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DI的污染密集产业跨国转移研究

运用国际贸易理论对污染密集产业跨国转移现象进行了分析,并采用协整方法实证分析了外商投资中国污染密集产业对中国的环境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的污染产业转移偏好,但在部分产业中确实存在污染转移现象。根据协整分析,FDI与中国的环境污染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FDI的引进没有加重中国的环境污染。建议中国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实行鼓励、限制或禁止政策,加强对外资污染密集产业的环境监测与管理。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对外贸易、FDI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实证研究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污染产业国际转移日益频繁,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依据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于M&W污染密集型产业分类方法,利用中国200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对外贸易、FDI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FDI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我国环保政策对于防范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是积极有效的。依据研究结果,从环境规制视角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FDI是“清洁”的吗?——中国东部和中部省际面板数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急剧增加,中国环境的承载力受到严峻挑战。在"环境库兹涅茨假说"污染天堂假说"和环境竞次理论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东部十一省(市)和中部八省的七个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东部和中部的FDI的"清洁"程度进行检验。虽然各省FDI对污染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但并没有足够证据支持"污染天堂假说"。相比较而言,东部的北京和中部的黑龙江的FDI是比较"清洁"的。     

新疆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分析——基于EKC模型

产业转移带动了承接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该文采用2000—2012年度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定量测评新疆承接产业转移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表明:承接产业转移造成了EKC曲线的右移,既加大了生态环境的压力,又推迟了环境外部性内在化的进程;产业转移的规律性、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薄弱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使新疆生态环境污染加重。该文认为,新疆应通过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严格把握市场准入门槛,科学制定产业转移的承接规划,发展循环经济,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污染密集产业为何向我国转移

外商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污染密集产业大量转移到我国,造成这个局面,有客观原因,更多的是主观方面的原因。 吸引外资不考虑环保 环保意识薄弱,特别是对控制污染转移的重要性、迫切性、对污染密集产业转移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危害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利用外资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往往牺牲环保以求得经济上短期局部的“增长”。在利用外资的战略上只注重规模与速度而忽视     

高污染产业涌向中国

我国的环境状况难以令人满意,“局部有所改善,全局仍在恶化,前景令人担忧”。然而外商通过直接投资方式将大量污染密集产业转移到我国,对我国的生态环境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经济学视野中的沙尘暴治理问题

无节制的开发会导致大自然的报复.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明晰的产权安排;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要提高全社会的生态环保意识,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中要把环境保护置于重要的位置,不能走那种"先污染(破坏)后治理"的路子.在防治沙漠化和沙尘暴的过程中,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将治沙和开发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保证沙源地区进行生态建设的积极性、稳定性和持久性,才能走出宿命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字曲线"困境.     

环境规制约束下的雾霾脱钩效应——基于重污染产业转移视角的解释

分析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中国实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效应;探究环境规制约束下重污染产业转移对本地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影响;根据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特点,提出"寻找污染天堂"式转移和空间邻近式转移两种模式,并分别验证重污染产业以上述两种模式进行转移时,对周边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显著促进了本地区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且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有助于增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的雾霾脱钩效应;（2）高环境规制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影响不显著,但如果两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差距拉大将导致高环境规制强度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对低环境规制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3）重污染产业遵循空间邻近转移模式,由于雾霾污染具有强空间扩散性,导致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集聚或外迁均对本地区雾霾污染脱钩产生影响,但如果本地区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则会敦促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外迁至更远地区,降低周边地区重污染产业向外迁移对本地区雾霾脱钩强度的负面影响。     

基于国际环境的我国产业向——第三产业倾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与FDI的兴起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基于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分析了我国产业向第三产业倾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碳排放效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及双收敛假说的检验

基于动态方向性距离函数对1980-2008年我国各地区碳排放效率进行了估算,发现考虑污染遗留问题的碳排放效率不同于传统的碳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利用动态面板协整方法研究有关碳排放效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问题.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碳排放效率有了改善;我国存在二氧化碳排放效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各地区不存在碳排放效率的双收敛现象.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基于污染密集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三效应为基础,以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水平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采用1995-2009年中国污染密集产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在国际产品内分工背景下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效应,以反映产品内分工对于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产品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污染密集产业的出口污染水平,这说明产品内分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贸易的环境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在一定条件下产品内分工能降低出口贸易中的环境成本.     

