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慧语录》的编辑与版本系统

大慧宗果禅师是宋代临济宗著名禅师,在当时和后世影响深远.在其生前及去世后,有多种版本的语录存世.本文概述了<大慧语录>的编辑情况,分析了<大慧语录>的别本、选本、全本三种型态及其相应的著作.文章最后描述了日本所藏汉文佛教文献目录中关于<大慧语录>的记载情况.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论梁武帝的《断酒肉文》与佛教中国化

素食是汉传佛教的一个特色.但汉传佛教也不是一开始就绝对要求素食,直到梁武帝颁布<断酒肉文>,素食才成为汉传佛教教徒必须遵守的戒律.<断酒肉文>决不只是出于帝王个人的爱好,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的颁布反映了中国本土文化对佛教的影响.通过对<断酒肉文>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具体地看出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中国早期《菩萨戒经》的性质及内容

中国在5世纪初期前后开始大量翻译多种<菩萨戒经>,这些<菩萨戒经>不但载有解释帝王们与其人民所行的佛教建国仪式("受菩萨戒仪式")的戒条,而且也记录有当时帝王们教化天下的佛教信仰内容.这些<菩萨戒经>也许皆有所本而属于中土译本,但也不排除含有当时高僧在中国编撰或修正的"经本".此类于5世纪前后出现的经典,可以说是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透过用行"受菩萨戒仪式"及散播"菩萨戒法"的方式,生成的官方提倡佛教教化信仰的汉文"经典"或"手册".因此,它们也构成了研究中国帝王施行佛教教化政策的重要资料.     

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以《蜀中高僧记》为例略探唐宋巴蜀佛教兴盛之因

曹学侩<蜀中高僧记>,可谓蜀川"第一佛传".考述<蜀中高僧记>中众多僧师的生卒行迹,可略知自晋至明1300年间巴蜀佛教的发展概况.巴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获得了近八百年的安定局面,使得经济相对发达,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扶持,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唐宋巴蜀佛教的兴盛.     

先秦时期的“赏”、“赐”之别

商代晚期金文始借"商"为"赏",西周早期始多用"赏";殷墟甲骨文已借"易"为"赐",周金文沿用,东周金文始偶见"赐"字.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赏"的出现频率较高,西周中期以后则多用"赐"少见"赏".句法形式上,殷周金文中"赏"、"赐"二词均以带宾语为主(双宾语尤多),但"赏"所带宾语多为单项,且集中于"贝";"赐"的宾语早期多为单项,后期多为多项,早期多为"贝",后期多为物饰类.先秦传世文献<诗经><今文尚书><论语><孟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国语><战国策><左传>中共有"赏"566例,"赐"250例.诸子书中"赏"远高于"赐",史传书中<国语>、<战国策>中"赏"、"赐"持平,<左传>中"赐"远多于"赏".句法形式上,"赏"以不带宾语为主,"赐"以带宾语为主;带宾语时,"赏"多带由指人名词充当的单宾语,"赐"带双宾语和单宾语的比例相差不多,其宾语则以指物名词居多.具体词义上."赏"较"赐"抽象.形式上,"赏"有明显特点,主要表现为反义对用形式的多见和"赏罚"的运用;但"赏赐"连用和对用还很少见.     

《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在宋代韩学中的地位与价值

宋代魏仲举所编的<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虽非出自专家之手,难以全面地总结宋代韩学的成就,但它仍是宋代韩学的的渊薮,其价值不容低估.<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集注、集评、校勘等方面.它在校勘方面略显薄弱,但其集注、集评却价值极高.<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中引用到的主要注家、注本虽大多已经失传,但其基本的面貌、格局、风格等都可以据它进行勾勒.集评中所保存的大量资料,其文献、文化、文学价值也都弥足珍贵.     

宋代《诗经》学的两种主要方法及关系

宋代<诗经>学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它在解经方法上形成了鲜明特色和关键突破,即重视文本的"因文见义"与主张古今人情事理相通的"以今论古",对两宋<诗经>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基者是欧阳修.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共同为形成衡量汉唐、裁夺义理、熔铸新解的宋代<诗经>学新风提供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诗经>学及<诗经>学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探讨宋代经学的方法革新也不无启示.     

浅谈《大乘起信论》

在佛教典籍中,尤其是大乘佛教典籍中,<大乘起信论>是一部非常具有影响的论著,它与中国的佛学发展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关于<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历来存在诸多分歧,相左的意见和言论大量存在,至今未有定论.本文暂不述及这一问题,只对<大乘起信论>的文本中缩包含的佛教理论谈一些体会和看法.     

探幽抉微，彰显经典阐释与理学建构的内在关系——试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思想史是一部经典阐释的历史.朱汉民、肖永明教授所著<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从思想-学术的历史形态还原入手,将宋代<四书>学与理学结合起来研究,揭示了它们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这种将宋代<四书>学放置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和经典诠释序列中观照的方法,既有助于突出两宋<四书>学的特色和影响,也能够在学理上厘清<四书>学正式形成前发展的学术源流.     

