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中的伦理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文化的日趋多元化,现代人的婚姻伦理问题成了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话题。本文通过提出现今社会人们婚姻伦理中突出的问题,阐述社会潮流思想对待婚姻的不同看法,分析现代婚姻中的伦理问题,并倡导现代社会和谐婚姻伦理观。     

现代婚姻伦理文化的变迁与重构

现代婚姻伦理文化的变迁与重构李学斌一、现代婚姻伦理文化的变化当今中国正处在以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变革时代，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时代，正如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中国人的婚姻生活及其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在工业化、都市...     

性别文化视阈下我国婚姻伦理的失范与重建

性别文化是建构婚姻伦理的基础,因此以性别文化为视阈,审视社会转型期我国婚姻伦理的失范现象与成因,进而探讨重建我国婚姻伦理的合理导向与主要途径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转型期我国婚姻伦理失范主要表现在越轨问题增多、家庭暴力日益攀升、各类违法婚姻蔓延等方面。这些失范现象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性别文化的影响,如性解放思想的泛滥、女性依附心理的残存以及对"妇女解放"的误解、男权主义思想的残存影响等。因此,重建现代新型婚姻伦理应以先进性别文化为基础。     

论婚姻的法律学涵义

婚姻伴随人类的发展而变化,从伦理关系演变为法律关系,婚姻在现代社会仍然是重要的法律关系。研究婚姻问题需要从婚姻法律学涵义入手,厘清学界一些争议,明确法律婚姻的几个要素:两性结合,自愿前提,夫妻身份的公示性,合法结合的社会性。婚姻在法律社会需要法律规范和法律保障,这对于维护婚姻的稳定性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     

家庭伦理新论

家庭是最现实、最直接的伦理实体和伦理关系，研究社会伦理关系，必须研究家庭伦理关系。家庭伦理关系包括三个主要方面：婚姻、家政、家族和姻戚。其中，婚姻作为实体性的伦理关系，包含两性关系的自然方面、婚姻双方的爱情和维系婚姻的礼法；家政则体现着伦理关系的实体性，是家庭伦理的实践。     

从《中国式离婚》看婚姻伦理的变迁

在小说《中国式离婚》所引发的对于现代婚姻伦理的审视中,可以看到现代婚姻在走向纯个体化行为的同时,又与市场消费化趋向之间的内在悖论,以及现代婚姻伦理的消解与重构的深度内涵,以揭示婚姻伦理的变迁。     

《潜伏者》中汤姆－汤姆的伦理选择

澳大利亚当代作家玛丽安·梅·坎贝尔的作品通常致力于挖掘现代社会的种种复杂问题。她的第三部小说《潜伏者》聚焦于女主人公汤姆－汤姆的家庭生活,以倒叙和插叙的写作手法回顾了其四十四年的短暂人生。汤姆－汤姆生长于非核心家庭的伦理环境,缺少父母关爱,在祖母自由式的教育下始终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伦理身份,在组建婚姻和家庭时总是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她以离婚终止了第一段婚姻,以沉默逃避着第二段婚姻,最后在寻求族裔身份时勇担伦理责任,终于完成了自我伦理身份的建构。通过汤姆－汤姆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良好的伦理环境对于个人认清伦理身份、承担伦理责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为当代婚姻和家庭提供了诸多借鉴意义。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婚姻道德建设

在社会转型期,婚姻关系中出现了婚姻伦理取向混乱、家庭暴力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以爱情为基础、强化婚姻关系中义务与责任等正确的婚姻道德观,这对于构建家庭伦理关系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婚姻道德建设

在社会转型期,婚姻关系中出现了婚姻伦理取向混乱、家庭暴力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复杂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以爱情为基础、强化婚姻关系中义务与责任等正确的婚姻道德观,这对于构建家庭伦理关系和推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定期婚姻契约制度设计——对婚姻契约观的另类思考

定期婚姻契约是婚姻自由的体现,符合私法自治理念,因其能缓解大龄男女滞婚及非婚同居、试婚、婚外情等社会问题,减少离婚诉讼,节约司法成本而具有存在价值。但同时,推进定期婚姻须解决好婚姻登记的变革、社会低生育率的压力、婚姻弱势群体的保护以及子女利益保护和婚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等问题。定期婚姻契约能够促进契约伦理和家庭伦理的一致,是制定或补充婚姻法律的新思考。     

试论风险社会中婚姻的风险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我国处于急速社会转型期，其风险的不确定性的表现就更为突出。婚姻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设置，同样存在风险。现代风险社会婚姻状态的不确定性提高，自我选择性增强，并具有婚姻风险地位的性别差异以及婚姻的二歧性问题。应该从婚姻的基础以及社会制度、两性交流的角度、婚姻个体的自律等方面探索降低婚姻风险的途径。     