苏州市污染物减排推进机制优化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苏州市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的相关数据进行处理,求出苏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峰值,认为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出现之前,如果苏州市不抓住机遇对污染物减排推进机制进行优化,将会难以实现苏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想状态;同时探讨了如何通过经济和环境的政策创新,促使苏州市尽快在当前特定的历史阶段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这一结论也适用于国内其他同类城市推出污染物减排机制的优化。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战略的理论适用性及其启示

跨国公司在确定其技术转移战略时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技术本身的生命周期从总体上制约并最终决定着跨国公司FDI的技术转移状态;二是与利润率最大化相对应的技术转移方案左右着跨国公司FDI的技术转移时机。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就会自然转移过来先进的技术,这导致了我国近年来出现FDI依赖性产业技术陷阱。今后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要有效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战略,就必须围绕技术生命周期理论具体分析跨国公司的技术产品市场特征,争取实现双赢的技术战略复合博弈格局。     

全球FDI区位转移的规律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为了寻求有利的投资场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转移国际直接投资(FDI),形成并调整着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与产业分工格局.由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机不同,成本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政策寻求型等不同类型的FDI在全球区位转移的特点、诱因和趋势也不同,FDI区位转移会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我国作为吸收FDI大国,同样要面对跨国公司撤资和投资区位转移问题.     

污染治理的规模收益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出现——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该文利用1992—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以四种工业污染物,两类环境质量衡量指标为因变量,对影响污染物排放的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各污染物的排放均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以及污染拐点的位置与污染物、模型以及环境质量衡量指标的选择有关,且以污染排放强度指标为因变量计算的污染拐点小于以污染排放量指标为因变量计算的污染拐点;没有系统的证据可以支持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的成立;与污染治理的规模收益递增的假设相反,大型企业规模的扩张显著地增加了中国的环境污染,而中小企业则无此明显的负面影响。     

异质性规制影响了FDI的环境效应吗?

加入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环境问题。学术界对于“污染避难所”效应还是“污染光环”效应没有形成一致结论。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的基础上,纳入环境规制的制度约束,从理论上分析了FDI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讨论了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邻地转移机制。实证研究方面,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从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两个方面,实证检验了FDI的环境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转移作用,结果发现:全国范围内,FDI有利于降低污染排放,尤其是固定废弃物,但没有产生节约能耗的效果;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够放大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而且会发生污染转移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随着规制内容和执行的优化,两类规制的作用效果均有所改善;区域异质性检验显示,环境规制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调节作用与总体较为一致,西部地区不明显。     

吉林省工业“三废”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EKC曲线

根据吉林省2003—2012年经济发展主要指标(以人均GDP代表)和工业"三废"主要污染物(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SO2和工业固废)排放量的统计资料,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模拟分析。通过研究发现:(1)吉林省2003—2012年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第二产业,经济与环境之间存在非协调发展问题,其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的拟合曲线并不完全具有EKC曲线特征;(2)吉林省工业废水、废气污染状况位于EKC曲线左侧,呈上升趋势,应加大力度控制污染排放;(3)吉林省工业SO2、固体废弃物污染状况开始向良性化方向发展,但仍要长时间加大控制力度,使污染跨过"转折点",防止EKC曲线的"转折点"演变成"波动点"。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给“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新动能。研究结合数字经济发展对经典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进行修正,并运用2003—2020年间的281个城市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整体上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呈现“倒U型”。（2）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并从整体上促进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顶点向原点移动,对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积极影响。（3）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的关系以及数字经济的作用,在不同区域和产业结构背景下具有异质性。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和产业低碳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也为新常态下的城市低碳转型给予了理论指引和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基于对传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扩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标,利用我国34个省级行政单位2000-2014年动态面板数据构建GMM模型,研究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符合倒U型曲线特征,且目前除了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和内蒙古以外,大部分地区位于倒U型曲线的左半段,但我国倒U型曲线的拐点出现在较低位置。环境管制、对外贸易、储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因素会对环境污染产生影响。基于此,提出加强对外贸易、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技术创新等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