论宋词梦幻意象的建构

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历史长河中,人们对梦幻境界的描写源远流长,使梦幻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宋词中梦幻意象的建构,反映了宋代词人审美心理的内敛和细腻,也为宋词提供了纷繁多彩的意象材料。它展示了宋人心灵世界中真实痛苦而又美丽的情感,表现了更为内在的本质真实性。     

《高丽国对南宋牒》研究

《高丽国礼宾省对南宋牒》是高丽发送给南宋庆元府的外交文书,主要记载了被蒙古掳获的南宋升甫等三人逃往高丽以及归还本国的情况。“牒”既是外交文书,也可作为宋与高丽国内的官府文书使用。“牒”是当时东亚各国普遍使用的一种外交文书,但流传甚少。这件文书虽是二手资料,但其文书构造形式非常完备,因此是研究当时文书制度的宝贵资料。通过对这一文书的研究,不但可以了解当时东亚各国所使用的牒的文书形式,还可以考察宋与高丽间投归人和飘海人的接纳、遣返以及海商等诸问题。     

论宋诗中的晚唐风

“唐音宋调”之谈已成公论。唐、宋诗歌风貌各异,两者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但综合社会发展规律与诗歌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宋诗并没有绕过唐诗的影响。宋诗中的晚唐诗风这一特殊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从“晚唐体”在当时的盛况及宋初与宋末前后呼应的情形可见晚唐诗风在宋代的接受史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     

宋代矿冶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宋代在矿冶业方面的巨大成就既与当时技术的进步有关,也离不开宋代政府对其管理的积极变革,本文通过对宋代矿冶业人力资源管理四个方面的进步,即合理的劳动分工、完善的绩效考核、货币激励、劳役制向召募制等变革的梳理和总结,加深了对宋代矿冶业发展的理解,同时探讨了若干对现实的启迪作用。     

宋代书禁法述略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颇为复杂的时期,为此宋王朝立有严厉的书禁法以防国家军政信息被泄露。宋代书禁法以皇帝的诏敕为法律形式,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历两宋逐渐走向完备。然而,宋代书禁法的实效却不甚理想,触犯书禁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当时文化、经济、民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论宋代台谏与文官集团的重组

台谏之横使之成为宋朝掀动政潮之地 ,而文官集团作为宋代政治的支柱 ,它们的分裂与重组 ,与台谏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此入手进行研究 ,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首先 ,台谏固然使人主“不至于偏至之谗” ,但它更多的则是引发文官集团分裂的直接动因 ,也使宋朝不能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其次 ,这种现象的生成 ,与宋代的政治制度有关 ,与宋代人主的人本思想及其宽容的性格有关。另外 ,言官动辄以道德苛咎别人 ,但儒家队伍必须依靠纪律的约束 ,而不是道德的力量。故而 ,台谏与事功本身却是毫无补益的。     

宋代编例性质考论

宋代编例是将已有的判例编纂成集的立法活动,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学界对宋代编例的性质有所争议。宋代例、例册与编例共存,例是例册和编例的素材,先有例,后有例册,再有编例。宋代之前的判例法经历了从秦汉的比附到唐代确立例的地位,自宋代开始,例成了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清代最终实现了律例合编。宋代编例在中国古代判例法发展历程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是对例进行编修并将其上升为立法活动的过渡时期,可以发现宋代编例无论在体例、形式还是程序的视角中,其性质都属于立法活动。     

宋代道教文学概况及若干思考

文学发展史应该包括宗教文学发展史。宋代道教文学史一体自足,有一代宗教文学的特殊风貌。宋代道教文学文献体量庞大,不仅《道藏》等教内文献蕴藏丰富,《全宋诗》、《全宋文》等大型总集亦有大量存藏。宋代道教文学的创作主体为道士。从教派归属与空间分布上看,南方内丹修炼者的道教文学创作数量较多,且水平较高。     

论南宋寿词的分型及特征--兼论祝寿文学的历史演进

祝寿之辞始自先秦,此后绵延不衰.纵观南宋以前寿诗、寿词的历史流变,其创作多限于庙堂,颂扬对象多为王卿贵族,内容风格单一.南宋祝寿风气炽盛,直接带动了寿词创作的普遍流行,其类型可分为寿圣寿官词、寿亲寿友词和自寿词三大类.寿圣寿官词因其应制酬唱之目的而带有谀美色彩和模式化特征;寿亲寿友词因祝颂的功利需求虽不免有一些尘俗观念和价值提升,但因其表现了人伦真情的温馨和生命意义的美好,因而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自寿词摆脱了他寿的功利目的,审视并探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深刻揭示词人深婉细腻的心迹,带有浓烈的个性化色彩,风格少有他寿词的喜庆欢愉而多以悲愤激越为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