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命题合理性质疑——兼论确立法“权威性工具”地位的可行性

建立“法律信仰”作为很多学者为实现中国法治的愿景已有多年,对“法律信仰”这一命题的驳斥虽非学界主流却也从未间断。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价值。在中国语境下,社会主义信仰的唯一性否定了“法律信仰”命题的合理性;“礼治”以及“法即刑”等传统文化的影响致使民众形成的对法律的疏离心理,也令法律信仰的建构缺乏社会基础。为此,惟有通过价值重建和维护法律的合法性,确立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权威性工具地位来实现中国民众的法律信任和法律尊崇。     

调和法律的强制性与自由性——论民主立法通向法律信仰的实践理性根据

中国目前进入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而实施的效果依赖于人民对法律的信仰程度。法律信仰面临的问题有三:如何界定非宗教意义的信仰;如何让民众真诚地拥护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如何在实践中实现法律信仰。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康德法哲学中的"二律背反"入手,即如何处理法律的强制性和自由性之间的关系,这对"二律背反"的澄清需要的是实践理性下的民主立法概念。理论上,民主立法通过保证人们自由意志的立法,使其发自内心地服从和支持法律,信仰国法便是信仰自己所立之法。实践上,通向信仰法律之路的途径是从民主的主体、客体和程序三方面提升民主立法的程度,而非仅仅注重民主立法形式。民主立法下的法律才能最大程度地得到民众的支持与信仰,社会才能在信仰法治和敬重法律中不断发展。     

法律至上与美国社会

美国赢得独立短短不过２００ 年时间, 却获得了迅速、长足的发展, 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法律在美国社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获得了美国民众的信赖和尊崇, 构成了美国文化中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国家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尊崇值得我们借鉴和倡导。     

批判精神、法治精神与守法精神——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法律信仰的建构,民众的守法精神固然是根本,但只有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对“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是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其前提基础和内在动因,以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在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道路上,并非是民众,而是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应当担负起特殊而艰巨的使命。     

反思中国化的法律信仰——法律信仰命题的再商榷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下确立法律信仰的理念,必须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暗合中确立法律信仰的中国式语境,这需要明晰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力量之源和实现路径。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语境中,确立法律信仰的逻辑前提是建立良法之治,在法律移植中实现法律的价值重建;法律信仰的力量之源并不是建立政府的权力型权威,而是建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主治＂理念;在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实现路径并不是从宗教信仰中嫁接信仰的精神动力,而是建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打造人民信任的法律和政府。     

试论农民法律信仰的缺失与树立

本文通过个案的方式分析了农民对法律缺乏信任、信仰的原因 ,并提出了树立对法律信仰的基本对策和思路。旨在于说明塑造全民对法律的信仰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和灵魂。     

网络舆情折射下的公众法律意识探微——对药家鑫案的别样透视

网络舆情折射出的公众法律意识现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传统法律意识、非法律意识还在干扰现代法律意识的形成;公众的法律知识还很贫乏;更令人堪忧的是,公众的法律信赖意识严重不足;此种状况既根源于历史的纠结,亦植根于现实的阻隔。法学界法律信仰的推崇派和怀疑派的对立实际上是西方自然法学、新自然法学与法律实证主义、法律现实主义对立的中国翻版,各有自身的关切及存在的合理性。一种更为可能的公众法律意识、法律观念演化的路径是:由法律怀疑到法律信赖、由法律信赖到法律信仰。     

论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法治的灵魂 ,只有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法律信仰 ,法治社会才能建成 ;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发自内心的虔诚的信任、相信和崇拜 ,它包括对法律的神圣情感、对法律的科学态度和对法律活动的积极参与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必然选择 ,法治实践又是法律信仰的条件和源泉。     

论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启示——以景颇族为例

法律信仰是民众守法的基石,也是法律得以顺利执行的重要保障.景颇族原始宗教通过其规范功能、纠纷解决功能、惩罚教育功能的发挥,实现了对景颇族聚居区社会的整合和控制.原始宗教是景颇族社会内在秩序的重要形式,对于塑造民众的法律信仰具有借鉴意义.     

