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制度的立法思考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作为来源于行政执法实践的一项制度创新,试点以来,理论界、实务界的许多专家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目前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法制状况主要集中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层面,由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造成与有关单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实施主体的法律冲突及实践层面中的诸多困惑。解决以上问题必须改变各自为政和分散立法的弊端,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进行统一立法。     

文化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改革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这一制度逐步应用到文化领域,标志着我国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行政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对此进行了阐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实质是对行政权重新设置和重新调整,即行政权的重构,由一个新的国家行政机关集中行使原来分散行使的行政处罚权。然而,文化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仍有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试点面过于狭窄、明显的法律滞后性、具体模式有待改进、范围不宜过大和执法队伍不够规范等问题。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之研究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来源于行政执法实践中的一项制度创新,是对现行行政执法体制的重大改革,对于解决行政管理长期存在的多头执法、职权交叉、执法扰民等问题,降低行政执法成本,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效率都有重大意义.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已经开展了十多年,在这十几年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暴露出诸多弊端.本文将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进行研究,既进行理论探索,又进行实践分析,并最终提出完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路径.     

相对集中许可类行政处罚权理论分析与模式选择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相对人违法从事或未经同意擅自从事行政许可活动规定了法律责任,其中行政责任主要是通过行政处罚实现的.<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而相对集中许可类行政处罚权力既是<行政处罚法>第16条应有之意,在现实中也有实践的必要性和理论意义.从对相关法律条文的解读和行政许可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出发,着力对相对集中许可类行政处罚权进行理论分析,对制度依据与模式选择进行阐述和设想.     

我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自我国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如法律责任不明确、领导体制混乱、权力范围模糊、监督机制匮乏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专项立法、执法队伍建设、部门协调机制的建立、以及法律监督制度的完善等层面入手.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实证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行政执法作为城市行政管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的运行,不仅在公共事务管理层面拥有强大的积极能动作用,同时在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切身利益层面,也具有巨大的消极侵益的内在动能.行政处罚权的相对集中,作为一种正在构建成长中的行政执法模式,在当今强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促进依法行政的背景之下,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效率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分析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生成背景与制度特点基础上,研究了河南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的成效与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制度的几点建议.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向乡镇的拓展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在城市的开展对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改进行政执法状况、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乡镇是执法的重点之一,乡镇机构面临着新一轮改革的要求,乡镇政府也急需转变职能,乡镇执法队伍有待建设,有必要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向乡镇拓展。在乡镇设立综合执法机构,作为县（区）综合执法机构的派出机构,将成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在乡镇的运行模式,同时,相关的行政机关也应调整权力,理清与乡镇综合执法机构的关系。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困境与出路

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从试点到全面推开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遭遇到了质疑和责难。如果从其存在的问题入手，挖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则可以对症下药，为矛盾重重的城管执法寻求继续前进的方向。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理性评价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南宁、厦门、大连等城市围绕城市管理中的问题展开了。在设计这一制度过程中,当初基于节约行政成本、减少多头执法、避免执法扰民,但由于未能对我国行政处罚领域里存在的诸如行政负激励膨胀、伦理道德、行政法律制度的扭曲等问题进行检视,也没有对现实法治进行理性思辨,引起法治的失语与悖论,这些问题实在有必要进行一番审视,以求得该制度勃发它应有的活力,更符合宪法规定的“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相对集中处罚制度一定要有利于实现行政民主,要考虑到它在行政管理中的可行性,要有利于实现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要考虑到行政处罚与法治的可容度等。     

新时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问题及法律规制探究

近年来我国在立法层面不断提高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重视度,着力于构建现代化生态文明城市。在我国高速城镇化进程中,作为由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发展而来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制度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立法和政策也不断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提供愈来愈细化的支持,使其逐渐成长为城市管理领域的跨部门综合执法,并最终演变为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并不相同的概念。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理论基础和概念阐释入手对我国当前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现状进行了条分缕析,指出其存在的诸如立法体系不健全、执法机制不成熟、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困境,并对其背后的法律层面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后,认为应当从健全立法,有效保证执法依据;规范执法,落实法律保障人权;完善配套措施,形成执法长效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解决,从而使其步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我国的市域社会治理能力。     

行政处分的法律救济

行政处分是指行政主体对违反内部行政法律规范但尚未构成犯罪的内部相对人(主要是公务员),追究行政法律责任的一种内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一种制裁手段和惩戒措施,它必然会对当事公务员的权益造成一定的损害,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为了防止行政处分权的滥用和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建立完善的行政处分救济制度是必要的。基于在检视行政处分救济理论变迁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对完善我国的行政处分救济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以地方政府行政权为依托的纠纷解决之理论构建

以地方政府行政权为依托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不仅具有相应的法理和法律依据,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和社会基础,更有其独特的优势。我国审判权机关的现实地位与审判权自身供给的不足,也为行政权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提供了广阔空间,充分发挥并有效规范地方政府在处理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过程中的优势和相应活动,也有助于我国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目标的实现。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的法理分析

行政诉讼相对集中管辖是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创新的产物,客观存在于行政诉讼中.实践证明,它的出现实现了行政审判“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针对这一新的试点中的司法制度,从制度价值、司法价值和程序价值三方面进行法理分析,以期指出这一制度存在的法理价值,为立法提供理论素材.     

关于我国权力机关行政法制监督的思考

行政法制监督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依法行政和行政法制化的重要内容。权力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法制监督的主体,其对行政的监督是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方面。我国的权力机关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它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制监督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运行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机关的行政法制监督也呈现出不足和弊端。     

行政案件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研究

行政案件起诉审查制度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联结点,对当事人的起诉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时,必须遵循司法审查适时性三原则,即初审权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成熟原则,妥当处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规范权力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司法审查适时性问题的实质是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实现行政法制监督法律关系中这两种国家权力行为的规范化。司法审查的时机是否适宜,对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这一基本关系具有深刻的影响,与公民权利的保障直接相关,解决这一问题,必将推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健康发展。     

失信联合惩戒及其形式合法性问题研究 ——以30份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为研究样本

失信联合惩戒具有明显的行政性、行业性、社会性、市场性。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主要被界定为规范性文件或内部行政协定,但这两种界定都是不准确的;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的法律性质应为广义上的行政协定,同时,其也是我国实施失信联合惩戒这一行政协助的重要表现形式。失信联合惩戒在形式合法性领域中存在两个问题,即联合惩戒的形式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以及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并不具有授权的功能。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需加强社会信用立法,以法定的形式确认联合惩戒;同时,加强法律授权制度建设,确保惩戒措施有法可依。     

责令召回的法律解析——行政法视角的思考

随着我国产品召回制度的逐步建立,责令召回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责令召回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行政命令.目前我国的责令召回制度尚不健全,应进一步明确责令召回与相关行为的选择适用,完善责令召回的停止执行和后续保障制度,从而促进责令召回制度的完善.     

论行政处罚适用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处罚适用中的原则之一.本文结合法理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的一般理论、原则,对我国<行政处罚法>中"一事不再罚"原则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指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诸如处罚主体的表述欠缺唯一确定性,对法规适用的冲突没有提供合适的冲突规范,对相同行政职能的不同行政主体作出的相同处罚是否排斥未提供法定指引等问题,进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