     

彭家煌与"契诃夫风致"

彭家煌的小说创作深受契诃夫影响.从客观叙事原则、挖掘人物灵魂的叙事深度、生活印象的叙事方式、悲喜交融的叙事风格等方面加以比较分析,既可重现彭家煌独特的艺术个性,又可把握住契诃夫在现实批判性、艺术形式、真实性等层面对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叙事模式的影响.契诃夫既为中国现代小说提供了易于操作的范式,而中国作家又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契诃夫的小说智慧.     

论十七年家族小说的叙事时空

在十七年时期的家族小说创作中,叙事时空的设置既制约着文本的叙事结构形式,又影响着人物精神性格的成长与形成.然而,有关叙事时空问题在家族小说研究中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十七年时期的家族叙事在叙事时空上呈现出现代线性时间与传统循环时间、显形的阶级空间与隐形的生活空间的双重时空叙事格局,不同时空之间的交织既形成一种叙事的张力,又造成一种相互消解的叙事态势,由此形成十七年时期家族叙事作品政治与审美的双重品格.     

现代小说叙事主体的分化及其比较

叙事主体主要包括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传统小说中二者基本一致,普遍信奉叙述者权威的原则。在传统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转变中,叙事主体以及主体的评价都发生了变化。由于中西现代小说的内涵不同,导致这些变化也出现了差异:西方现代小说打破了传统“全知叙事”的方式,其主体分化动摇了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单一评价转向多重评价;中国现代小说摆脱了传统白话“口述”方式的“全知叙事”,基本上仍信奉叙述者权威,主体评价侧重从传统的显性评价转向隐性评价。在新时期,中国小说也出现了西方意义上的叙事主体分化。     

叙事时间的嬗变:“缀段”的消失与现代小说的发生

叙事时间按照"内外两面"可以分为外在情节时间(小说时间的外面)和内在主体时间(小说时间的内面),而内在主体时间获得之时,才是现代小说兴起之时。并且,从古典小说"缀段"式的空间叙事到现代小说的时间叙事有一个大致的发展脉络:"缀段"叙事→外在情节时间叙事→内在主体时间叙事。具体地说,清末民初小说主要是"缀段"叙事向外在情节时间叙事转变,五四小说主要是内在主体时间叙事。不可否认的是,清末民初小说中也有少量的内在主体时间叙事。     

《南柯太守传》故事空间探幽

《南柯太守传》的故事空间可以分成现实空间与梦境空间。在其叙事中,故事空间一方面作为“行为的地点”,承载着人物的各种活动,更与人物的活动一起构成场景,支撑起整篇小说的基本骨架,建构起叙事脉络;另一方面,其梦境空间以及现实空间中的蚁穴作为“行动着的地点”,在凸显小说的叙事意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小说所呈现出的基本时空特点便是空间维度的强化与时间维度的淡化,以及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     

论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叙事的世界性因素

韩少功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在文体探索与叙事革新上做出了种种努力。具体表现为：布满空白、结局不确定的开放式结构,将读者拉入小说创作及其意义生成过程中;充斥全篇的叙述自我指涉,将事件各种可能的结局并置,使小说承担起破解＂生活的丰富性与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功能;以貌似轻佻油滑的叙述流,述说实则沉重严肃的故事,达到＂以轻写重＂的张力效果;非个性化的叙事人在多重身份间转换述说,使得小说避免了单一的宏大或私人叙事的陷阱。韩少功这些探寻小说形式可能性的努力,为小说文体的长足发展拓宽了道路,成为中国作家融入世界文学的重要表现。     

十七年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初探

继五四之后 ,十七年 ( 1 949～ 1 966)再掀第一人称叙事高潮。不同的是 ,十七年是“他叙”而非“自叙”占主导 ,且呈现如下总体特征 :人物内心的空洞化、叙述主体的边缘化、叙述身份的非个人化、叙述姿态的卑贱化。通过分析其中原因及艺术特征 ,我们或可更贴近地理解十七年的作家与文学     

