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公民行为、社会资本与员工工作绩效关系研究

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研究了组织公民行为对员工工作绩效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组织公民行为对员工工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在其中起中介作用;组织公民行为通过增加员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提高员工的工作绩效;员工自身的印象管理行为在组织公民行为和社会资本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据此,建议企业管理者注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在提升员工绩效中的作用,注重利用社会资本在组织公民行为与员工绩效间的传导作用;企业员工要重视组织公民行为对自身社会资本积累及工作绩效提升的作用,并结合印象管理行为,提升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效能。     

提高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策略探析

知识型员工时代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效率的影响日益明显，高组织公民行为成为现代管理探究的热点。员工的个体因素与组织中的一些管理要素是预测员工组织公民行为高低的有效指标，管理者可从招聘、培训、绩效评价、薪酬管理以及组织文化建设等角度入手提高组织员工的公民行为     

企业伦理文化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中介作用

鉴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对组织绩效和管理效能的积极作用,组织行为研究探讨了组织文化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但过于紧张的"狼性文化"反而会产生消极作用。为此,该文基于组织文化视角,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伦理文化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表明,企业伦理文化可以显著提升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企业社会责任在此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受到亲社会动机的正向调节。企业领导者应当积极构建以商业伦理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让员工感知到组织的伦理价值观和"责任行为",激发其更多的角色外组织公民行为。     

公务员的权力需要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研究

基于期望理论,对中国情景下政府公务员的权力需要与其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对423名公务员的问卷调查并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结果发现:公务员的权力需要会显著正向影响其组织公民行为,高权力需要会表现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根据组织政治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晋升的程序公平在权力需要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即当公务员的晋升程序公平感增强时,权力需要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作用将得到减弱.     

“组织主人翁”还是“组织公民”——基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员工行为分析视角

组织公民行为这一概念源自西方,反映的是西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理念。然而,员工的组织行为受到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在中国管理实践中,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弥漫着浓厚的"家文化"氛围。在这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影响下,根植于西方文化基础的组织公民行为,其概念本身的文字表达、内涵定义以及维度结构等均不适用于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实际国情,而组织主人翁行为是产生于中国社会文化土壤并用于描述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中成员的自主性行为。组织主人翁行为的六个维度学习进取、敬业奉献、忠诚正直、乐于助人、人际和谐、顾全大局的提出,比源自西方管理学文献的组织公民行为更能反映出中国文化背景下积极进取的正向行为。     

组织公民行为在四种组织文化类型下的差异研究

以大连市内七个企业的221名员工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获得组织文化和组织公民行为数据,对组织公民行为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五个共同因素,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考察不同组织文化类型下组织公民行为的差异.结果发现,不同组织文化类型中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显著差异,活力型组织文化下组织公民行为表现低于其他三种组织文化类型.     

企业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应用研究趋向

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已成为组织行为学中的热点。组织公民行为的概念是在“合作意愿”和“创新和自发行为”的基础上形成的,Organ将其定义为“自觉自愿地表现出来的、非直接或明显地不被正式的报酬系统所认可的、能够从整体上提高组织效能的个体行为”。其理论基础是社会交换理论、心理契约理论、盟约关系理论、公平理论和个人一组织匹配理论。其维度包括帮助行为、运动员精神、组织忠诚、组织遵从、公民美德、个人主动性和自我发展。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员工的个体特征、任务特征、组织特征和领导行为。并分析了组织公民行为应用研究的趋势,企业组织文化建设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促进作用,对组织公民行为负面作用的实证研究,以及本土化研究。     

不同组织文化下领导者-成员交换质量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分析

领导者-成员交换质量主要通过采取主动、帮助同事以及提出建议等行为模式来影响组织公民行为,而且不同组织文化下的领导者-成员交换质量对组织公民行为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追求集体利益的组织文化利于组织公民行为的形成,而追求个人利益的组织文化则不利于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     

员工情绪智力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组织公民行为是管理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员工情绪智力是否影响组织公民行为,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已成为理论界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文章采用情绪智力量表、组织公民行为量表对240名企业员工进行测试,发现员工情绪智力对组织公民行为及各层次、各维度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因此,企业应充分考虑将情绪智力要素纳入员工的招聘、选拔、培训和开发过程中,以此提高员工情绪智力,促使员工最大限度的展现组织公民行为.     