婚姻能力及其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意义

婚姻能力对于未成年子女保护具有根本意义。通过对比"从实体性出发"和"原子式地进行探讨"两种两性结合方式下未成年子女所获身份的不同精神哲学意义,即作为伦理性的精神性定在还是自然的、主观任性的偶然产物,阐明婚姻能力对未成年子女成长的深远影响,指出当前社会未成年子女问题的关键在于其父母婚姻能力的缺失,认为通过学校教育的系统伦理训练、社会舆论风尚的引导和婚姻家庭伦理援助政策的积极介入,拯救和提升个体的婚姻能力,构筑家庭伦理安全,是解决未成年子女成长问题的根本方法。     

基督教伦理与西方世界的兴起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多种历史因素的产物，文章从社会伦理学角度认为西方世界的兴起与基督教伦理息息相关。基督教伦理有在西方世界兴起的合理内核，基督教伦理在这里包括救助伦理、婚姻伦理和经济伦理。这三者在西方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保证着社会的稳定，因此它有力地支持着近代西方世界的兴起。     

浅谈简·奥斯丁及其代表作《傲慢与偏见》--观其婚姻观

通过简单介绍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丁自身的一些情况、写作手法及其在文坛上的地位，再加之其代表作《傲慢与偏见》中婚姻家事的描写，展现简·奥斯丁的婚姻观--爱情、伦理和道德兼顾；要明确婚姻的优劣标准；对待关系到终身幸福的婚姻，一定要严肃而谨慎，切不可当作儿戏，也不能为表面上的光鲜美丽所迷惑；恋爱、婚姻都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建构

追求和谐正义的社会伦理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当下，中国社会的伦理焦点正从单纯不平等问题转向对社会不正义的关注。同时，还面临着生态伦理严重失序、个体道德责任意识普遍缺失的困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精神，坚持时代性与传统性、本土性与全球性结合的原则，建构基于正义的现代制度伦理和现代生态伦理秩序。深化市场化改革，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充满辛酸的人道主义归途——对许地山《春桃》再浅析

作品反映了作者对底层民众的真正关注、了解,重在塑造春桃这个扣人心弦的女性形象。小说《春桃》中＂一女二男＂的婚姻模式有悖于＂神性爱＂这一个古往今来文学作品的传统母题;李茂、刘向高在伦理婚姻观念上沿袭着中国传统伦理婚姻的重负,春桃具有新的伦理婚姻观念因素,但现代伦理婚姻观念的光芒始终遮不住春桃传统的观念。最后,人性善和人道主义的情怀,使三人冲破了一切传统封建伦理观念和风俗习惯的束缚,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小世界,这种善良的人性人情寄托了许地山人道主义的关怀。     

黑格尔政治哲学中的家庭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关于家庭的思考在他的政治哲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本文认为,黑格尔强调婚姻和家庭对于伦理———政治的奠基作用。伦理的形式既包括主观环节,又包括客观环节,唯有客观伦理才是永恒的,调整着个人生活的决定性的力量,而家庭是客观伦理的第一个环节。黑格尔批判了现代社会最为常见的三种婚姻观,在思考婚姻的基础及其伦理意义之时,他不是断然地拒斥爱、性和任性,而是试图建构一种新的家庭伦理,把这些随着人类历史的展开而出现的新的因素涵括在其中。这一切都体现在“婚姻是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这一论断之中。黑格尔还论证了家庭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对于代际伦理生成的重要意义。最后从黑格尔的差异原则和性别原则出发回应了女性主义的批判。     

市场经济中的“信”伦理与“信”制度

信伦理和信制度是在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层，信伦理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主要强调信伦理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信关系和诚实守信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信制度则属于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的范畴，主要强调制度建设及其惩戒和规范作用，以限制和约束背信，欺诈等行为，两个层面都讲信，两个层面有机结合，应该是现代社会关系追求的目标。     

婚姻非契约的法哲学分析——以黑格尔哲学为资源

契约婚姻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一种流行的观念,然而婚姻和契约有本质的区别,婚姻并非契约。通过分析和比较黑格尔关于契约和婚姻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处于意志自由的不同实现阶段,后者是对前者的扬弃。契约的缔结出于任意性,而婚姻则从实体出发,是对任意性的扬弃。契约中的共同意志相对于婚姻中的普遍意志而言只是特殊形态的特殊意志。契约的客体只是外在物,而婚姻的客体则是伦理实体。这决定了契约关系是人际关系,而婚姻关系是伦理关系。契约婚姻是对婚姻伦理实体的消解,是没有精神的。这一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婚姻的伦理本质,有助于维护婚姻关系和家庭的稳定,并增强家庭成员的幸福感。     

现代技术发展的伦理考量

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对人类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引发了人们对许多伦理问题思考。现代技术价值使技术与伦理发生联系，并使技术发展冲击传统伦理成为可能．它促使人们在反思传统伦理的基础上，建构保证技术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的道德规则和职责——技术伦理。建构技术伦理要考虑到人类自身伦理和人类社会伦理的建设问题。其中，前者主要是指培养和提高技术发明家、技术使用者（如公众等）和技术观察者（如技术评估和评论家等）的伦理素质，后者主要由公众、企业、政府等来完成。