从本体论角度看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后起的文体,它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和体式,即“世界感”,然后才是我们通常所说作为叙事的小说文体。前者之于后者是先在的,这是小说的本体论。在中国古代,“小说”一开始就是作为与正统文体之世界感相对立的文体而出现的,并受到正统文体意识的排斥或“拉拢”。而小说的幻想性叙事遵循自己的行动逻辑,它要表达的各种观念也在其自身的叙事框架中逻辑性地生成。     

佛教传入后志怪叙事性格的变化

随着佛教的传入与迅速发展,中国古代志怪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经历了一场潜移默化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形式上,从"史学"的一部分发展为注重故事性、趣味性的"文学";内容上,从对自然世界的关心转变为对人性的关心;结构上,从单线直叙完善为人物复杂,因果错综,情节曲折的志怪文学.这种变化兴盛于佛教在中国迅速扩大的晋唐之间,形成了不同于初期志怪的佛教类志怪,并推进了中国小说文学的发展.     

《三国演义》叙事模式浅探

<三国演义>是部"世代累积型"的小说,史学家、民间艺人、小说家先后参与了创作,故其思想内涵是多义的.但小说中基本的文化立场则只有两个,即史家之言和民间文化.与之相适应,小说中也出现了两种基本的叙事模式,类似于史传文本的叙事与类似于话本文本的叙事.这两种叙事模式是不同的,它们从外在的题材处理形式到内在的价值体系,都存在一些差异.     

论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以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为例

美国华文文学由生活在美国的以华裔为主要构成的作家群和他们用华文为书写载体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所构成。美国华文文学中的留学生题材小说,指的是美国华文文学中的那些以留学生生活为创作题材的小说。通过对於梨华、查建英、严歌苓这三位作家在“内容”上（由展示表层的受挫经历,到深入的历史文化思考,再到普遍的人性探寻）和“形式”上（由情绪叙述,到冷静叙述再到洒脱叙述）的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大致勾勒出美国华文文学中留学生题材小说在主题上不断深入和技巧上新质迭出的历史轨迹。     

突入历史间隙的女性言说——试论女性新历史小说

女性新历史小说是女性对于男性中心历史叙事的一种突破,在这种对历史的重新阐释中,女性立足于个体生命体验,作为言说主体,揭示历史对女性的遮蔽与改写,质疑所谓历史客观真实,大胆虚构,建立起女性的历史叙事。     

新都市小说欲望化叙事的文化阐释

90年代以来,市民阶层悄然崛起。新都市小说以新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关注对象,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欲望化叙事特征。伴随着社会物质欲望的升腾,启蒙话语遭受困境。而在新都市小说的文本中,主体理性价值判断的阙如,超时间的永恒意义被拆解和丢弃了,个人化写作姿态中的欲望叙事呈现出解构的美学风格。     

论小说叙事的生命内涵

小说叙事是以生命为主体的叙事,可以称之为生命叙事。它从对肉身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的精神境界。对生命现实的沉痛反思,对人类心灵意义的叩问,并且力图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是生命叙事的基本使命,其最终的目标是催发、振奋人的蓬勃强健的精神力量。     

叙事:在模式与效果之间--论《老残游记》的叙事艺术

现代叙事学理论引入小说研究 ,使小说叙事模式的探讨成为热点。限知叙事模式就是其中的一种。区分出一部小说采用某种叙事模式 ,固然也可以反映其艺术成就的高下 ,或彰显它对某些艺术特性的有效把握 ,但并不必然说明它的艺术效果及其感染力。《老残游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近代中国小说中 ,它是较早采用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模式的小说。在域外小说以及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双重影响下 ,它对这一叙事模式进行了自觉的运用和改造。它的成败得失 ,一方面显示了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优势所在 ,同时也提示我们 ,叙事在模式与效果之间的定位应有一个明确的依归 ,即 :任何的叙事模式都要服从于一定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