大学文化视角下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问题的思考

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对大学文化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同时也是教师能够从事好教育职业的重要条件。本研究在大学文化视角下,分析了当前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加强高校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     

论心理契约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心理契约和组织公民行为都是管理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心理契约”是组织中一种隐性的联结员工和组织的心理纽带,对组织内部人员的态度和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组织公民行为主要指员工自发性产生的那些超越了组织的正式角色规范、没有得到组织中正式的报酬系统直接或明确的回报,但从总体上提升了组织的有效运作的有益行为。心理契约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心理契约是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变量,不同履约程度下的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显著差异;组织公民行为是心理契约的晴雨表,对心理契约有强化作用。     

组织信任对员工角色外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以辽宁省某国有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以及基层员工为调查对象,探讨组织中的人际信任对员工角色外行为的影响,并探讨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这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对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相关分析及层级回归分析,对组织信任、领导成员交换、组织公民行为和反生产行为间的相互作用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组织信任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对组织公民行为和员工反生产行为产生影响,领导成员交换在组织信任与员工角色外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高绩效工作系统对员工行为影响研究

高绩效工作系统能引发员工行为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绩效。文章通过对108家企业的765名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检验了高绩效工作系统与员工行为关系模型。结果表明,在高绩效工作系统中,组织支持、选拔招聘和保险福利对组织的员工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能够降低组织报复行为的发生;工作设计对组织公民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绩效薪酬对员工行为无显著影响;综合培训与角色内行为、组织公民行为负相关,与组织报复行为正相关。     

团队信任与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团队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研究

文章旨在探讨闭队信任对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即团队信任是否会通过团队心理授权的中介作用对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运用相关和回归分析、结构方程建模对中国文化背景下团队心理授权与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以及团队信任的作用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团队信任对团队心理授权,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团队心理授权在团队信任和团队水平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     

我国高校行政人员组织公民行为结构维度研究

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研究,学者大多是以企业或公共部门作为研究对象,而鲜有对高校组织的研究。为了对高校行政人员进行组织公民行为研究,先后对7所高校的550名行政人员进行组织公民行为问卷调查。通过因素分析表明,中国背景下高校行政人员的组织公民行为由组织忠诚、协助同事、组织参与、工作尽职、自我发展五个维度组成。     

交易型与改造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在修正领导行为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差异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来探究交易型领导行为和改造型领导行为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员工与管理者为研究对象,共收集有效问卷155份,研究结果表明,改造型领导行为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相关性,而交易型领导行为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则不具有相关性。     

组织承诺及其中的文化思考

文章讨论了组织承诺的概念 ,提出组织承诺的结构及其要素 ;并运用态度理论阐述了组织承诺的社会心理机制和动态中的文化因素。组织承诺是成员指向其所在组织的一种心理倾向 ,其主体是组织中的成员 ;组织承诺的表现性质通常有感情承诺、继续承诺和规范承诺三种形式 ;成员组织承诺的指向是多向度地指向管理者和组织。作为一种工作态度 ,组织承诺具有态度的一般共性和心理机制 ,其中价值观与态度的关系、精神内容与行为的转换过程机理 ,说明信念和价值观是态度的基础 ;而信念和价值观是由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处的文化精神使之形成。所以 ,成员的组织承诺强度和向度具有显著的民族文化特征。     

论行政行为伦理妥协——批评与建设性的视角

行政行为伦理妥协是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面对价值选择空间时囿于某种压力做出了暂时选择较低层次行政价值的行为,它的危害表现在否定行政人员的德性、破坏正常的组织制度、营造消极的组织文化、降低公共行政的合法性。行政行为伦理妥协产生的原因包括客观存在的行政伦理困境,上级和组织的制约,行政人员缺乏伦理决策技巧。我们应该通过塑造超越性身份认同,构建道德化的行政制度,实施系统有效的救济手段,提高行政人员伦理决策技巧以及培育公共信仰、营造道德氛围等手段来压缩行政行为伦理妥协存在的空间以致最终根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