法律信仰命题质疑与法律信任生成的路径选择

信任在信任对象、生成方式、价值追求以及内心确信程度等方面都不同于信仰。法律只能被信任,法律信仰几乎是可欲而不可求的。从国家权力结构的属性来看,法律的信任与司法权的行使密切相关,法律信任主要来源于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而司法权威与司法公正又必须以司法权具有独立的品格为前提,此乃法律信任的一般逻辑。就我国目前的法律信任语境而言,树立司法独立品格显得尤为迫切。     

诚实信用应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原则——必要性与可行性的论证

诚实信用应当而且能够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原则。诚实信用作为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中的确立有利于发现案件真相、解决纠纷,实现诉讼公正和民事诉讼经济与效益的要求,保证民事法律体系的统一,也为理解法律规定准则和解释法律提供了依据。传统道德与目前的诚信建设、学者的理论研究以及现行法律对诚实信用的制度表达,为诚实信用作为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律中确立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法律制度、社会信任与会计舞弊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都会影响会计信息质量。鉴于作为正式制度之一的法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一的社会信任对会计舞弊的影响,厘清二者是互补还是替代关系非常必要。研究发现,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较高的社会信任,都能减少会计舞弊,且二者为互补关系。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在健全监管处罚法制环境的同时也要加强"诚实守信"道德建设的力度。     

试论晚清政府的“失信”:从上海股市到“保路运动”

1880年代上海股票风潮导致晚清股市失信,而1898年开始发行的"昭信股票"则又标志着清政府国内公债政策失信。1904年颁行的《公司律》虽然有助于推进资本动员,但却遭到官权不当干涉,从而使法制信用大失。社会对于政府"违法"、"失信"的抨击从《公司律》推行之后就持续不断,时有爆发,并在"保路运动"中达到高潮。晚清政府终因"牺牲信用",从而在革命浪潮中倒台。     

医患诚信危机及其应对：从道义责任到法律责任

当前我国医患诚信危机形势严峻,但囿于传统的“诚信”道义观念,医患诚信危机责任还主要停留在伦理道德责任。这已经难以有效地应对这种严峻的医患诚信危机。应从道义责任走向法律责任,在传统道义责任的基础上,将严重的医患诚信缺失责任上升为法律责任。应对医患诚信危机,应当强化医患双方的法制观念,严格有关医疗诚信危机的司法;完善立法增设医药从业人员背信罪。     

我国股份公司股东表决权信托的法律效力

股东表决权信托是一种将信托原理运用到股份公司股东表决权行使领域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手段,我国没有股东表决权信托的制定法,但也没有不允许的禁止性规则。探讨股东表决权信托的法律效力问题,目的是让股东表决权信托制度能真正地进入我国的现实生活,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     

论物权关系中的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应该包括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主观诚信是行为主体对自己以及与其相关的相对人行为符合法律或具有合道德内容的个人确信或信赖。客观诚信就是要求主体依法行事。诚信原则对物权关系中的物权行为制度、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和占有制度都起到了指导作用。     

浅谈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行政法中得到了体现,我国新制定的行政许可法第一次确立了这一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有其特定的内涵及适用条件。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对于行政机关树立诚信意识、保护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有重要意义;但信赖保护原则在立法上需进一步完善。     

略论订单农业中诚信的内涵及特点

当前我国订单农业履约率不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合同双方在履约过程中诚信缺失行为的选择。要深入研究订单农业中经济主体诚信缺失行为选择的内在根源,构建社会诚信体系,首先需要清晰地界定何为诚信。分析界定了诚信与诚信缺失的内涵,并将其与信用、信任、信誉等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在对诚信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它的有关特点。     

论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与法治社会

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人始终是法治社会的主体,只有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法律信仰,法治社会才能建成。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会严重影响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其中社会民众、法律职业的法律信仰尤为重要。通过加强人们权利保护机制提高权利意识、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和守法精神、提高司法权威等突显社会主体在法治社会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